的问题必定会影响真实经济，而当真实经济出问题时，整个经济必定处于动荡之中。因此，如何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也是金融监管的大事。
中国的改革进行到今天，金融放开也成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但如何放开、什么时候放开，放到哪一步，比放开本身要重要得多。在放开过程中，我们缴点学费也是难免的。但是，注意研究各国放开中的成绩与问题，尤其是从当前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更多教训，学费便可以缴得少一点。
救经济先救信心
对未来经济的预测，尤其是经济信心，对实际经济影响相当大。当年凯恩斯就曾说过，如果资本家由于某种原因对未来失去信心，减少投资，就可能引发一场经济危机。他对某种原因的分析还很不深入，但经济信心的丧失的确会加剧危机。当大家都捂着钱袋舍不得花钱时，已经出现衰退的经济岂不雪上加霜？
所以，拯救经济必先要拯救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只要有信心，人们就可以战胜一切困难。当年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意义正在于给抗日处于最艰难时期的中国人民以战胜日本侵略的信心。今天在中国经济遇到最困难的时候，拯救人们的信心也是当务之急。
信心来自预期。预期的形成一是来自个人本身的经历。在经济危机中，遭遇收入减少甚至失业的人会形成悲观情绪，失去信心，这一点也不奇怪。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种经历。对更多的人来说，信息还来自媒体，媒体的宣传对人们的信心有极大的影响。一个人也许并没有受到经济衰退的什么影响。但是媒体扩大衰退的信息，也会使他对未来悲观起来。
媒体对公众预期的形成和信心极为重要。当然，这绝不是说，媒体要报喜不报忧，像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那样，尽管连饭都吃不饱，还讲形势大好。那种骗人的信息最终只会帮倒忙。媒体要让人相信，首先要给人正确的信息。正确的信息是要有选择的。我觉得国内一些媒体引用国外媒体的报道，把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灾难扩大了。比如有媒体引用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话，说这次金融危机是百年来未有的。尽管格林斯潘是名人、是权威，但这话并不正确。起码它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那么严重，而30年代距今也不到百年。国外的媒体是與论多元化，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不能一概引进，要选择正确的，这方面媒体应该有判断力。中国的媒体不能成为国外媒体的翻版。
国内学者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可以畅所欲言，但也不能追求言论独特引人注目。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应该有责任感。起码说话要有根据、有分析。比如，用一些出口型中小企业的破产，用一些本来就有问题的企业破产来说明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欠妥当。把问题讲得过分严重，忽略了基本点，会使人们不自觉地悲观。有些看法作为个人之见，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讲，但绝不能扩大到公共媒体上。
当然，振奋人们信心的还在于实际行动。应该说政府支出4万亿的计划是可以振奋信心的。但人们还要看结果。因此，媒体对这个计划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实施情况，应该及时给以正确的报道。讲得太抽象了，让人难以相信。只讲好、不讲问题，也难以让人相信。
我并不主张“與论一律”，但认为主流媒体，尤其是电视新闻还是要有正确的导向。这种正确的导向就是要让人对战胜经济困难有信心。不能像吓小孩子那样扩大问题，也不能用虚虚实实的信息来误导公众。在媒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引导公众的信心，不可等闲视之。
消灭城乡差别之路
儿时生活在农村，长大后对*共产主义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极为向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年，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离消灭城乡差别的理想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以后，我们应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呢？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农村人口占到全国人口的５0％以下。这表明，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这种转变不是农民当“候鸟式”的农民工，而是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住房，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也开始了这一转变过程，但远远未完成这一过程。要加速这一过程除了户籍制度的改革之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要给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绝不是发展制造业和增加出口所能解决的。就业最大的部门在服务业。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的70％以上，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80％以上。中国的服务业仅占GDP的三分之一，服务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大。这是将来吸收农民最有潜力的部门。从企业来看，吸收劳动力最大的并不是现代化的大企业，而是中小企业。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就业极其重要。这些道理并不高深，但在现实中，一说保增长，就是投资于大型项目，就是支持国有大型企业。看来，我们应该按增加就业的思路来调整产业结构，把就业而不是增长作为目标，从而真正实现富民。
农民的就业不仅取决于机会，还取决于他们的能力。“失业与空位并存”是当前中国失业，尤其是农民工失业的一个重要特点。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民的就业能力。许多地方对农民进行就业培训，这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比这更重要的是基础教育。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之前，成人识字率已达70％以上。政府始终重视基础教育。我参观过瑞典一所百年前的小学，其设施比中国现在许多小学都要强。农民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可以迅速拥有在城市就业的一技之长，而且能更快地适应城市生活。我们农村不少基础教育是有“量”而无“质”，这更加大了农民就业的难度。教育不是消费，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农民，这种投资更重要。
当然，无论有多少农民进入城市，一个社会总还要有农业，仍然有人当农民。所以，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民收入的增加，从根本上说还在于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还在于走规模经济之路。不过这种规模经济不能走强制式的合作化之路，而要走市场化之路。市场化之路就是在产权明晰的基础上进行土地兼并，实现大农业。兼并者是利用土地效率最高的人。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引进各种现代农业技术与设备，实现高效率的现代农业。这一过程可以由农民进行，也可以由企业家进行。有实力的企业家进入农业，让农民成为农业工人，提高经营的集约程度，是增加农业收入的一种好方法。小农经济永远只能在贫困线上挣扎。
我们以上所讲的是长期中消灭城乡差别之路。这条路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但实现起来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需要一些能“立竿见影”的政策，让农民享受到实惠。这首先要提高农产品价格，不要农产品一涨价就反通胀。农产品涨价并不是通胀。中国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并不高，农产品涨价有利于农业的稳定与农民收入增长。但应该注意的是，农产品涨价的好处并没有归农民，而是富了各个流通环节。因此需要用市场化的思路理顺农产品流通环节，保证农产品涨价增加农民收入。
在市场经济中，农民是弱者，要改善农民的状况还需要政府的直接扶植。各国都把财政支出的相当一部分用于支付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我们也应加大财政对农民支持的力度，如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投资于农村的基础设施，支持农业科研等等。中国农村发展极不平衡，对贫困地区的农村尤其要加强政府扶植的力度。
农业部领导坦言“农民增收不可高估，城乡差别仍在扩大”，也表明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希望这种关注变为现实的政策措施，在消灭城乡差别之路上迈出一大步。
能埋葬凯恩斯主义吗（1）
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之下，凯恩斯主义再次复活。各国政府都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甚至直接操控经济。有的国家领导人，如澳大利亚的总理陆克文把金融危机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要把“经济建立在国家干预的基础之上”，并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则痛诉国家干预之害，主张要“埋葬凯恩斯主义”。
当然，凯恩斯主义是埋葬不了的。凯恩斯能在经济学史上留得大名，并长盛不衰，还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有突破性的贡献，即使从今天来看，称之为“凯恩斯革命”也不为过。经过了七十多年的考验，凯恩斯也不是那种浪得虚名的经济学家。
凯恩斯不是象牙塔中的学者，但他的贡献是在理论上。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并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微观与宏观之分，既研究经济增长，也研究企业、价值、成本等问题。继承斯密古典经济学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他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对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并不担忧，因此经济学的研究集中于今天所说的微观部分。但是，20世纪之后在经济学的大本营英国，整体经济出现了停滞，尤其是30年代的大危机打破了绝大多数人对市场机制的迷信，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涉及整体经济运行的宏观问题。凯恩斯在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就是建立了宏观经济分析体系。尽管凯恩斯的宏观经济体系是以短期的总需求分析为中心的，但却是以后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开端。应该说，今天的宏观经济学已经比凯恩斯的体系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基本框架仍然是凯恩斯的。把凯恩斯的宏观理论体系作为现代经济的起点，作为经济学史上的里程碑一点也不过分。他分析宏观经济时所用的许多概念如今已成为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我们仍然在使用。
凯恩斯还解决了新古典经济学所没解决的问题，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分为货币与实体经济，这两部分又互不相关，被称为“古典二分法”。凯恩斯用利率把货币与实体经济，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深化了我们对货币在经济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使经济学上升到一个新层次。尽管这种工作最早是由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进行的，凯恩斯还不算具有原创性，但他对魏克塞尔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还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通过凯恩斯的著作，这种理论才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传播。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有了这两个贡献中的一个，他就会是不朽的，何况凯恩斯是有两个。我想要“埋葬凯恩斯主义”的人也绝不是要否认凯恩斯的这些贡献。他们要埋葬的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应该说，凯恩斯本人是一个务实的政策官员，他要解决的是现实的经济危机问题。他建立宏观理论体系的目的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因此，从这一理论体系中引导出政策结论是必然的，甚至可以说，他的理论是为政策服务的。这才符合他作为官员而不是学者的身份。
说真心话，我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长起来的，经历了这种体制给民族、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对这种体制深恶痛绝，由此对一切国家干预，包括凯恩斯所主张的国家干预，都有一种本能的反对。在经济学中，我是市场经济的坚定“粉丝”，甚至以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自居。我也深知，凯恩斯并没有把国家干预作为基本国策，他的国家干预只是在经济遇到极大困难时的一种应急措施。问题是后来的凯恩斯主义者（称为“主义者”，多半是某位伟人思想的歪曲者）把这种应急措施长期化、普遍化了。因此，要埋葬的不是凯恩斯本人的思想而是那些“主义者”的发展，即凯恩斯主义。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能埋葬凯恩斯主义吗（2）
就我的愿望而言也是希望埋葬凯恩斯主义的，希望没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粗暴干预。又是调整财政政策，又是调整货币政策，调来调去，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但我也知道，在现实世界中这是一个永远也不能实现的梦，甚至这样说说都有点痴人说梦。决定这世界运行的既不是人民大众，也不是那些天真的经济学家，而是政治家。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受欢迎，之所以不仅埋葬不了，反而还会发扬光大，就在于它迎合了某些政治家，或者说官员的需要。凯恩斯本人也是官员。
国家干预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掌握国家命运的官员都是精英，尽管他们有时也自称是“小老百姓”，但骨子里他们却是以精英自居的。凯恩斯出身于贵族世家，从来没有把自己混同于“老百姓”。他的国家干预隐含的前提是“哈韦路假设”。哈韦路是英国剑桥市的一条街，这里住的都是政府官员与上层人士。哈韦路假设是指这里住的人既有为社会之心，又有治国之能力。由这样的人去干预经济，在经济危机时自然能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承认国家干预的合理性，就是承认由精英官员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所以，政府官员是不愿意承认市场机制的完善性的，即使在不得不承认市场机制之作用时，也总是强调它如何有缺陷，必须由政府官员来干预。这就是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已被证明为蠢事的干预经济勾当的深层次原因。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受欢迎正是由于它迎合了某些官员这种有意无意，习惯成自然的心态。
从现实的政治来看，任何官员的任期都是有限的，无论哪一种政治体制下，官员都在追求业绩，希望自己在当政时期有良好的政绩，留下好官的名声。这种名声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经济状况。所以，平时都希望用各种手段刺激经济，在经济危机时，就更要不惜用一切手段抢救经济，而不管长期的后果如何。这就像医生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病人，而不管留下什么后遗症一样。当然，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官员关心社会稳定，经济出了问题，社会动荡，官员当然要不惜用一切手段来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这也没什么不对的。
政府这种干预经济的想法和做法也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群众都希望经济繁荣，从而使自己生活富裕而稳定，政府刺激经济的做*受到绝大多数人的欢迎。而且大多数群众也是“近视”，只管现在过得好，哪管以后洪水滔天。尤其在遇到经济危机时，受冲击最大的是平民百姓。他们希望早日摆脱困境，但自己又无能力，只好寄希望于政府。所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遇到的阻力并不大，在经济危机时采用各种措施，无论以后会有什么恶果，只要能看到眼前的利益，就会受到极大的欢迎。反对者只有哪些信仰自由主义的少数人。能认识到国家干预恶果的永远是少数人，他们在社会上的力量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他们对国家干预的批判也只能淹没在群众叫好声的汪洋大海中。
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都采取了干预经济的做法，不能说没有成就，但也留下了恶果。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引起了美国70年代的滞胀，90年代格林斯潘刺激经济的政策正是这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起源。尽管如此，但国家干预由于有精英官员与无知公众的支持，仍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尤其在以后遇到经济危机时，还会不断登台亮相。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是功，但主张国家干预是过。不过罪不在他。国家干预是有深刻经济与社会基础的，没有凯恩斯也会有其他“斯”。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