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格波动风险
对于大多数石油进口国来说，由于石油处于经济产业链的顶端，油价波动会影响到一国国内的物价水平，进而对一国的通货膨胀率、消费价格指数、国际收支以及进出口贸易等宏观经济指标都产生较大的影响。油价上涨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商品价格上涨、消费价格指数上升，进而导致一国通货膨胀。石油进口成本增加，本国商品出口受挫，更会引发国际收支不平衡等。
从世界范围来看，本轮油价上升周期没有发生支付能力的危机。所谓支付能力，通俗地说就是一个国家是否能买得起石油，即石油消费国弥补石油贸易逆差的能力如何。石油消费国当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有某些甚至多个国家支付能力出现问题，其贸易盈余不足以弥补石油贸易逆差，那么就很可能造成石油供应的中断，石油美元的循环也无法完成。如果这些石油消费国在国际资本市场借入外债来维持其石油贸易的支付能力，那么债务危机就会发生。庆幸的是，当前世界各国经常项目赤字状况与石油危机时期明显不同。石油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的石油贸易存在巨额逆差，总体却没有大量负债，但是不从事石油出口贸易的发展中国家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使石油美元停止循环，结果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灾难性的债务危机。目前，发展中石油消费国经常项目赤字总额占它们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比重小得多，而发达国家的经常账户呈现巨额盈余。美国虽然是庞大的债务国，但其信用程度比较高。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世界经济陷入严重石油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但也应该看到，油价的上涨给世界经济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IEA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认为，创纪录的高油价将使2005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常账户缺口都将有所扩大。他认为，目前的国际油价已经超过了世界经济可承受的每桶50美元的“警戒线”，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遭受创伤。Alexander给出了判别油价高低的一个价格标准，即高于45美元/桶为高油价，低于35美元/桶为低油价，在35～45美元/桶的区间内为正常油价。不过，如果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并按照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国际油价要达到80～90美元/桶的位置才能与历史最高点持平。可见，现在的油价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即使达到80～90美元/桶的名义价格，由于在过去15年里全球能源消费减少49％，世界经济对石油依存度下降38％，高油价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9）
尽管如此，国际油价上涨还是给中国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以2005年为例，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抑制经济增速，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的测算，2005年国际油价上涨将导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减缓～个百分点，国内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个百分点，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上涨～4个百分点。第二，国民财富净溢出上千亿元。单纯由于涨价因素，相当于1 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国民财富转移到产油国和国外石油巨头手中。第三，增加居民消费支出。第四，加大相关企业生产成本。第五，恶化中国外部经济环境。客观地说，作为需求大国，中国正在以其强大的支付能力为世界承担高油价的部分成本，防止了石油危机的发生。中国拥有大量的经常项目顺差，足够弥补石油贸易的巨额逆差，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又有很大一部分回流到了美国市场，这就实现了美元的循环。所以说，中国以其良好的信誉和强大的支付能力为国际石油贸易平衡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进口的能源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又出口到了国外，即能源再出口的比例较大。据李众敏、何帆的估计，中国的石油进口中有大约20％以上是为其他国家进口的。并且，中国与个别国家之间能源再出口比例可能呈逐年扩大趋势。以美国为例，中国的主要能源产品对美国的再出口水平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如2002年中国煤的再出口比例为23％，而对美国的再出口比例为40％；2004年中国天然气的再出口比例为37％，而对美国的再出口则为45％。中国的石油进口中，至少有24％是为美国的消费者进口的。按中国2004年每天进口原油290万桶计算，中国每天为美国进口的石油为万桶。
能源再出口比例较高意味着中国要确保支付能力的可持续性，并要努力保持稳定的能源进口渠道和价格，尽可能地避免国际能源市场的不稳定性对宏观经济造成冲击。同时，中国对美的高能源再出口比例也给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扩大合作、减少冲突提供了契机。
石油成为被投机的金融产品导致价格脱离基本面。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的发展速度很快。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20％。当前，国际市场上仅对冲基金就有8 000多只，约持有1万亿美元的资产。国际市场充斥着数量庞大、行踪神秘的热钱。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股市走牛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出现货币金融危机等皆与此有关。张宏民等指出，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衍生工具，石油期货交易的迅猛发展使得石油价格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石油商品的供求关系的束缚，而呈现出其独有的价格运动规律。陈淮指出，国际套头基金之所以选择石油作为炒作的对象，主要是因为石油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弹性都很小。一方面，石油生产受到资源赋存和产能建设条件的制约，不可能随着石油价格的波动而快速调整产量；另一方面，石油的不可替代性，使得消费者在石油价格波动时也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能源，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波动带来的损失。石油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油价波动的反应都需要一段时间，这就给了国际套头基金以可乘之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10）
（二）可获得性风险
稳定的石油供应意味着经济维持长期稳定的增长获得了稳定的动力来源，政府的石油政策带有谋取国家利益的色彩，因而旨在获得稳定的石油来源的石油政策成功与否成为政府存在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也是一国石油政策的核心目标。以石油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界则通过“院外游说”活动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以谋取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其获利行为依赖于本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因而它们有动力积极影响对外政策的决定。油价过高对于一国经济的影响很大，甚至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石油需求部门在面临高油价的时候往往也会给政府施加压力，使得政府能够通过对外政策调整维持油价的稳定，进而维持经济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政府实际上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其对外石油政策经常表现出围绕核心目标的摇摆。这种摇摆取决于国内各方利益集团的博弈，也取决于它们给政府施加压力的大小。石油消费国为了保证本国长期的能源供给竞相储备，或者限制本国开采量，或者进口石油等，加剧了全球能源的紧张局面。按照IEA的要求，各成员国家的战略石油储备应该不少于上年90天的平均进口量。实际上，各成员国的战略能源储备都超出这一水平，日本、德国的战略能源储备分别为169天和127天（2001年数字）。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国。
在国际市场上，由于气候变化、地缘政治等因素而产生的供给中断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依靠自给自足来维护能源安全。泰坦伯格则针对尼克松的“自给自足计划”指出，自给自足不能解决能源安全问题。他认为，由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成本低于自给自足所引发的成本。首先，禁运不一定会发生，也许永远不会再发生。对禁运所产生的损失的预期取决于禁运发生的可能性，以及禁运的程度和持续时间。从利益冲突小的国家进口比较安全，这也是美国如此关注墨西哥的石油资源的缘故。其次，可以采取措施来降低由进口引发的国家安全成本，建立战略石油储备是一种临时措施。不过，即便建立了充分的石油储备，安全成本也不会为零。再次，加速国内供给量会使未来消费者的资源拥有量减少，从而增加使用者成本，解决了短期的脆弱性却给未来带来了更加严重的问题，未来的国家安全成本会更高。
在目前的世界能源格局下，既然存在一个国际市场，中国是可以以市场价格购买到所需能源产品的，维持供应来源的稳定性有以下几种渠道。
第一，直接投资。其好处是主动权在握，风险在于东道国的政治社会环境通常不稳定。作为消费大国，中国在全球寻求稳定、多元的能源供应，会被视为加剧了能源进口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弱化了原有能源进口国的谈判能力而增加了出口国的谈判筹码。同时，与中国进行合作的能源出口国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的传统盟友，中国涉足与这些大国盟友的能源合作往往会被视为对大国传统地缘政治利益的侵犯。比如，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能源合作就被视为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与中国进行合作的能源出口国也有许多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视为“问题国家”，如伊朗、苏丹、阿曼、也门等国家。假如这些国家出现了内战、*和危机，中国是该对此进行谴责和批评，还是默认和不表态？中国是该选择和当地原有的政权合作，还是支持可能上台的新势力？在和这些国家合作的时候，中国明显地缺乏改变这些国家行为的能力，也缺乏和这些国家讨价还价的王牌，因此可能会因为能源安全问题把自己置于尴尬的“人质”境地。
世界能源格局与中国的能源安全（11）
第二，股权投资。其好处是价格波动风险得到一定补偿，但生产的决策权不在我们手里。而且，股权投资越来越受到双边关系的影响。没有双边关系的稳定，股权投资几乎不可能。
第三，战略储备。一定程度上它规避了价格波动和供应风险，但维持成本较高。目前存在战略储备与平准库存两种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是在战争或自然灾难时以保障国家石油的不间断供给为目的，而以平抑油价波动为目的的石油储备是平准库存。战略储备体系考虑市场化的因素，但其本身是服务于国家能源安全的，几乎不盈利。战略储备的主要经济作用是通过向市场释放储备油来减轻市场心理压力，从而降低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的可能，达到减轻石油供应对整体经济冲击的程度。对石油进口国而言，战略储备是对付石油供应短缺而设置的头道防线，但其真正的作用不在于弥补损失的进口量，而在于抑制油价的上涨。
第四，市场即期采购。它无法规避价格波动风险，但可以避免东道国的政治变动风险和储备成本过高问题。即期采购会将长线需求在短期内迅速释放，从而客观上为国际炒家提供了做多“中国题材”的机会，“能源威胁论”因此产生。由于无法借助期货市场实现风险规避和对冲，在国际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的时候，抛开国际市场，发展同能源生产国的双边关系乃至结盟以获得稳定供应来源就成为必然选择。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对中国更加重视“纳入囊中的油田”而不是“灵敏而稳定的市场”耿耿于怀。越是如此，我们就越觉得不够安全；越是觉得不安全，就越对国际市场体系没有信心；越是没有信心，我们与其他能源消费国之间的争夺和冲突就越激烈。
与世界石油资源的分布相比，石油运输线的分布更加不均匀。近东石油管道的历史证明，从1931年世界第一条石油运输管道开始使用到现在为止，八条国际能源运输管线中的每一条都曾经（至少一次）被关闭过。多数情况下过境运输出现的问题都与政治原因有关。
从波斯湾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线对中国来说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中东的石油。但是，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和海外军事基地保障这些石油进口航线的安全。过境运输国之间还存在着为争夺油气和电力出口运输线路的竞争关系。过境运输国的经济利益在于从提供通过本国过境运输能源的过境运输服务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在实践中，过境运输国的利益会与能源出口国的利益相抵触，尤其是在过境服务费用问题上。此外，在保障过境运输的安全和自由方面，出口国和过境运输国之间的利益也会相互抵触，例如缩减能源和实行人为封锁（如海上封锁、港口封锁）等。
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方，因此，陆路管线的过境运输问题不突出，陆路能源输出国主要是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中国是俄罗斯出口天然气到朝鲜、韩国和日本的潜在过境运输国家，陆路油气的潜在过境运输国家是蒙古。中国过境运输问题主要集中在海路上，即“太平洋航线”。目前，在原油进口当中，75％来自中东、非洲，10％来自南美，其余部分分别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其中80％以上的原油进口要经过马六甲海峡，也就是说，中国原油进口的过境运输严重依赖马六甲海峡。马六甲海峡是国际政治中的敏感地区，其临近的中国南海海域海盗活动频繁，又是事故多发地区，因此，如何降低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就成为中国对外能源合作的重点之一。目前，主要有两条运输通道正在考虑合作建设以分散中国的能源运输风险：一条是通过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或者是运河方案，或者建造输油管道；另一条是缅甸通道，即由缅甸的实兑港修建运输管道直达中国昆明。尽管关于两条通道的建设还存在诸多争论，但我们认为，多一条运输线中国就多一份主动性，少一份脆弱性。
除航道问题外，运输还涉及运输能力和运输工具。中国2005年年进口原油亿吨，成品油3 000多万吨。2006年中国原油进口将超过亿吨，预计到2010年进口原油将超过2亿吨。这些进口原油和成品油主要依靠海运。由于运力不足，目前国内油轮承担的运输量不足1/5，其余全部依靠外轮。一旦出现政治风险，大国可能不会选择封锁运输通道的方式，但很可能对承担中国原油运输任务的外国运输公司进行经济制裁，这就等于封锁了中国的运输通道。预计到2010年后，中国进口的原油和成品油将有50％由国轮运输，石油运输安全问题将得到有效改善。
通过对油价波动和世界能源格局演变历史的总结和回顾，我们认为油价波动既是国际市场供求双方博弈的结果，也是“大国”关于石油利益分配的政治安排。油价波动既反映了国际市场的供求结构，也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权力结构。世界能源格局的演进反映了两大国家集团之间“权力”的消长。斯特兰奇指出，能源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是权力运作的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并且，没有可靠的能源供应就无法获得安全和财富。
中国维护能源安全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现有的世界能源格局并寻找自己的位置，不公开挑战、不试图打破既有的能源利益分配。在维护能源安全方面，中国可以有所作为，也必须有所作为。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本项研究可以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