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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式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尽可能降低整个社会为改革所付出的成本，减缓改革的阻力，避免激烈的社会动荡，确保改革循序渐进地推进。渐进式改革的重要特征在于：在改革的推动力量方面，强调政府在改革中包括在市场经济建设初始阶段中的主导性作用；在改革的策略安排上，除了对一些非改不可否则改革进程就要陷入停顿的旧体制进行直接改革的情况之外，对于大部分的改革任务从总体上讲应本着先立新、再破旧、以新代旧的策略进行，换言之，在一定的时期之内，允许新旧两种体制并存，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板块均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中国的社会分层定型化过程是同改革进程的成功与失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政府在渐进式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政府的发展观、偏好以及具体做法等都会在国家政策、制度层面上对整个中国的社会分层定型化过程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缺乏“常态”制度的条件下，就其实际功能而言，政府的这种影响在改革的初期几近等同于正式制度的替代物。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政府的行为取向对于消解以往的同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分层结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不过，在90年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受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在理念、发展观以及具体做法等方面没有进行与时俱进的重大调整，因而出现了某些失当。这些失当对中国的社会分层定型化过程造成了一些负面效应。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便是政府目标和行为取向的失当对于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现象起了某种助长的作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6）
1。 政府目标取向的某种错位，导致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现象的出现
社会政策，是指立足于社会公正，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安全、改进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的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的行为准则、措施、法令、条例的总称。有的学者倾向于认为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需求，还有许多学者更倾向于社会政策主要是政府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采取的行动。对于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来说，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缺一不可。经济政策固然十分重要，但是，如果只是强调经济政策而忽略了社会政策，以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那么，这样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健全的社会，而只能是一个少数人受益、多数人的基本尊严和基本生活水准无法得到保证的病态社会，是一个社会焦虑不断加重、社会问题迅速增多、社会整合程度不断降低的低质量社会。
在改革开放以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没有重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而是十分热衷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度增长。人们往往把发展问题归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进而又将衡量发展成功与否的尺度也归于一个经济发展的高速度问题，亦即GDP的高增长率。人们简单地以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自然推动力，只要把经济搞好，其他方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进步。换句话讲，要想使整个社会尽快改变面貌，就必须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些年来，整个社会似乎是患上了经济饥渴症，染上了一种经济偏好症，一切都以经济为纲，经济成为优于其他一切领域的事情。一时间，经济效益问题成为一切事情的判断尺度和评价标准。在这样的目标取向或者是发展观的引导之下，政府必然会只是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本来，重视经济政策并没有错，但如果同时轻视了社会政策则是极为有害的。因为，一旦失去社会政策的屏障，那么，社会的主要群体就必然会出现弱势化的情形并引发其他许多社会问题。
2。 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错位又进而造成一些行为方面的失当，其中最为明显的问题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的政府，应当是为公众提供有效服务的公共管理机构。但是，对于这一点，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看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我们在尽力扮演一个“全能型政府”的角色，试图事无巨细地统领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方面的事情；而在改革开放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又在试图扮演一个“经济型政府”的角色，而取代企业家群体以及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无论是“全能型政府”，还是“经济型政府”，尽管都曾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但是都不能够适应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程度日益提高的中国社会。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政府是通过公共投入等途径来履行自身职责的。公共投入的基本目的是要满足公众的需要，而公众的需要是分为不同层面的，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梯度性排列情状。其中，公众的基础性需要也就是基本民生方面的需要是最为重要的需要。所以，就公共投入的顺序而言，应当以民众的基础需求为基本着眼点，应当以基本民生问题为优先发展对象；而且，公共投入应当是为社会成员提供“一般性”的公共消费物品，而不应当是“奢华”的公共消费物品。反观中国现实社会中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十分不合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错位，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却小得可怜。同世界主要国家的情况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例是最低的（见表1，略）。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7）
再以扶贫解困为例，2003年是公认的对城市贫困群体援助力度最大的年份，有930万个城市居民家庭、2 万人的城镇居民直接受益，进入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范围。即便如此，实际上的政府支出也只有151亿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则是不合理、比重过大的公共投入。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国家财政在一般公务方面的支出比重过大。我国政府在一般公务方面的财政支出比重高达，这在各个国家当中是最高的（见表2，略）。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 000亿元之巨。另外还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国家在一些属于“豪华”性基本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入，例如，近年来国家花费了12 000亿元左右的资金建成了30 000公里的高速公路，各地拟斥资2 000亿元建设城市地铁，上海准备投入4 000亿元以上的资金迎接世博会，等等。我们并不是说这些项目都不重要，而是说这些项目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类似于社会保障、扶贫解困、义务教育以及公共卫生等那些直接关系到基本民生的大事情。
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社会群体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面临着大量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所以，一个社会的正常存在和顺利发展，有赖于一个前提的存在，这就是社会安全网。而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又有赖于公共投入的力度和投入结构本身的合理与否。无疑，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问题之所以出现并日益严重，原因有很多，财政总实力的不足固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恐怕是政府自身定位的错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的主要表现
中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同时经受着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双重困扰
一般来说，在经济水准比较落后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多体现在绝对贫困方面；在经济水准比较高的国家与地区，贫困问题则多体现在相对贫困方面。贫困的测量基于资源和需要的比较，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拥有的资源低于贫困底限，那就是贫穷的。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测量首先取决于贫困标准的确定；其次取决于等价尺度，亦即对于相对贫困来说，适用于不同人群的贫困线在哪里需要调整。
1978年以前，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的社会成员处在一种“皆贫”的状态之中。在当时，经济十分落后，这就不可能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摆脱绝对贫困的状态；而计划经济体制与极“左”思潮的合二为一，又使得中国社会成员的收入与消费水准呈现出一种“整齐划一”的情形。于是，整个中国社会便表现为平均化的绝对贫困，就总体而言，相对贫困问题并不是很明显。世界银行在对农户的纯收入和城镇户的生活费收入加以调整后，估算出中国1981年的基尼系数为。而中国现阶段的贫困问题迥异于大多数国家与地区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目前中国既存在着一个较为庞大的绝对贫困者队伍，同时也存在着人数日益增大的相对贫困者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反贫困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中国的绝对贫困人数大幅度下降。西方大多数观察者也相信，中国过去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增长，给绝大多数的绝对贫困者带了极大好处。但是，还应看到，由于社会与经济的不协调发展，由于社会政策的缺位等原因，由于政府对公共事业的不重视，中国现阶段绝对贫困人数下降的趋势开始减缓，在有的年份甚至出现反弹的情形（见表3，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8）
相对贫困的主要特征是社会的“相对剥夺”。相对贫困现象主要是由社会经济资源占有与分配的不公正造成的。相对贫困与相对剥夺感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在相对贫困的基础之上势必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而相对剥夺感则会强化人们对于相对贫困的感受。具体到当今中国社会，大多数群体有着一种比较深切的相对剥夺意识，涉面比较广泛，特别是社会的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从表4（略）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现阶段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相对剥夺感，就连权力阶层和专业阶层也不例外。不过在城市所有的阶层当中，社会的主要群体——工人阶层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方面相对剥夺感的程度是最高的和次高的，差值分别为和。这种现象为中国1949年以来所仅见。
（二）劳动权利的维护处在十分弱化的状态之中
劳动权是劳动者最为重要的权利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基于不同的经济利益取向，工人与企业管理者之间必然会发生种种纠纷和冲突。所以，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中，对于劳动权的维护问题便成为工人阶层极为关注的一件事情。尤其在中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初期，由于法制的不健全，由于不少企业管理者为追求超额利润而过分地损害工人的利益，因而工人对于自身劳动权利的维护也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
从各级劳动仲裁部门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的情况这样一个侧面，我们可以了解中国近年来工人维护劳动权利的情形。据1998～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从1997年到2002年，中国的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迅速增多，每年的增幅在10％以上，短短的6年当中，即从1997年的71 524件增加到2002年的 184 116件，其数量增加了1倍以上。在劳动争议受理的案件当中，占第一位的是由劳动报酬引发的劳动争议，其百分比为，占第二至第四位的分别是由保险福利、解除劳动合同、终止劳动合同所引发的劳动争议，其百分比分别为、、。
在劳动纠纷迅速形成、工人的劳动权利容易受到侵犯的时期，特别需要以维护工人基本权利为己任的工会组织出面同“资方”交涉、谈判，对工人进行帮助，提供有力、有效的支援。但是，恰恰在这样一个时期，工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不小的程度上出现了“缺位”的情形。表5（略）说明，就绝对数量而言，20多年来工会组织有了明显的发展：工会基层组织的数量从1980年的万个增加到2003年的万个；工会的会员人数从1980年的6 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12 万人；工会的专职工作人员从1980年的万人增加到2003年的万人。但是，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参加工会的状况来看，则是很不乐观的，工会会员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却从1980年的46％逐渐降至2003年的33％。这表明，从覆盖范围来看，工会的影响面在减小。另外，还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从“质量”上看，工会组织的实际地位在降低，其功能在萎缩，发言权在削弱，在不少地方成为可有可无、有名无实的摆设。
由于工会等权利维护组织的不力和缺位，由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缺乏必要的法律意识等原因，中国现阶段工人阶层（包括农民工群体）的劳动权利往往会受到侵害。从各类企业受雇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比例、拖欠工资情况以及加班补偿情况这样3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当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国家某部委课题组2002年底对全国66个城市的城镇劳动力（其主体部分显然是工人）状况所作的大型调查（20万份问卷）显示，各类企业受雇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其中比例最高的是外资/合资企业（），比例最低的是私营企业（）；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当中有8％的人被拖欠工资，平均拖欠工资额为2 228元；有高达的人加过班，而全部得到补偿的人的比例只有，部分得到补偿的人为，安排补休的人为，没得到补偿的人为（见表6，略）。可见，中国目前工人的基本权利受损害问题已经成为一件严重的事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9）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劳动保护条件较差，近年来我国的生产事故数量及人员伤亡率呈上升趋势。2002年全国工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13 960起，死亡14 924人。近年我国平均每天就会发生一起特大煤矿事故，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我国煤炭产量约占全球产量的35％，事故死亡人数则占近80％。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的采煤效率仅为美国的、南非的，而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南非的30倍。
（三）社会保障状况令人担忧
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表现出一种明显滞后的情形。建国以后的30年，我们做了很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情，比如，重工业体系的建立，妇女的解放，大众教育的普及，等等；同时也做了一些“前人乘凉，后人栽树”的事情，比如，人口膨胀、环境污染、忽视社会保障，等等。改革开放以来，在追求经济效益而轻视人的基本权利、过度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的取向之下，我们对于社会保障仍然重视不够，公共投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比例几乎是世界上最低的。对于社会保障的长期忽视和严重欠账，致使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成为严重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