钡耐逵铩�1938年11月6日，《*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提出了“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的“全中华民族”或“中华各民族”标注为“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而1939年由八路军政治部所编的政治课本中更明确写到：“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是世界上最勤苦耐劳，最爱和平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至此，摆脱同化论和大汉族主义的中华民族概念完全自觉了。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这一使用充分体现了*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对团结各民族人民完成*革命，乃至后来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都产生了巨大的凝聚作用。而在此基础上的中华民族认同也更加深入人心。应该说，自“中华民族”概念出现以后，不论是基于同化论还是基于民族平等原则，也都得到了少数民族不同程度的认可。辛亥革命之后，外蒙古在沙俄策动下谋求独立，而爱国的蒙古王公则力陈“汉蒙久成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坚决反对分裂。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的侵略促进了中华民族认同的巩固和深化，各少数民族普遍将自己置入“中华民族”的范畴之内。1933年，企图策划内蒙古独立的德王（德穆楚克栋鲁布）在其制定的《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要求“高度自治”的通电中，称“蒙古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将因日本的侵略导致国土沦陷称为“我中华民族之奇耻大辱”。尽管此言意在掩人耳目，但却透露出“中华民族”意识在内蒙古地区的强大影响。1936年，在西康甘孜县建立的藏族自治政权称为“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而当年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在其“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中则呼吁：“为我大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奋斗到底。”这都是当时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民族的具体反映。由于我国是一个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故少数民族对各民族统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可态度对检验全国民众的民族认同就有着更实际的意义。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5）
中国的历史走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后又经过了抗美援朝和对外自卫反击战以及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些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不断磨砺中华民族精神的风雨历程，一步步地巩固了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
民族政治核心与社会主导意识的历史选择
（一）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选择和确立
民族政治核心即是能够团结全民族的政治集团，而在现代社会一般就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和政府。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曲折发展，而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选择和确立始终是这一历程的中心环节。
19世纪末，内外交困的清朝统治风雨飘摇，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率先展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发动了卓有成效的思想动员，屡次策动“公车上书”，力陈自己的政治主张，继而在光绪皇帝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在自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103天的时间里，他们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教推出了一整套资本主义性质的改良“新政”，并一度入朝参政，创造了维新派主导中国政治的辉煌。然而变法维新很快失败了。代表旧势力的慈禧后党以囚禁光绪帝，逐杀维新派领袖和废除新政的全胜结局完结了维新派的政治尝试。维新派的失败在于社会基础的薄弱。他们所倚重的光绪皇帝势单力薄，同时远离人民大众。
189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派走向历史舞台。11年之后，由兴中会和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结盟而成的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个党推孙中山为总理，以“三*义”为旗帜，一度代表了中国社会的新方向。他们不畏牺牲、前赴后继，以辛亥革命终结了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体制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以《*临时约法》的形式规定“*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确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同时颁布了其他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发展的政策法令。辛亥革命及其“*”，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中华民族奉献的最可贵的政治遗产。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至少在20世纪前20年的时间内，他所领导的政治力量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希望。但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的涣散和帝国主义的挤压，他们最终没能成为主导中国政治的核心力量。
袁世凯是中国由君主专制向共和体制转换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其后，由袁世凯营造的北洋军阀各方势力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叠次表演。政局混乱伴随的军阀混战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种为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政治集团是根本无法为全民族所认同的。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以*革命起家。1927年他们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国民党政权口称继承孙中山的遗志，以实现“三*义”为己任，但实质上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国内实行的是具有封建法西斯专制性质的“*”体制。出于民族意识，也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这个集团曾与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共同领导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全民族抗战。但它*、反人民立场的顽固坚持，使它对中国较长时期统治以及抗日战争赢得的声誉并未换来人民的认可，中华民族政治核心的地位始终没有得到确立。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6）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领导的革命运动与*主义相结合代表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他们又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能够与农民阶级结为同盟，这就使它具有了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调整策略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集中全民族的力量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全民族卓有成效的动员、组织和领导才保证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它在危亡时刻表现出的民族大义和牺牲精神也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戴。抗战胜利之后，它又及时地将蒋介石集团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内战变成了最终推翻其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人民*革命的胜利，也宣告了100多年来中华民族丧权辱国时代的结束。
与*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该怎样走，中国共产党也历经了艰难的探索过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明确起来。这是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正确路线。短短20多年的发展便已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贫弱，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富民强国的梦想。
（二）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选择
政治核心的选择本质上是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同时也即是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选择。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将儒学理论打倒在地的同时，也将自由主义、三*义、*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乡村建设理论等推向历史前台。这些思想流派相互进行了激烈的理论争辩，都力图用自己的政治主张改造中国社会，但真正得到历史检验的是自由主义、三*义和*主义。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理论体系。19世纪末，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等文章率先将自由主义引入中国，并为谭嗣同和梁启超等进一步发挥，同时付诸于维新变法的实践。新文化和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人将自由主义大大彰显开来，使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他们提倡政治*，个性解放，抨击专制统治，极大地动摇了传统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统治。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严重对峙为自由主义的回潮提供了契机。以*同盟、*建国会和九三学社等*党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求一个“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梦想在中国建立一个以“中间”力量为主体的政府，实践他们的*蓝图。但国民党的严厉*打破了中间派的幻想，迫使他们在两种政治立场之间作出选择。于是随着他们政治立场的分化，中国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彻底破灭。
以所谓“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义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的精华。辛亥革命和“*”的创立是三*义的成功实践，但革命成果的丢失和以北洋军阀政府为代表的专制统治的重建却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缺憾。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孙中山旧三*义向新三*义的转变，为国共合作基础上的中国革命高潮以及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前提。然而孙中山逝世以后，执掌国民党政权的蒋介石集团对三*义做了歪曲性的继承。他们把其中的民族主义变成了依赖外国、大汉族主义和恢复封建道统，把民权主义变成了*和“一个领袖”的专制集权，把民生主义变成了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官僚资本和摧残民族资本。因此，这一理论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也便破产了。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7）
*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将*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深刻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主义理论。新中国建立以后，党领导国家胜利完成了从新*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197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和改革开放，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及其与之相应的*理论和“*”重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执政于中国，是历史的选择，各民族人民接受它的领导，自觉维护它的执政党地位就是对它作为民族政治核心的具体认同；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就选择了中国化的*主义，因为这种思想体系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凝聚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而当中国历史完成这些选择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主导意识形态和政治核心也便实现了更新和重构。
中华民族内部聚合力的整合及基础的更新
除了以民族认同、政治核心和主导意识形态认同为内容的民族向心力之外，民族凝聚力的另一个要素即是民族内部的聚合力。因此，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也必然表现在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整合，阶级、民族和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冲突的消弭和利益的协调上。而这种内部要素的统合和协调也与民族向心力的形成同步，都是在中国的*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整体社会发展中逐步实现的。
（一）政治统一的推进
政治统一是实现民族内部聚合的前提。因而消除割据和分裂也便成为提高民族内部聚合力的首要内容。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军阀首开军阀割据之先河。他们对外出卖民族利益，对内搜刮无度、祸国殃民、混战连年不息。北洋政府的军阀统治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带来的革命高潮和北伐战争所颠覆。蒋介石靠对革命力量的*和国民党内部矛盾的利用，于1928年取得了国民党的“领袖”地位和全国政权，并经过两年的征战击败了各路“新军阀”，但全国的政治统一并未实现。这种局面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便彻底完结了。新中国的建立不仅消除了军阀割据，巩固了边疆，而且随着国力的增强完成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这使中华民族内部的聚合力得到空前提升。
（二）阶级对立的消除
以阶级对立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分化是离散民族聚合力的社会根源，因而消除阶级对立就成为增强内部聚合力的根本条件。旧中国是一个阶级对立十分尖锐的社会。毛泽东曾按经济地位和对于革命的态度把旧中国的各阶级划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指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者、小知识阶层）、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和半游民无产者。这其中，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附属于帝国主义，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游民无产者和部分小资产阶级则是社会的受压迫者。他们与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构成两种对立的阶级。但是，自3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又形成了一个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新的官僚资产阶级，成为与全国各劳动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普遍对立的阶级力量。于是，除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之外，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中华民族内部阶级对立的主要内容。沉重的阶级压迫必然导致强烈的阶级反抗。据研究，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50年大陆解放的29年间，全国有记录的革命起义有近千次。其中有中国共产党发动领导的，也有广大群众自发的；既有几十万人的大起义，也有千百人乃至几十人的小起义。这是劳苦大众对阶级压迫的激烈反抗，也是中国社会分裂的直观反映。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更新和重构（8）
中国*革命的完成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从经济基础上消除了阶级对立的根源。还在解放战争进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就在解放区领导了旨在铲除封建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建立后，1949~1956年间，经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阶级结构随同经济基础的变革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被剥夺，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变成了集体劳动者，工人阶级成了国家的领导力量。这种新*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制度，也消除了阶级对立和社会分裂的经济基础。
但是，由于“左”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社会本已得到消灭的阶级对立又被人为地发掘出来、扩大开来。1957年的“反右”、1962年以后对阶级斗争的强调，直至1966年开始的“*”，使中国的阶级意识和人为的“阶级斗争”放大到极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彻底丢弃了人为的阶级对立，旧的阶级痕迹逐步被消弭，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社会分配差距的拉大，新的社会分化又不可遏制地在中国呈现出来。这些分化虽然基本是以职业和行业为基础，但其中财富和其他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不均衡是十分明显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曾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造成了极大损害，现有的社会分配不均也将是影响新时期中国社会稳定的重大因素。然而，“左”倾错误导致的社会对立毕竟是一种人为的政治分野，它缺乏阶级对立必要的经济基础，所以一旦“左”的错误结束，这种人为的对立也便结束了，并没有导致中国社会更大的分化；改革开放以后贫富差距的拉大一定程度上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