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能够有效进行国家政权建设的时间只有1928～1936年的短暂8年。1949年之后的30年，国家的构建表现为统制主义（或全能主义）体制的形成。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主要成就是在近30年间取得的。本文所描述的J市现代行政科层制的成长与社会生长的个案，即生动地展现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
然而，在我所截取的时段中，中国现代国家体制构建所处的国内国际背景错综复杂，现代国家构建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就国内背景而言，中国曾历经30年时间的统制主义时期，计划国家政府太过强大，国家对经济过度干预。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表现为由“国家崇拜”向“市场崇拜”的转变，缩小国家部门的规模因此成为大势所趋，并转而倚重先前受到忽视的市场或社会，学界和政界不少人主张建构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模式，并在一部分省市进行了尝试。就国际背景而言，二战后，各主要西方国家的行政职能空前膨胀，行政行为不但在传统领域的作用不断加强，还把这种作用扩充到许多新的领域，如调控国内国际贸易、管理国内国际金融、开发和利用资源、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监控产品质量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组织大型工程建设等。同时，为了因应福利国家的建设，西方国家的行政职能作用还扩张到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部门，其体制的规模、功能与范围蒸蒸日上。大部分西欧国家与美国在20世纪之初，国家部门占用的国内生产总值只略高于10％，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却逼近50％。在这种情况下，“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成为20世纪80年代至1990年国际政治的一大特征，以反思韦伯式现代行政官僚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就是在这一时期推行起来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必须遏止国家部门的扩张，削减国家的体制规模，从而新古典经济学也声势大振，成为社会科学的主流。在这两种背景的叠加下，使得本来辛苦追求现代国家体制构建的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情势，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社会变迁与政治转型急速发展，传统、现代、后现代和西方、东方以及世界、本土的现象同时并起，这种复线式状态使得许多已经被提炼得很精致的理论显得无所适从，致使学术界在解释和研究中国问题时往往出现知识错位。例如，有关改革与市场化的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理论界不少人有过这样的期待：即改革等于市场化——市场化等于改革。他们强调自发秩序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政府只要当甩手掌柜，就可以实现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小政府、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而当时的新闻媒体多有附和与渲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7）
后来随之出现的“郎顾产权事件”、“医疗改革”到“教改失误”、“撤乡并镇”到“新农村建设”等等，其论争的理论基础无不与现代国家构建的知识相关。然而，学界却鲜有人提升至此高度加以分析，凸显了理论界关于现代国家体制构建的知识积累仍有许多重大疏漏，但亡羊补牢犹时未晚。我以为，透过J市的个案分析，可在如下四方面提供决策层相关的知识增量。
第一，增强和健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行政国家体制仍是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当务之急。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构建一个“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开始成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目标之一，缩小国家部门的规模因此成为大势所趋。但与此同时，现代经济的快速增长却成为现代科层组织的“供给器”，市场经济导致社会分层和大量社会事务的出现，政府的业务量反而大大增加，权力的机制在运作范围上因此更加广泛，呈现“扩散性”和“弥漫性”，因此，国家必须由原来简单的科层机构成长为一系列多功能、微型化单位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组织，它能渗透其疆域并型塑制度化的运作，“小政府”的权能形态显然不足以担负此必要的功能。另一方面，国家政权建设不可避免地涉及制度的供应和需求问题，中国应该选择何种行政发展模式？是新公共管理，还是现代官僚制？也是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新公共管理”主张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把某些公共服务交给私人部门或其他非营利组织，放弃政府的部分社会职能，以此来再造政府及公共管理，这或许适应当代西方政治与社会发展要求的产物，但由于我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与西方并不同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与差距，虽然新公共管理在西方取得了成绩，但在中国却未必能够成功。福山在《国家构建》一书中曾提到非洲国家失败的教训：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了回应市场化和新公共管理的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美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提出了一系列援助建议，史称为“华盛顿共识”，旨在透过经济自由化的改革，缩减国家部门的运作。但在许多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由于国家的制度化水平相当低，健全的现代国家体制框架尚未建立，反而带来经济每况愈下，贪污盛行。问题在于，国家部门在某些领域应该收敛，但在其他领域却必须强化，许多经济学家对于国家体制构建知识和基本概念的混淆，无法厘清国家本质的诸多层面，不能理解国家体制构建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结果导致失败。这表明，市场化和新公共管理运动并非万能，现代国家体制的建设在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讨论削减政府人员和机构多少并非是解决问题的“万能之钥”，重要的是政府能力和作用范围，以及是否有法治和监督。因此，学习如何构建现代国家体制并精益求精，乃是攸关未来中国发展的核心议题。
第二，区分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之间的差别。在强调充实政府机构的同时，可能会出现另一种误区，即认为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应得以强化。事实上，我所主张的是强化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非增强国家“专断性权力”。为了搞清楚这两个概念，我们有必要从*？韦伯、迈克尔？曼和法兰西斯？福山三位大师的著作中汲取广袤的知识资源。其中，迈克尔？曼关于社会权力来源的研究向我们昭示了两个层面的国家权力，其一是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即国家采取的系列行动不需要与公众社会进行常规化、制度化的沟通；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公众社会，在其统治的领域以提供“后勤补给的方式”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这种“基础性权力”在所有的工业社会中不断强大并得以发展。他还指出，近代以来，就国家能力而言，专制的法国并不比*的英国强大，因为“专断性权力”的后勤基础不如“基础性权力”的后勤基础强大。英国政府能够汲取比法国更多的财政收入，能够更有效地动员社会各阶层，从而更有效地提供内部的统一秩序，维护国家的对外利益。他的研究提示我们有必要对西方模式及苏东改革实践作出较为理性和公正的思考，反思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例如专制或统制主义有利于国家稳定与强大，而*可能削弱国家能力等所谓“常识性”问题。就当前中国的改革而言，实际上面临着艰巨的双重任务，即在缩小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同时，又要扩大国家的基础性权力；在限制国家专断性权力的基础上又要强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换句话来说，在解构统制主义国家的同时实现现代国家的构建。我们不应简单地将J市的政府建设理解为一个政府累积权力的过程，而是一个制度化稳步发展、“基础性权力”的累积过程。
中国现代国家的构建、成长与目前情势（8）
第三，厘清国家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两个误区。首先，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是简单的“你撤我进”，过去的这十年间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发生：政府把不该交的领域交给社会来承担（任由市场本身通过自发的价值规律调节），在该由社会来承担的领域却不交；在该到位的地方不到位，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则肆意出现，致使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对立，反而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其次，国家与社会关系并非此消彼长，而可能呈现“双强”关系。从J市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实践来看，进入二次创业阶段，J市转入到以地方政府为导向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时期J市的现代行政科层体制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政府职能有了显著的扩张，“强政府性”和“强国家性”色彩较浓，但地方社会也并没有因此凋敝，相反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J市社会力量的出现正是现代国家构建本身的成果，通过地方国家的作用，做出了新的制度安排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积极介入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尊重和调动社会的各种资源，培育社会生长，而社会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发育起来的社会组织（如商会、行会）具有自我发育和自我服务的能力，虽然这一阶段的成就和活动主要集中和反映在经济领域。目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应进入第二阶段，即社会成员在继续发展和完善自身的同时，逐步进入“公域”，参与和影响国家的决策，并起到对国家与政府的监督平衡作用，双方力量同时并存、互补增益，政府通过与日益壮大的公民社会机制的不断交互更接，形成了一个结构紧密、环节众多、相互间能进行“反思性监控”的治理形态，而国家构建将在这一互动过程中不断发展。
第四，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终极目标应是建立宪政国家。西欧现代国家构建的历程表明，行政国家与宪政国家是同步构建。在西欧，随着经济的发展，致使赋税征集、司法裁判、军事力量、关税设立等权限逐渐收归中央政府的职能范围，逐步集权化的君主通过扩大官员队伍，健全了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统一的政治科层机构逐渐成长起来并得以强化。与此同时，国家建立了保证经济活动与公共事务有序进行的法律体系，发展出了一套宪政的国家理论。
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行政国家与宪政国家构建并不同步，中国发展道路的复合性表明，必须以建立一个现代行政国家和健全政治实体为先决条件。然而，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行政职能的扩张问题，而且涉及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方方面面；它不但意味着要使行政组织系统自身合理化，还要担负为社会其他领域确定运行规则、奠定制度基础的职责。当政府拥有了一整套高度制度化的体系作为支撑时，走向宪政国家将成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贺东航，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本文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大国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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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因素（1）
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因素
张国有
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引起全球关注。从开始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么多年来，GDP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2001～200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出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高出个百分点。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时期增长最快的国家。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仅次于美国，排在第二位。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可否认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平稳的发展，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么，中国长期高速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哪些因素在发生着作用？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对相关国家的发展是有利还是有害？谁能阻挡中国？谁是中国的竞争对手？等等。这些问题现在还没有系统的结论，但有兴趣的人和机构都在进行研究。就像当初世界研究日本一样，现在世界开始研究中国。
中国面临的影响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因素很多，但比较重要的有五个：一是速度观念中的虚速度与实速度问题；二是国内需求与农村战略根据地的问题；三是资源压力、环境保护与节约型机制问题；四是企业的国际竞争、国际合作与国际环境问题；五是民营经济发展、政府体制与经济活力问题等。虽然发达国家已经具有可借鉴经验，但中国却有自己特别的环境。我们应依据中国国情，考虑自己的战略因素，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解决自己的持续快速发展问题。
中国未来15年仍然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但重点不在速度，而在于增长的能力、质量和持续性，速度和质量仍是发展的焦点
由于26年的条件积累和前进的惯性，从2006年到2020年，未来15年，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平稳的增长。根据研究和预测，从近期看，2006年到2010年，5年间，GDP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希望保持在％左右。按这个速度，到2010年，GDP总量将达到32 000亿美元左右，人均GDP值将达到2 300美元左右，比2005年（1 723美元）增长33％。从远期看，从2010年到2020年，10年间，GDP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将会放慢。如果保持在6％左右，到2020年，GDP总量将达到57 000亿美元左右，人均GDP值将达到3 800美元左右。15年之后的这个规模，和日本2005年的GDP比稍高一些，只相当于美国2005年GDP的一半。这个结果，总量较大，但人均水平较低，而具有决定意义的却恰恰是人均水平。当中国的人均水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时候，中国才算真正富裕起来，才是真正的世界强国。
13亿人口的经济体，经济发展速度太低不行，太高也不行，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所以，政府将调节控制增长速度，例如，调控在6％～9％，未来1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速度，而在于增长的能力、质量和持续性。增长的能力问题在于有哪些促使经济增长的能动力量因素在起作用，能否动员这些因素确实能够发挥作用。例如技术进步的作用、农村发展的作用、国际合作的作用等等。增长的质量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每一个百分点确有功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确实发挥了保障和促进作用，而不是单纯追求GDP指标、华而不实的“花瓶”工程、不得已而为之的“首长项目”等。增长的持续性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每一个历史阶段能为下一个历史阶段奠定发展的资源、环境和规制基础。例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改革机制等。有了资源、环境、规制的基础，下一阶段就有了健康发展的条件。每个阶段都考虑资源、环境、规制问题，经济增长就有了持续性。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做到这一点。
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战略因素（2）
速度很重要，但有虚实之分。缺乏能力、质量持续性保障的速度为虚速度。虚速度很可怕，往往将社会带入“经济泥潭”，难以自拔。中国几次大的经济调整，多和虚速度有关。未来15年，中国要更多考虑发展的能力、质量、和持续性，追求实实在在的速度，这是世界大国所必需的发展基础。
扩大国内需求，使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其基础是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在21世纪的前50年，农村仍然是内需增长、促进中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