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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3）
公民社会的特点
从一般理论上看；公民社会通常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非官方性；以民间的形式出现；不代表政府和国家的立场；二是非营利性；将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务作为主要目标；不把获取利润当作生存的目的；三是相对独立性；拥有自己的组织管理机制；四是自愿性；参与成员没有压力和强迫感。因为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自身的特殊社会环境；因而与西方公民社会相比；中国的公民社会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俞可平教授作为中国最早从事公民社会理论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之一；对中国公民社会进行了比较权威的总结：一是中国的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具有明显的官民双重性；它对政府的依赖程度高于西方；而自主性则低于西方社会；二是中国的公民社会还处于形成和变化发展过程之中；具有某种过渡性；三是发展很不平衡；不同的组织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影响和地位方面差距较大；四是极不规范。然而；在学术界；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有一些学者试图用一种普世的标准或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而不考虑不同国家的具体特点；彼此之间就难免产生理解上的差异；甚至会出现您所说的情况：把西方语境中形成的公民社会观援引到中国；可能出现根本不适用的情况。特别是当这种评判只是停留在抽象和宏观层面、而不是立足于具体事实或现实状况时；更是如此。其实；中国和西方公民社会的内涵及其发展的前提、条件应该有所不同；就像世界上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既有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在西方；公民社会可以看成是“社会的眼睛”——对国家进行监督；实际上也确实发挥了监督作用。公民社会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意味着社会的共同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心和社会团结。此外；它又指涉一个与国家和社会都有所不同的领域。公民社会也不是一个代表统一的、同种现象的概念。公民社会的各种因素更多地体现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但是我认为；公民社会的基础、标准和原则对所有社会都有意义；即它们有助于社会和政治的稳定。西方的公民社会大多等同于自治和独立于国家。在我看来；独立于国家远远不可能是公民社会的唯一标准。为了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比如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或者“和谐社会”；国家和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共同合作、协调可能是绝对必要的。在此；我再以协会和社团为例来具体解释公民社会的概念。
协会、社会团体或者非政府组织代表了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职业团体或者其他社会团体的利益主要通过建立专门利益协会表现出来。这些协会既与其他社会力量、也与国家（政府）进行协商；并因此有利于社会冲突和矛盾的解决。这也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利益协会（比如职业协会、企业协会或者非政府组织）在与国家或者党派协商的过程中提出其成员的意见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任务是把所有的利益和问题都置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协商网络；以便为社会政治采取行动；寻找适当的解决方法。长期的实地考察使我发现；目前中国农村居民与当地政府之间的矛盾特别大。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农村居民目前还没有形成能够真正代表其自身利益的组织或渠道来表达自身的利益；并疏导冲突。在不存在社会利益组织的地方；团体的愿望和要求也就不能得到表达；其结果是矛盾和冲突以其他的形式——突发的不满、犯罪或者破坏性行为——表现出来。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有必要允许利益协会存在。从长远来看；利益组织和协会的存在是社会*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必然的现象。与其消极地控制社会利益组织和协会的产生与发展；不如积极主动地引导其发展方向；使它们为政府服务。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4）
相应地；协会的建立也是新团体和团体利益存在的表现；到目前为止；国家在其制度结构中还没能介入或者说通过这个结构延伸到这些团体及其利益上。在所有社会中；政府都试图将这些团体及其利益统一起来；以保证一种“和谐”的发展。在西方国家；这种统一被称为“社团主义”。西方社会中的“社团主义”概念涉及到自治的社会协会参与国家政治。而在中国；更多地是谈论“包含”；谈论把现存的协会或者社团纳入社会政治讨论中；以便国家能控制这些组织；或者这些组织能按照国家的意愿行事；禁止那些独立于国家而行动的平行协会的产生。这种社团主义被称为国家社团主义。因此；目标导向的和谐——追求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国家利益——就处于中心地位；显得特别重要。在东亚；这种社团结构——它在政治文化中已经有了历史的规模——在各自的发展进程中得以完成或者加强（日本、韩国、朝鲜、中国）。这种包含的程度随着改革的发展而增长；这意味着；政党之外的大量个人、社团和组织参与到协商和决策进程中的程度。在社会分化不断增加的条件下；例如社会分化随改革和开放政策产生；政治精英必须把外部的组织和力量纳入讨论和决策的进程中；以阻止片面的决策；或者防止政府与社会脱离。这种包含导致独立于党派的协会作用的增强；但不意味着直接的政治转变；它产生如下影响：政治光谱分化；与官方领域相对的社会领域空间扩大；政治的多样性增加；等等。这种包含在以国家和党派为一方、以社会组织为另一方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国家和党派所关心的是把这些组织纳入政治进程；以便提高社会内部的赞同度和支持度。这种纳入和统一的行为导致这些组织能够通过不同的联系结构和联系网络对政党和国家的政策产生影响。
中国和欧洲公民社会的历史背景与政治文化也存在差异。不仅在欧洲；中国也有社会自我组织的传统；这是公民社会进程发展的重要前提。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帮会、行会、宗教秘密会社、同乡会、寺院社会、家庭氏族或者秘密社会等。从历史上看；这些组织在中国也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调解人。这种社团部分重新成立；并作为利益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能够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调解。与西方相比；中国的社团自然更多地受国家的控制；而且这种传统也延伸到现在。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社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在公民社会进程中的作用与欧洲明显不同。在评价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差异时；必须考虑这种政治文化上的不同。
同时，即使在欧洲；这种公民社会也不简单地是资本主义、城市化、社会动员或者经济发展的产物。它首先依赖于国家：国家反对或者支持它；促进或者禁止它；等等；而且国家一直试图通过社团将它统一起来。从中国来看；通过依赖于国家的组织和社团能够发展出促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公民社会组织。其实；在谈论西方和中国公民社会的不同时；西方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概念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比如自由主义首先考虑的是个体、公民权力和社会宽容；而社团主义者则把相对于个体的集体和社会放在优先的地位。个体对公共福利负有责任；民众的团结比公民权力更重要；同时公民对社会和公共福利也要承担责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5）
改革开放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影响
公民社会最早兴起于欧洲；它的产生和发展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西方一样；中国的公民社会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公民社会进程的第一个前提是国家组织之外行动空间的产生以及社会力量的增长。改革开放是决定性的推动因素；改革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分离。自1979年以来；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国家组织从农村中退出；是社会力量增长的第一步。在“*”期间；国家控制能力的失败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农产品和日常必需品供给状况的恶化。首先在贫困地区；然后在全国；广大农民自发地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经营。当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家庭经营刺激了产量的提高并进而较快地改善了城市供应状况时；它在全国范围内就作为“农业改革”的纲领建立起来。就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看；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对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是社会分化。集体工作组织的解散表明；家庭经营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在农业领域；大量的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不能进入国有企业就业；个体户即作为独立的商人或手工业者成为唯一的出路。估计有～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找不到工作；他们进入个体领域和城市。农村手工业者、小商人和流动摊贩填补了服务业的空白；成为城市便宜的劳动力；同时成为形成和快速发展的私人经济领域的主体部分。该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终于得到中国高层政治领导的承认；并成为市场经济结构的基础。目前；90％以上的企业和大约50％的就业者主要在这个经济领域；他们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种发展导致了企业家群体的产生；他们不仅具有经济自主性；而且在政治上不断要求进步。2002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六大终于允许私人企业家入党。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和个体户发生了分化；快速的经济发展和与世界市场的紧密联系也促进了职业阶层的形成；由此产生了城市中产阶层群体。技术人员和学者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显著上升。
二是社会和地区差距增加。社会分化造成了改革中新的受损群体；也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地区差距增大和影子市场的复苏；测度收入不平等的吉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达到5；城市和农村的贫困人口增加。同时；1999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声明对重视权利保护和权利意识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国家—社会的复杂关系不是借助于单纯的政治路线；而是要求连续性和权利保障。由此；政治领导人致力于权利保护和社会关系的法律化。政府不再掩盖以往法律改革很少加强公民权利、而更多地扩大国家权力的事实。但是；在公开讨论基础上进行的法律改革形成了新的权利意识；导致更多权利冲突的解决。尽管自建独立的工会是非法的；但它促进了律师协会、公民利益集团和消费者利益保护组织的建立。
三是中国共产党从阶级代表的党转向全民代表的党。政府越来越不能控制经济和社会过程的分化；这个过程不断增加的复杂性导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开始下降。党和国家越来越多地重视政治经济的框架条件和宏观环境的调控；其发展趋向是最小国家而不是控制一切的最大国家。新的社会团体和利益的形成要求相应的组织和协会；因为国家只能作为利益平衡的组织；党代表不同社会力量的利益；而不是只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说明党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党转变为全民的党；但具体的利益代表由职业的、专业的和社会的协会或团体承担。这些组织的独立性是不确定的；党仍然是唯一领导；只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协商谈判过程的范围大大扩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6）
改革导致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地区差距的增加；也促使传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此外；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催生出许多新的利益集团与组织；它们的存在同样是中国公民社会发育的重要因素。
社会利益组织是有组织的利益表达联盟；也实施部分社会团体的社会利益；被视为公民社会过程的重要因素。为了组织成员的利益；社会利益组织致力于利益表达及由此对社会和政治机构施加影响。尽管这一过程首先通过职业协会进行；但仍然应被理解为政治过程。广泛的多元利益的组织化是形成*竞争的重要基础。功能性组织如企业家和生产者协会、职业团体或者农协完全有能力表达利益；它们有利于思想和价值的多元化；并以这种方式促进了多元化思想的发展。
社会利益组织和协会不仅起着稳定的作用；而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治理国家与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在西方国家；利益集团以公开、正式的身份对政治和公众施加影响。日本学者重富（Shigetomi）和大冢（Otsuka）指出；公民社会的组织扎根于裙带关系网路如家族和亲戚关系之中。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如果国家组织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权利需要；那么协会和团体就会承担资源分配的任务。如果中国的利益集团能作为国家的压力集团；并实施其独立的利益；那么它或者不允许；或者被禁止。不是对国家施加压力；而是意见一致和协商；于是；在双方妥协的地方有可能产生利益集团可以活动的领域。中国的利益集团至今还不具备在西方理论文献中非常重要的自治性和阶级意识。由此；西方科学家得出结论；缺少相对于国家的独立性意味着中国不存在利益集团。
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中；利益集团的概念意味着有组织的协会；这些协会在政治决策过程中通过对政治决策者产生正式和非正式的作用带来社会利益；以这种方式影响政治结果。这种影响方式指讨论和协商过程；公共关系措施；社会关系的使用或培育；甚至非武力的对抗、*和行贿。在分化的社会；单靠政党不能提出和解决所有的政治、经济、技术和社会问题；其决策必须借助和依赖于代表参与目标和利益的团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党陷入利益集团的直接压力中。
如上所述；中国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与活动引致新的社会团体的形成。新的团体利益导致功能性的职业协会或利益代表组织的形成。其发展的特殊性是；多数团体和协会首先在农村涌现出来。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长达10年没有表达利益的组织渠道来疏导矛盾。凡是禁止社会利益组织的地方；就不能表达团体的需要和要求；其结果是矛盾与冲突以另一种方式爆发。
协会和团体组织的发起始于农村；表现为农村不仅存在大量的企业家联合会；而且也出现传统组织的复兴。在农村形成了独立或者半独立组织；如同乡会、家族和宗教协会（地下宗教）、秘密社、职业团体和自治的艺术团体等等。同样；在城市；具有相同利益的底层农民开始把传统的（和非官方的）组织和利益协会结合起来；从同乡会到丐帮甚至到类似于黑手党组织的犯罪团体；这些犯罪团体经营企业、收取保护费和道路费；部分地控制了较大的地区。一个关于北京流动摊贩的调查表明；这些人以同乡的方式组织。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某市场；70％的小商人来自浙江义乌；他们不仅控制了小商品的大部分批发渠道；而且组织了利益团体（同乡帮即同乡会）。这种同乡会大多集中在同一个居住地；并形成了相对封闭的流动团体。
中国公民社会：现在与未来（7）
非正式的组织也渗透到社会领域。如私人小商人协会的形成；他们采取集体流动方式从一个市场进入到另一个市场；目的是逃避执法人员的刁难和敲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农民的分化导致城市中各种基于地缘、血缘和业缘的协会自发地产生。这种以传统结构为纽带的自治组织表明；农民越来越需要以组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