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以前，华远的实力已经很强大了，说它是北京房地产行业的龙头老大也不为过。而华远最幸运的则是遇到了任志强这样一个领航者。1993年开始频繁针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并没有让华远势弱下去，反而由于一系列出色的动作，华远找到了实力强劲的新东家，并且境外上市成功。
华远在国家货币从紧的第一轮宏观调控中活了下来，而且还加速成长，很是茁壮。
1996—1997年，持续的经济紧缩，让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几乎陷入全面的亏损阶段。政府一看，这城市改革的成果就要付诸东流了，于是赶紧又出台政策——减免部分税收，让房地产业缓口气。
1998年，福利分房制度全面取消。同期，国家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并启动市场消费，适时地推出了经济适用房。
专业地说，福利分房就是住房实物分配。简单地说，就是单位所建房屋以福利的形式无偿分配给职工居住的一种福利待遇。
全面取消福利分房这一举动结束了一个延续了几十年的分房时代，房子成了有价的商品。那时人们可能没有想到，它同样开启了另一个时代——房奴时代！那时人们可能也没想到，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刚刚结束，全国范围内的房价疯涨就将来临。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全民买房时代之“NO。1”（2）
此时的任志强上有人际关系，内有强大的团队，背后有实力超群的华润支持，自己兜里还有数不清的钞票。在北京的房地产界，任志强可谓是如鱼得水，呼风唤雨。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志强已经具备了“放炮”的资本，他可以公开发言，“指点政府”了。
于是，针对1998年国家发布的23号文件（《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任志强连续写了《我看房改与经济适用房》和《再论房改与经济适用房》两篇文章来表达他对房改政策的不满。
这两篇文章共耗费了25张A4纸，洋洋洒洒近3万字。虽然任志强不喜欢别人对他的作品断章取义，但为了更好地理解他的观点，笔者只有冒昧点评一次了。
在《我看房改与经济适用房》的开篇，任志强首先承认，福利分房解决不了住房问题。但他又接着说，1988—1998年，这10年间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解决了许多重点城市50％以上的居民住房问题，而这应归功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无关。至此，全文认定了房改和经济适用房是无用的，是一种错误的政策。
以此论断为基础，任志强认为政府的23号文件是要使已经形成的房地产市场重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接下来，任志强又将政府的23号文件认真地研究了一遍，发现其中存在文件内容与指导思想相悖离的奇怪现象： 第一，既然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却又将廉租房以住房实物分配的方式分配给低收入家庭居住。第二，法律规定没有土地出让权的房屋不能转让、租赁和抵押，但又扶持没有实施土地出让的经济适用房的建设。第三，缴纳了土地出让金的市场化商品房被冷落了，而市场化商品房原本应该是支撑市场的主体。
三种奇怪现象一罗列下来，任志强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北京市经济适用房的推出将会打垮一大批开发公司，这次的房改政策意在终止国家的土地出让制度而消灭房地产市场。
而在任志强眼中，中国的房地产业居功至伟，城镇的面貌改变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得靠房地产市场的拉动。他还用数据来证明，即使没有房改政策，也能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
作为一名首都地产龙头企业的带头大哥，任志强当然最关心北京的房改及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问题。因此，在文章中，任志强特别将北京的房地产市场与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作了详细的对比，以此来说明北京根本不需要建设经济适用房。另外，他还列举了经济适用房的诸多问题，例如价格不统一的问题、购房对象的选择问题等。
在这篇文章中，任志强还列举了房改的两大罪状，并将其细分为九小条。这两大罪状的第一条就是，房改加剧房屋在市场中的畸形消费。任志强指出，商品房、房改房与经济适用房是三种不同类型的房子，而其价格与性能不呈正比的关系，在同一个区域的流动，势必加大分配的不合理、不公平性。另外，由于高收入人群没有资格购买经济适用房，而低收入人群又买不起经济适用房，中间那部分人既享受了经济适用房的优惠又分享了住房补贴，这就使得穷人更穷了。而经济适用房提出的本意是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任志强认为这两者是非常矛盾的。
另外，任志强还认为房改政策对房地产市场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并详细列出了诸如经济适用房对商品房的挤出效应等六条破坏作用：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全民买房时代之“NO。1”（3）
第一，经济适用房对商品房的挤出效应；第二，低价的经济适用房与高成本的商品房形成竞争，冲击了后者的价格，任志强甚至将其提到了冲击宪法的高度；第三，土地成本是房屋价格的基础，没有土地成本的经济适用房否定了中国刚刚建立的房地产市场；第四，靠政府的优惠、政府的计划、政府的资金和信贷支持解决住房问题会引发社会、金融问题，占有大量国有土地的单位职工比他人更多地占有住房的优惠政策是不合理的；第五，国家建设70％的经济适用房会占用大量的土地，而使高消费阶层消费高档房屋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第六，经济适用房要求3％的低利润率（扣除所得税只有不到2％的利润了），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房地产市场也就不存在了！
在将政府的房改政策与经济适用房政策逐一数落一番后，任志强还以专家的姿态给一厢情愿的建设部的头头脑脑们就如何解决中国住房问题支招，比如，“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的各种机制，统一降低、减免政府的各种不合理收费和相关的税收，使市场中真正的商品房价格降至提高收入之后的可承受水平，使市场充分发展”等。
这应该是任志强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第一次如此专业规范、明目张胆地对政府的宏观政策指手画脚，并谆谆教导。至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头头脑脑们有没有听到任志强的声音，并认真研读他的文章，就无从知晓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任志强文中所提到的经济适用房应该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适用房和集资建房，而且当年经济适用房70％的比例也变成了现在的不到10％，享有免费土地的集资建房也早已经销声匿迹了。
2008年的今天，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都还存在，并且相安无事。这倒不是说任志强关于经济适用房要和商品房拼个你死我活的预言错了，只是此经济适用房非彼经济适用房了。
发言引起轰动
1998年10月7日，《中国房地产报》第6版发表了任志强的《房改对市场经济产生的影响》一文，内容基本与《我看房改与经济适用房》无二，对国务院新近出台的23号文件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一番。文章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很大反响，不少读者打电话或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表达对房改政策的极大关注。
一个房地产企业的老板居然敢质疑国家的政策，态度还相当不礼貌，这不是明摆着与政府“抗衡”吗？自恃上过几年私塾，读过几本书，就好为人师，教育起教授、专家扎堆的建设部来了？估计是700万元的年薪拿得有点烦了，想玩点刺激的。大家对任志强的行径议论纷纷。
不过幸运的是，那时的中国已经相当民主了，言论也有了一定的自由。况且，当时的任志强不光是一个大型企业的老板，也是北京西城区的人大代表。所以，任志强这份在北京政协会上的讲话稿被公开以后，只是引起了建设部的领导和制定房改政策的领导们的强烈不满。
紧接着余炳松的评论文章出炉，该文章以《房改政策有利房地产业的理性发展》为标题与任志强针锋相对，并对《房改对市场经济产生的影响》做了批判性的评论。余炳松认为，任志强首先是一个商人，从“在商言商”的逻辑出发，任志强的观点肯定都是为商人自身的利益服务的。
任志强是喜欢与人辩论的，所以有一种“只管放马过来，老夫照单全收”的气概。他看完余炳松的文章后，立马提笔回了一篇《再论房改与经济适用房》，准备和对方大战三百回合。不过，对方可没有潘石屹那种耐心，放了一枪后就不知所踪了。
全民买房时代之“NO。1”（4）
余炳松在文章中，主要批评了任志强对房改的历程、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以及我国房地产的特征及发展前景认识不深。所以，任志强在一开篇，就表现出对我国房改的历程认识有多透彻和深刻。
任志强从1980年4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说起，谈租金、老房改、新房改，滔滔不绝，一直讲到1998年23号文件出台。从文章的逻辑性及数字出现的频繁度来看，任志强对房改的历程如数家珍。
历史回顾完了后，任志强以“我不知道余炳松对房改的历程有什么看法，是否与我的理解不同，但文件的变化过程、调查的事实基础和显而易见的结果确是不可否认的”来暗示余炳松先生可能对房改的历程还不甚了解。
“停止住房实物分配，逐步实现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是1998年房改的核心内容。任志强认为这项房改政策只是将住房全额分配的实物形态转化为住房部分分配的货币形态、部分经济适用住房减免税费的补贴形态。只是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手段，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福利性质的本质差别。
房改后，公民打消了等待分房的想法，却转化为对货币分配的期望。而中国又缺少一个非常严格和科学的方法，能够筛选出合格的低收入者来享受政府全额补贴的廉租房及中低收入者享受政府补贴的经济适用房。
因此，任志强认为福利分房全面取消无疑是正确的。但出台的房改政策却由于种种考虑不周全而不能达到其应有的效果。他认为房改的政策目标性与其手段不统一，其中存在太多的问题需要更正。
在文章中，任志强再次强调了，政府要想不依赖房地产商，以一己之力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就会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另外，任志强还发挥他摆数据、做对比的特长，将香港与北京的经济背景、房地产发展，及住房政策做了非常详细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政府目前没有经济实力独立承担起解决居民住房的责任，必须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
他认为，在现阶段以经济适用房为主体是不合时宜的，中国大多数人还买不起经济适用房，而且经济适用房存在诸如对象的选择不确定性、售出后限制交易等等操作上的问题。“现有的基本国情是多建廉租房才能解决住房问题，政府的工作重点、优惠政策和投资等应首先放在建设低标准的不进入市场的廉租房，而不是用于建设经济适用住房。”
对中国未来的房地产情况，任志强的期望及预测是： 廉租房与市场商品房两头大，而过渡性的经济适用房要适量，并非70％。
当现在成为历史时，对与错一目了然。
又一个10年后，2008年的今天，在一次房地产论坛上，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抑制房价暴涨的最好手段就是大量建设廉租房。
同样是2008年的今天，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已经少得可怜，而且其分布区域及户型面积有了严格的限制，销售的对象也要经过较严格的核查。
住房福利制度投入在不断加大： 1978年为24亿元，1998年为亿元；
住房房租福利补贴的规模在加大： 1978年人均元，1995年人均1960元；
国有单位住房建设和管理支出加大： 1992—1994年，国有企业住房建设和管理费用平均年支出约1310亿元。
北京市1998年上半年的住房销售额为亿元，其中单位购房占70％。
任志强以这些精确的数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过去的几年里市场化的商品房在逐步解决居民的住房问题，而福利分房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经济适用房与福利分房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任志强认定，现行的经济适用房肯定是过渡性的，总有一天中国将是市场化的商品房的天下。他为此列举了十大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两条理由是： 中国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是消灭贫穷，共同富裕，而不是让大家都住经济适用房；中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不是相反。
很明显，任志强虽然对房改和建设经济适用房百般不乐意，但他并不能改变什么。对于这一点，他相当明白，于是在房改和经济适用房势在必行的情况下，任志强放下老师的架子，谦虚地给建设部的头头脑脑们开了一副药方，足足包括了17种药物。
至于对方有没有乖乖地按时服用药物，只有天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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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成形经理辞职（1）
到了1999年，华远公司已被称为“地产航母”，任志强也成了“地产大佬”。拿着700万元年薪的任志强真可谓是风光无限，每每对外谈起华远航母打造之谜，他都颇有见地。只是让世人吃惊的是，在1999年底，这位“航母船长”竟然主动请辞。
航母成形之谜
1999年，华远公司已经成了北京乃至全国地产界的龙头企业，其资产规模已达数百亿元，在全国位列前茅。华远公司被称为“地产航母”，任志强也成了“地产大佬”，真可谓风光无限。
有人说，华远所有的成功都源于任志强坚信改革开放后有市场经济的准则。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华远因合同执行难，敢停北京图书大厦的暖气；因卖房收不回房款，华远敢状告政府管理部门（国土资源部）；面对房改及经济适用房政策，华远也敢大发议论，长篇大作论房改。
曾经有媒体记者问任志强，是什么让他在短短十几年间率领华远从一个小型的、区属的房地产企业，通过体制改革和一系列动作，一跃成为北京地产界资本金最足、中国地产界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的。
任志强归纳出了三点： 一是抢占市场先机；二是确立品牌定位；三是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
谈到市场先机，我们都知道1994年在香港成功上市是华远发展的关键一步，这件事也让很多房地产业的同行羡慕。因为当时的形势是国内房地产业过热导致地产泡沫破裂，国家正在紧缩国内房地产金融投资，境外融资成本远远低于国内。1994—1997年，在国内融资很困难的情况下，华远通过上市从境外获得了融资成本较低的资金支持，搭上了国际上市的飞机。
任志强曾说：“当别的公司缩小开发规模时，华远在扩大开发规模；别的公司在低潮时不敢买进土地，华远买进了土地，所以我们发展得很快。”这段话正体现了华远抢占市场先机的优势。
房地产是需要品牌的，特别是在市场化的过程中越来越需要品牌意识。品牌表现为两种，一种是产品的品牌，另一种是公司的品牌。任志强认为，华远的品牌定位对华远的发展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97年前，任志强把华远的公司形象定为华远的品牌。“客户买华远的房子，至少不用担心这房子会烂尾。”任志强说：“我们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