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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啊。tatu kete（救命啊）！”我扯开嗓门叫。
“damale（闭嘴）！”男人有些声音哑哑的，有些慌了。我拼命一挣，挣开他的手，用肩膀撞他，男人向后退，这时我才看到一张陌生的脸，虽被帽子遮住大半，但看得出是白白胖胖的一个男人。他比我更害怕，从兜里拼命往外掏，掏出一把刀，双手紧紧地握着直对着我， “damale（闭嘴）！” 他的声音也在哆嗦。我又怕又气，紧盯着他手中的刀，他可能太紧张了，刀未出鞘。
身后的门“吱扭” 一声开了，二姐睡眼惺忪地站在门口，“姐，他有刀！” 我大叫，二姐一个箭步冲上前，把我一拽，拉到她身后，她光着脚站在楼道里，用整个身体挡住我。“omae dale（你是谁）？” 她声音很沉。
“damale（闭嘴）！” 那个男人没想到又冒出来一个，更怕了，他向我们逼过来，想让我们退进屋中。二姐并没有退，等那人更近了，二姐突然出手，猛地一掌，只听“铛”一声，刀打落地上，又紧接着猛一拳，砸在他的鼻子上。男人急了，向姐姐扑过去，两人厮打在一起。他揪住了姐姐的长头发，正要往地上撞。我急红了眼，一把抓起掉在地上的刀。刀出鞘，寒光闪，我对着他大喊： “yamete（住手）！yamete（住手）！” 嘶喊声在深夜里，让人毛骨悚然。那男人看见自己的尖刀抓在我手里，刀尖离他的脖子不到2公分，吓得手一松，放开了二姐。二姐跳起来，一伸手抓住男人的领子，一手拦住我，说： “三儿，冷静点！冷静点！” 姐姐怕我失去了理智，真把他给捅了。姐脸上蹭了黑，我浑身抖得像筛糠，紧握着刀，盯着 姐姐用那男人带来的宽胶条，利索地把他的双手绑了起来。
我们报了警。警车呼啸而来，把我们3个带到了警察局。经过警官盘问，那个人交代说，他叫铃木，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以前他曾多次给我写信寄到电视台，但一直没有回音。因为每星期在固定时间我都有直播，他就到电视台门口等。直播后，见我出来就跟在后面。几次就摸清了我回家的时间和路线。今天直播开始后，他就来到我家门口，藏在洗衣机后面等我回家，说是并不想伤害我，只想跟我“好好谈谈”。
铃木被拘留了。二姐真后怕，因为今天发烧，吃了感冒药后，她就睡下了，也没有开灯。所以铃木并不知道家里有人。如果他等到家中没有人时，再来行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这事对我触动很大，虽然当时“很勇敢”，但好长时间吓得缓不过劲来。火上浇油，那段时间，电视里也经常讨论“尾随者”的话题。我常躲在房间里发呆发愣，日本原来很安全，以前短时间出门，房门都会懒得上锁，但现在一点风吹草动，我都会吓得蜷成一团。到了晚上更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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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刀尖离脖子不到2公分（2）
受了这场惊吓，我不惜重金搬到了东京的高级住宅区，只求能够安全一点。我和姐姐想了一招，从超市上买来了两条很大的男人内裤，每天换一条，招摇地挂在阳台上，希望它成为一种安全的标记。
1。妈真的老了
从来不主动给我打电话的爸爸突然打来电话
当学生的日子马上就结束了，我要赶写硕士论文。说来惭愧，除了书本上的那些东西外，对于大学生活的记忆，是靠几个点汇集起来的。
最有用的课： top…management（高层管理）。近水楼台先得月，索尼、丰田等一流企业的董事长级人物为我们讲述商场实战经验；
印象最深的人： 几个日本同学，家里亿万资产，可他们跟别的同学一起做小时工挣零花钱，谦和、自立，从不张扬；
最留恋的一幕： 我的硕士导师横泽先生的研究室里有一扇很大的落地窗，天晴的黄昏，我们在屋里讨论着某某理论的时候，不经意中，夕阳悄悄地躲入远处富士山后，留下一条长长的金尾巴拖得老远；
最得意的事：连续3年获得了文部省的最高奖学金，不仅免学费，而且还有每个月万日元的生活补贴。没别的，靠成绩硬碰硬；
最大的收获： 掌握了一种经营理念，一种思维方式；
最大的遗憾：没过学生恋情的甜蜜蜜。
写到内分泌失调，青春痘爬满全脸的时候，我终于利用在多家电视台的实际工作经验，完成了题为《21世纪的亚洲媒体市场战略》的论文。这篇硕士论文主要是以###和有线电视为中心，阐述了传媒和通讯的融合所带来的多频道化和双方向化。同时也指出了在西方传播媒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新闻学和市场学之间的调和，正随着其他企业的加入和同媒体之间的激烈竞争而逐渐崩溃。现在正处于巨大变革期的传媒界的动向，已经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市场学的优势。这篇论文得到了我的硕士导师横泽利昌教授的充分肯定，并以A的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
拿到硕士学位的那一年，我摩拳擦掌准备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
一天，我正在NHK开策划会，突然电话声响，“喂，爸爸……” 奇怪，爸爸从来不主动给我打电话。
“三三，妈妈病重，你是不是能……”
我忽然冒出了一个连自己都吃惊的念头
第二天，当我出现在北京铁路总医院的时候，已近黄昏。
心急火燎，我急切地想见到病中的妈妈。医院的电梯已经停了，我只好提着行李，沿着楼梯迈着步子往上跑。前面突然“哐铛”一声，我吓了一跳，抬头朝上望去，只见在楼梯转弯处，一个胖胖的老人把手中提着的两个饭盒掉在地上，饭菜倒扣，汤汤水水顺着楼梯往下淌，盖子弹出很远……太胖了，大热天老人爬到4楼已经是满头大汗，他费力地弯下腰，无奈地用双手一点点把撒了一地的饭菜捧了起来，放回饭盒里。油腻沾了一手，他掏出手帕，擦擦手，再擦擦汗，又擦擦地，然后把已经湿湿的手帕塞回裤兜。下几级台阶，捡回盖子，装进塑料袋。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扶着楼梯把手，开始继续向上爬。因为过胖，他爬几级台阶便停一停，又掏出那块脏手帕擦擦汗，前胸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贴到身上。
望着那拎着饭盒，迟缓地挪动脚步的背影，我一声没出，一动不动。眼前已经模糊一片。那是我曾经风度翩翩的父亲，他已如此苍老，如此尴尬。我跟在父亲的身后，来到一间病房外。双眼蒙着纱布的妈妈躺在床上，爸爸伏下身在她耳边低声说：“瑞云，对不起，我上楼时不小心把刚给你做好的饭菜弄撒了……”
妈妈看不见，只轻轻摆着手安慰爸爸：“没事，我不饿！”
妈真的老了，厚厚的纱布缠着她的双眼。白内障加青光眼让她几乎双目失明。由于过度劳累，妈妈的脖子里长了两个血瘤。从左到右一条深深的长达12公分的刀痕让人触目惊心。半年之内，妈妈3次开刀。在这三进三出中，那么坚强的妈妈，她的身体被彻底地击垮了。
看着眼前日渐衰老的爸爸妈妈，我什么都说不出来。没有他们，我的事业，我拼来的荣誉、挣来的钱、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已经仙逝在上海病床上的姥姥……
因为眼睛的情况实在太糟糕，妈妈的手术并不很成功，为了给在病床上双目蒙纱的母亲解闷，我打开电视，一边看，一边讲给她听。这10年里，我很少能看到国内的电视节目。看着讲着，我惊奇地发现国内的电视发展很快，频道多，内容丰富。虽然很多节目似曾相识，是国外的舶来品，但中国电视确实是在不断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看看病榻上的母亲，瞅瞅电视里的节目，想想两个姐姐已经远嫁海外，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家庭，只有我还是自由人。我突然冒出了一个连自己都感到吃惊的念头： 告别日本，回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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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台的“最后通牒”（1）
我的每一份工作都是这样竞争上岗的
出国难，回国更难！
第一个反对的就是病床上的妈妈，她不想因为自己的病拖累孩子们的前程。“三三，你已经走了那么多年，现在，得到日本的这份工作不容易，待遇好，报酬又高，你回国会不习惯的。”
“我是中国人，过一阵就习惯了。再说做我们这一行的，还是把根基扎在自己的母体文化上才最牢靠。”
听起来是个理，妈妈不再反对。我嘴上说说容易，可是习惯了在国外的生活，想在国内谋得一个令人满意的工作确实不易。那段时间里，我每个月都会抽时间回国照顾妈妈。一天，在妈妈的病房里，她一个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老友来看她。“你看不见，身边一定要有个孩子。” 阿姨语重心长。
“我想回来。只是不知道回国可以做些什么？” 我说。
“真的吗？我帮你打听打听。”
不久，央视《正大综艺》正在招聘新主持人的消息就传到了日本。天赐良机，我二话不说，马上又飞了回来。
当时，《正大综艺》已经开播9年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家喻户晓，拥有亿万知心观众。雪纯因为身体原因，需要有新的女主持人来替换。经过几轮选拔，我终于和其他来自全国的12位主持人一起闯入了最终的考核——模拟现场录像。
我已经是第三次自费从东京回北京来应试了。
中央台的800平方米演播大厅被布置成《正大综艺》的现场。一大早13位候选人开始抽签，我很小心地打开刚抽到的那张纸条，“13”！我心头一冷，故作不在意状，并自我安慰着，“这种阵势我经历得多了。”
在日本，我的每一份工作都是这样竞争上岗的，那种竞争真是刀光剑影，几十、几百个女孩子争取一个位置，互相之间笑里藏刀。评委们只有一个标准——收视率。
今天，13个最终候选人要和男主持人张政逐一搭档，通过3个环节的考核，由国际部的11位评委打出的平均分来作为最后结果。现场观众是守卫中央台的武警官兵。他们坐得规整、笔直，很守纪律的样子与一般综艺节目中疯狂的日本观众反差好大，倒让我觉得有些不习惯了。
现在这句话很流行吗
终于轮到我了，13号最后一个出场。
因为程序基本相同，观众和评委早已有些困倦，刚才坐得直挺的军人也松散下来，开始窃窃私语，各自评论着谁会是今天的赢家。张政在介绍我出场了，“最后一位候选人是今天特意从日本赶来的，拜托各位多关照。” 说罢做了个清朝式的单腿跪礼，场下哄堂大笑，因为好奇，马上静了下来。我出场，身穿几天前刚从东京原宿买的蓝色中式小袄，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习惯性的90度日式鞠躬，又惹来了一阵笑声，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
第一个应试部分，和前面的12个人一样是维也纳金色大厅的外景主持。金色大厅今天受到了特别优待，在过去的2个小时内，它已经被介绍12回了，听的人比我都熟悉，平安无事地过去。第二个部分是用中文、外文做自我介绍。前面的主持人都用汉、英做了自我介绍，有好几个都异口同声地说，“If you give me a chance，I will give you a surprise。（如果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给你一个惊喜。）” 现在这句话很流行吗？我暗自思量。
没有任何准备，我只好本能地先用自己最熟悉的日语谦和柔软地开口，观众可能不熟悉这蹦黄豆般的发音，大笑了起来，把我笑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我立即抓住了几个现场前仰后合的武警，调侃几句，反而有了些互动的感觉。说日语如同撒黄豆一样，很有韵律。英语也还算流利，评委们一边笑着一边很认真地做记录。
最后一关是现场抽签提问，别人已经把题目抽完了，我别无选择地拿到了最后一题。当时的《正大综艺》副组长老秦扶一扶黑边眼镜，开始问话，“如果你成为中央台的一分子，怎样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与国外媒体打交道？” 场内又是一片笑声，多严肃的一个问题！落在另外任何一个主持人身上都不会有这样的效果。可大家了解我刚刚回国，不谙世故的清纯样子，让他们不知道我会怎样面对这样的严肃话题。
我脑海里瞬间闪过刚来前家里茶几上放的那张《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醒目写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做惯直播的人都有一个好记性，我张口就来：“如果我成为中央台的一分子，我会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立场上和国外媒体进行交往。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场下笑得更厉害，我心中纳闷，报上明明是这样说的。话锋一转，我很诚恳地说，“如果我跟国外媒体交往会利用自己的一些有利条件，首先是语言方面没有障碍，会外语的人很多，并不稀奇，但我有10年在日本的生活、工作经验和英国的留学经历，所以我不仅能懂他们的语言，而且了解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考方式。长年的磨合使彼此之间产生理解，这是最可贵的。我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效地利用这些，会使中央台与国外媒体的沟通更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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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台的“最后通牒”（2）
走出演播大厅的时候，我已经从大家的笑容里猜到了这场决赛的结果。一个月后，节目组通知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从1999年开始，我每个月回一趟北京，开始录制《正大综艺》。这样两边跑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终于接到了中央台的“最后通牒”，要么完全回国，要么放弃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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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张借贷表让我铁了心（1）
回国再差也不会去洗盘子吧
事到临头，才知道自己并不那么坚强。
要离开这个充满绿色的小岛，撇下这么难才闯下的一片东瀛天空，心中实在不忍。现在的一切来之不易啊！怎样找到平衡点？在大学时候，我学了6年的经营管理，已经习惯了用借贷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每当我心里乱了，就会列出一张借贷对照表，这次也不例外。
实际上，这是一个很长的单子，一目了然，左面是永久的，右面是暂时的。如果方法得当，右面是可以转移到左边的，而左边的部分是转移不了的。中国的一切无法替代，日本的一部分可以转化，我相信自己可以在日本从无到有，回国再差也不会去洗盘子吧。当然，真要洗盘子，我也有足够的经验。
话虽如此，但对情感的割舍是很难的。要离开一个团队，朝夕相处的朋友，回去另辟新境。我在国内目前都是零状态，17岁前建立的不是被别人淡忘，就是淡忘了别人。自己已经融入了日本社会，人与人的相处很单纯。玩笑，甚至细节上的东西都能够彼此理解。周围朋友已经不再把你当作外国人。但我自己是“外国人”的意识还是很强。有些事情会提醒你，比如剧组一起聊天说起从中国又来了几条偷渡船，他们没有在意我，但我心里总是痛痛的。他们在说自己的同胞，所以我要么辩解，要么马上走开。
“记住一句话：男人靠不住！”
坦白总是比较困难的。
山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