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发工资是不能用的。我的视线艰难地从路边自动贩卖机上移开，跑了一段路，在车站边免费饮水处，对着龙头，咕嘟咕嘟，赌气般地大口大口喝。
每天晚上6点半准时开始清扫。这个时候楼里大多数的公司职员已经下班，我的工作就是把大楼的每个厕所清扫一遍，让他们清清爽爽地迎接第二天的工作。那段日子里，我累得几乎无法思考，更不知道现实和梦想的结合点在哪里，但我隐约感到，这种生活的磨炼也是必须经历的重要一课。怎么过来的？说白了，每天在扫厕所的时候，我都会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戏中的主角，今天是苦菜花，明天是阿信，现在只不过是在体验生活。我喜欢演戏，因为这里有百变人生，百种滋味。我感谢生活给我不同的味道，当然包括臭味。
从此，每天傍晚，总会有一个留海齐眉、长发齐腰的女孩穿着蓝色的工作服，目光清澈地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地打扫着白天的污秽。
6。当单词表变成工资单（1）
即使一点点帮助都会让我感动
富兰克林说，恭候运气的人连一餐饭也无法保证。
于是，三个月后，我主动出击，换了一份在餐馆刷盘子的工作。
当最后一次从1层清扫到18层，再从18层下来，拿了工资和这座大楼里所有被我清理得干干净净的厕所告别时，我竟有一丝留恋。这里是我的第二课堂，穿制服的工头、日本老太、每天出出进进上厕所的男男女女，给我上了多好的一堂社会课。有对着镜子笑的，有跑进来哭的，有一次还撞上一对偷情男女。人生百态都在这个最隐私的地方发生着。走出这里，我不再怯生生，熬过了最低层，还会怕什么！
在东京的涩谷区，有一家不大的亚洲料理店，老板经营有道，这里的东西好吃不贵，顾客盈门。菜单上有几道类似中式的家常炒菜，也许是喜欢来这个餐馆的人有一些中国缘，招工的时候就雇了我。当晚我从6时开始在这里打工。这个点儿，小店里客人最多，活也最忙。
洗碗这活儿最要命的是不可以戴手套，怕洗不干净，也容易打滑。双手长时间浸泡在水里，没几天就变得很糙，而且开始裂口子。但我还是喜欢在餐馆打工。因为和清扫的工作相比，这里需要跟人打更多的交道。只要是日本人，都是我练口语的“靶子”。每晚小店热热闹闹，人气旺旺的。除我这个学生之外，还有几个日本的学生工，他们比我来得早，对我很友善。因为我眉毛浓浓的，眼睛闪亮，总是笑着。进门第一天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芭比”。
得宠是久违的事，在这里即使一点点帮助都会让我感动。比如说，忙不过来的时候，有一个叫桥本的男孩子会主动过来帮我洗碗，为此，他还挨过店长的骂。洗碗的时候，我曾一次打碎过四个盘子，胖厨子挺身而出帮我担下责任，以至我没有被老板娘罚款。至今我还忘不了他们的笑脸。扫厕所让我甩掉了娇气，在这里我学会了感恩。
但是洗来洗去，我还是洗出了心理障碍。直至今日，我最痛恨的家务活就是洗碗。我曾发誓要找一个一辈子不让我洗碗的老公才嫁。但在当时，洗碗这活儿可是有发展前途的，可以跃升为做端盘子的跑堂。当我觉得自己把这一辈子该洗的碗都洗完了的时候，其实很快，我便如愿以偿地端上了盘子。这就意味着我的经济收入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语言就是生存的手段，就是钱。当单词表变成工资单的时候，这种动力是无可替代的。我的口语和听力与日俱进，这种进步如三月的小雨，润物无声。有一天自己会吓一跳，能听懂周围人说的话了！
端上客人要的菜，我退到一角。这天客人不是很多，我却忙得很。手里攥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是日语学校要求每天必须掌握的70个新单词。偷偷打开来看一眼，赶紧合上，心里默记着。样子有点像考试中作弊的学生。
“对不起……”有的客人会有一搭没一搭地没话找话。
遇到善意的人我会应答几句。碰到张扬的主儿，我会用自己的招儿。
开始可以装听不懂，这招很管用。“原来是外国人。”一般客人就会宽容地笑笑。如果遇到不依不饶的，我从来不生气。笑着把一连串的英语甩过去。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给韩国人做过英语翻译，英语好得可以骂人！但特别要注意的是脸上一定要笑着，笑着较劲。心里痛快着呢！
日本人对英语有一种特别的崇拜，听不懂，自然觉得很没面子。但不能给周围的人看出不懂，“ok，再给我拿瓶酒。”他口气软了下来。
我还是微笑着双手递给他。在这儿我学到了职业尊重。在店里做事，他是客人，我就要提供优质服务；他是个男人，女人要学会给男人留面子，特别是在众人面前。
店里如果有客人吐了满地，清扫这种活儿店长马上就会派给我做，起初，我认为这是民族歧视，非常生气。后来才感觉到，在日本，女人在职场为男人送咖啡，说顺从话，倾听众人的抱怨，是多年沉淀下来的对女性角色的要求。到任何一个地方，新来的人做最脏最累的活儿是理所当然的。过了一阵，店里又进了新人，这种活儿自然就有了接班人。
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享受着简单的快乐
只有了解艰难，才会品尝快乐。
说到苦，那时真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而快乐是发自内心的。艰难的日子里，你会发现快乐其实是那么简单的事。发工资了，考好了，别人的话能听懂了，我说的话，别人也听懂了，都会有一阵阵惊喜。那个时候并不缺少快乐。而后来所谓成名之后，简单的快乐却少了许多。
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每天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享受着简单的快乐。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更没人知道我父母其实就在身边。我不敢说，父亲就是当时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
6。当单词表变成工资单（2）
当我下决心要来日本自费留学的时候，妈妈没有敢把我的想法再告诉爸爸。从二姐想出国的时候开始，爸爸只有一句话：“等我们回国后再考虑”。当时的氛围就是这样，在职干部的孩子出国留学，难免有利用工作便利之嫌。于是妈妈就开始瞒着爸爸办理一切手续，求到一个她在日本的学生，在银行做了个人担保。只等孩子们都到了东京，才跟爸爸摊牌。理由相当充分：第一，没有政策说驻外记者子女不能留学； 第二，没有动用任何工作关系；第三，任何方面都经得起检查。生米煮成熟饭，爸爸拗不过，只能做好被立即调回的思想准备。
后来真有人告到了总社，说爸爸把全家都办到了国外，总社经过调查，认为父亲的确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此事才沉寂下来。现在驻外人员携妻带女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当时，我不仅度过了一个很少父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且高中毕业，留学东瀛，在父亲身边时，还要提心吊胆、东躲西藏。
在经济上我更不能依赖他们。当时驻外人员每个月的工资不高，爸爸、妈妈加起来不过五万多日元（约2500元人民币）。妈妈作为编外人员工资更少，除了饭费，生活零用费只能够在机场买一碗面条（机场的面条要1200日元）。爸爸最喜欢吃面条了。他能在外面用自己钱吃得起的，就是车站边面店里600日元一大碗的快餐面。日本的上班族也都站在那儿，带着嘶啦嘶啦的响声埋头大吃。这成为他至今仍怀念的美食。
我很想爸爸、妈妈。我们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很难见面。偶尔打个电话……
“今天我和你妈上街了，买了一些好吃的。”爸爸的情绪似乎特别好，“还看到了一盒葡萄，好大，可是太贵了，要6000多日元。我们只能望梅止渴了。”
于是那串美丽的葡萄，就成了我下一个阶段拼命打工赚钱的目标。餐馆生意好的时候需要加班，虽然到点时已经筋疲力尽，但想到多挣的钱可以和甜甜的葡萄挂钩时，顿时就能打起精神。每天快下班时就盼着来客人，多干一个小时，多挣一个小时的钱！
终于有一天，我把一盒美丽的葡萄捧到了爸妈面前。这盒葡萄足够让我在店里站上了七八个小时。看着爸爸、妈妈一边责怪，一边把艺术品一样的葡萄送进口中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7。遭遇暴露狂
连我都被自己发出的叫声震慑住了
日本是安全的。
刚刚开始打工的时候，晚上10点多钟下班回家总是提心吊胆的。渐渐地，胆子一天天大起来。一个星期总有两天加班到11点，吃点东西，赶00：13分的末班车回家。
来日本已经有四个多月了，一月份的天气很冷。
腿被电车里的热气烘得暖暖的。“浦和到了，下车的乘客请不要忘记随身携带的物品。”电车的广播把已经喝迷糊的乘客叫醒，零零落落几个人，我睡眼惺忪地下了车。一阵寒风，两个冷战，哆嗦几下，顿时醒了。
出了浦和车站，我一个人快步往家走。浦和的周边环境不错，非常安静。从车站到家大约有十七八分钟的路程。车站附近还算亮堂，末班车过后经常会撞上“面壁思过”的小解者或“倾吐衷肠”的醉酒人。越走越暗，回家要路过一片荒草地，即使小跑过去也要四分钟。每次走到这儿都有点头皮发麻，心中发紧。田地前有一个红绿灯，只见有一个人用长大衣把自己裹得紧紧的，站在那儿等红灯。日本人很守规矩，即使已经很晚了，周围没车，也会等到灯绿了才过。我没有介意，见灯变了就快速地走过。
“请等一下。”后面那个人礼貌地叫了一声，这么晚了，我心里开始防备，放慢脚步回头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怕对方听出自己是外国人。
“对不起，”那个人的大衣领高高竖起，挡住了半张脸。戴着一顶黑帽子，只留着口鼻在外面。“请你帮个忙。”
我向四周看看，一个人也没有。前面就是荒草地，更没人。我开始有些怕，好在他有礼貌，不像个醉鬼。
男人不说话，快步跟上来。昏暗的路灯下，逆光，看不清他的脸。我还是没停下来，低头继续走。他和我保持着一定距离，绕过我，在我前面站住。我开始怕，要是二姐在身边就好了。姐的那身功夫一定不怕他！他挡着路，我只好停下，还是不敢说话，冷冷地看着对方。相持了一会儿，慢慢地，他从上往下一个个把大衣扣解开，“哗”地把衣服掀开，白晃晃的一片。原来是个变态的暴露癖！
我吓得“啊”地一声惊叫，撒腿就跑。不敢回头，但能感觉到男人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节体育课上跑得这么快。用最快的速度穿过荒草地，我开始喘起来，前面还是没人，但路边有人家，路灯也明亮起来。胆子大了些，回头看看他还是跟在后面。我快的时候，他快； 我慢的时候，他也放慢。 其实他想追上来很容易，但他一直保持着同样的距离，这更让人害怕。
已经看见家门口了，一个念头突然闪过，不能这样逃回家，如果让坏人知道了家门，以后我和姐姐的生活就会不得安宁。继续向前跑，我家隔墙对面是另一家，两家之间有一个窄窄的缝隙，我回头看看那个人还没有转过弯来，就一头扎进去，藏在了这个窄缝中，不敢出声。冬天厚厚的衣服让我几乎是卡在那儿，不得动弹，只听见心在大衣里上下乱撞的声音。
穿黑大衣的男人还是跟了上来，黑影从窄缝前一闪而过，随即又马上退回来，探头往缝隙里看，根本没地方躲，他一眼就发现了我。我卡在那里，吓得腿都软了。他堵在窄窄的入口处，不出声也不进来，我拼力向后挤，想从另一端逃出去，这时才发现那头早被高高的铁栅栏封死了。还是看不清他的脸，灯影下，他的大衣一摆一摆，像魔鬼的斗篷。
我怕极了！
男人的手又伸向大衣的扣子，想掀开自己的衣服。我向里挤，“噼啦”一声，羽绒服被旁边的锈钉勾住，扯开了一个口子。我突然由恐惧变得很愤怒，气得我开始破口大骂，“你想干什么，流氓！不要脸！……”
急了，我脱口而出的是中文，我的日语还没好到骂人的程度。男人被这种不熟悉的发音吓到了，他愣在那儿。我家院子里那条瞎眼老狗被我吵醒，跟着一起大叫起来，周边的狗又应和着，在夜幕里如同“千军万马”在咆哮，显得格外凄厉。连我都被自己发出的叫声震慑住了，刚才吓得四处逃窜的我，突然间变成了一头咆哮的狮子，那人愣愣地迟疑了一会儿，转身跑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敢挤着墙蹭出来，确定周围没人，才溜进了家门，院子里，我向老狗致谢，还是你有正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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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教室里的中韩之战（1）
“你是来学习的还是来赚钱的？”
我的时间表：
07：30－08：50，去上学（一小时二十分钟路程）。
09：00－17：00，语言学校上课。
17：00－18：00，去打工（一个小时路程）。
18：00－23：00，打工时间。
23：00－00：00，回家（50分钟路程）。
00：00－03：00，做语言学校作业
03：00－07：00，睡觉。
一年来，我每天的睡眠时间绝对不会超过5个小时。就差“头悬梁，锥刺股”了。日本老师非常严格，学生睡眠时间再少，也要求我们把作业和练习完成。否则，会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全班同学面前严肃地说，“你是来学习的，还是来赚钱的？”一句话就能把你噎死。
我所在的ABK，是少有的几个全日制日语学校，在日本是最有名的几所语言学校之一。一个班不过有十四五个学生，除了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以外，还有马来西亚人、新加坡人、韩国人和菲律宾人。刚开学的时候曾做过分班考试，我交了一张白卷，毫无争议地被分到了F班，F班里中国大陆去的同学很多，都没有什么日语基础。家庭经济条件相对于韩国、马来西亚的富家子弟来说，更摆不上桌面。但是，一年后整体格局有了很大的改变，F班的学生大多跳到了A班，A班的几个学生降到了F班。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中国学生一般都得不到家里的经济援助。全部需要自力更生，打工挣钱养活自己。生活危机是最强的动力，语言好，就能少挨骂、多挣钱。打工的地方更是一个超级教室，不仅学校里教的能得到极限应用，连粗话、俗语也是得心应手。语言上的长进自然比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要快得多。
时间飞逝，马上要进入大学考前的最后冲刺了，紧张的突击，一切辛苦和努力都要在考试中得到验证，到了箭在弦上，亟待发出的时刻。
为了强化日语思维能力，老师规定在教室内不许使用其他语言。实在表达不清的时候，句子里顶多夹带几个英语单词充当一下日语中的外来语。强制自己用外语思维是很折磨人的，一天下来，累得直恶心。可能是用脑过度吧，时时有想要呕吐的感觉。这就是到了一种状态。一天凌晨，我迷迷糊糊地从榻榻米上站起来，摇摆着向外走，一脚踩在姐姐的腰上。
“你干什么？”
“onagagaidai（肚子疼）。”
姐姐一下子精神了，“梦话都说日语，过关了。”
我傻了，全班人都傻了
弦绷得太紧了，总想松松。一天，课间休息，来自台北的女孩淑文从书包里兴奋地拿出了一盘磁带，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