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一下子精神了，“梦话都说日语，过关了。”
我傻了，全班人都傻了
弦绷得太紧了，总想松松。一天，课间休息，来自台北的女孩淑文从书包里兴奋地拿出了一盘磁带，她家人刚从台湾寄过来凤飞飞的老歌。淑文走到教室前面将磁带放进录音机里。教室里飘荡起柔和的女声……很久都没有听到这么好听的歌了！绷紧的神经一下子舒缓下来。班里懂汉语的同学很多，除了中国人以外，新加坡、马来西亚同学也和我们有共同语言。大家跟着唱起来，浓浓的思乡情荡漾在同学们的脸上。
这时，最后排座位上站起一个韩国男生金，他走上前去，将录音机的停止按钮“啪”地一声关上，转过身面无表情地用日语说，“老师讲过，在教室里不许用其他语言。”说罢，径直走回自己的座位。
正陶醉在歌声中的男孩女孩愣住了，被突然的打断弄得莫名其妙。淑文不高兴了，她的日语也不错，反唇相讥： “凭什么呀，现在是课间。”又走上前，按下了播放钮。歌声再次响起。韩国金顿时觉得很没面子，折回身，怒目相视5秒钟，“啪”又把开关关上。淑文是一个平时不多话的女孩，这时变得很倔，毫不退缩地站在金的面前，根本不躲避他的愤怒，又将开关打开。金再次关上，淑文想再打开时，金突然抡起了拳头向淑文的脸上挥去，她几乎是飞出去了，落在，不，是整个身体“砸”在右边的第一排座位上。
巨大的声响，桌椅倒了一片。我就坐在左边第一排，一下傻了，全班人都傻了。淑文倒在一大片桌椅上被打懵了，金跟着冲上去，照着淑文的肚子就是一脚，暴跳得像一头狮子，拳头也紧跟着落在她身上。这时有几个男同学返过神来，冲上来从后面抱住金的腰把他拖开。金还在挥舞着拳头大声地喊着什么。
我跳起来慌忙把淑文从桌椅中扶起来，她的眼角在流血，血一直滑向嘴角。几秒钟的停顿，淑文刚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发狂地大叫一声，向金扑过去，抡起了拳头，没头没脸地捶。金的手臂和腰被几个男生抱着，动弹不得，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突然他抬腿朝淑文的小腹就是一脚，淑文再次平飞出去，砸向桌椅，一排凳子哐哐被压倒。她闷哼了一声，疼得蜷起身子，半天动不了。
8。教室里的中韩之战（2）
这下金引起了众怒，同学们被沉闷的声音震醒，好几个中国的男生上来拦住金，一些女生则从一堆桌椅中把淑文抱起来。淑文挣扎着站起身，她真的被激怒了，流着血的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她浑身哆嗦，从女生们的手中挣脱着要上前和金拼命。我怕她吃亏，死命地抱着她。
拦架的中国男孩中似乎有谁出手暗中教训了金一下，金的情绪更加激动起来。来日本前，他刚在韩国服完兵役，身体很壮，身手很好，班里的几个男生完全不在他眼里，金摆出要和所有中国男生决战的阵势。这时，班里的三四个韩国女孩一齐上来，用身体护住处于劣势的金，挡着几个要上来教训他的中国和马来西亚男生。
整个教室里气氛异常紧张，双方对峙着，乱作一团。顾不上规矩，叽里呱啦，教室里什么语言都有了。只有菲律宾的两个女孩始终都没有离开座位，事不关己地默不作声看着事态的发展。
这时，上课铃响了，班主任老师小柳先生走进来。他身材不高，40岁左右，小眼睛，戴着一副圆眼镜。小柳上课的时候非常严厉，一进来看见教室七扭八歪的桌椅和剑拔弩张的双方阵营，他却异常平静。我们的日语都还不是特别好，激动起来还不知道怎样表达，争抢着说经过，讲理由。金在班上日语最好，平时和小柳的关系也很铁，下了课经常一起吃个饭、喝杯酒什么的。他抢先说，中国同学不仅在教室里说汉语，而且还好多人联合起来要打他。
小柳马上了解了大概情况，他先请另外一位老师将淑文送进医院。她的眼睛在推打中被隐型眼镜划伤，身上也有多处淤伤。淑文的父母闻讯马上从台湾赶来，他们原本就不赞成女儿留学，来学校理论了两次，不久就带着淑文回了台湾。
韩国人和日本人关系微妙
金被停课了一个星期，继续若无其事地回到教室来上课。大家对这样轻的处罚颇为不满，认为老师故意偏袒。民族情绪在逐渐升温。除了韩国女孩外，班上没有一个人跟金说话，学生们对小柳也很冷淡。有几个人甚至在暗中商量着要不要用罢课的方式要求学校开除金。可马上面临大学入学考试，如果考不上大学就得回国。很多人不愿拿自己的前途打抱不平。教室里的冷战状态一直持续了两个星期。直到金被迫调离A班才算作罢。
事件平息了，一切恢复了常态。但人们的心中却难以平静。在这个特殊事件里，从点点滴滴的细节中可以看出不同民族的性格。其中感触颇深的是韩国人之间的抱团，在危急状态下几个女生用自己身体拦住众人，保护同胞，体现出超强的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从这一点来看是值得佩服的。
自从见识了金的拳头，遇到韩国人我总是退避三舍，生怕不知何时又会惹恼他们。直到很多年后，在山手线上发生的一幕惨剧才改变了我对韩国人的印象。那是一起很严重的人身伤亡事件，山手线撞死了人。一天晚上19点20分左右，这是下班最拥挤的时候，一个日本人在车站的小卖店里买了瓶酒，他喝着喝着不小心失足摔落到了站台下，一个26岁的韩国留学生跳下去相救，两人不幸都被呼啸而来的电车撞死了，这个事件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哗然。
据周围的人介绍，这位韩国留学生英俊潇洒，为人直率、坦诚。在东京的新宿、新大久保等地，韩国人和日本人关系微妙，但这个韩国留学生在危急时刻见义勇为的壮举，让人们开始反思。一个外国人不顾自己年轻的生命去救助一个日本人，很多媒体从人性的角度开始分析，觉得韩国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日本人对韩国人的态度也大有改善。
被撞死的日本人一直和他的老母亲相依为命，看来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因为英俊的韩国青年的出现，他这个平凡人的死，似乎被忽略了很多。老母亲也只是剩下一句话：“这就是命吧。”
对我来说日本的夜总是太短
考试就在眼前。打工照常进行。
京滨东北线的列车呼啸着进站了。飞速掠过的车厢冲断了我停留在白雪上的视线。上车，末班车的车厢里总是弥漫着令人作呕的酒气。
我很累，但思维却痛苦地清醒着，它不肯睡。
要考试了。电车锃亮的玻璃上映出我困倦的脸。在日本很少有“漫漫长夜”的感觉。对我来说，长夜总是太短，打工回来，仅仅是一个部分的结束，接着是另一个部分的开始。“今天的作业是……”
一瞬间，突然没了知觉和记忆，只是下意识的反应：手紧紧握住吊环，不让自己摔倒。这样短暂的休克已经有几次了。清醒之后，我模糊地安慰自己，没事，能多睡点觉就好了。
1991年10月，我通过了日本文部省日语验定的最高级“一级”考试——有资格考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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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我闻到了自己伤口腐烂的气味（1）
我躺到了一家私人小医院的手术台上
手里攥着医院的诊断书，头上挂着吓出的汗。
刚才医生说得很肯定，这个病不能等，最好马上做手术。术后再做切片化验，但愿不是恶性的。
为什么会得血管瘤？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太累了，也可能是长期心情压抑，憋的。马上回国吗？不行，半途而废，如何见江东父老。马上在这里开刀，继续学业？摸摸自己的口袋，这一年来，一小时、一小时攒出来的辛苦钱刚够交大学的入学金和上半年学费。
咬咬牙，我躺到了一家私人小医院的手术台上。贪便宜的结果是手术失败，坏东西没全拿干净。不幸中的万幸，切片的结果是良性，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当我第二次从日本红十字医院的手术室被推出来前，医生带着血手套，掌心托着一块鸽蛋大的石头和一串小石头给我看，“刚取出来的，放心吧。”半昏迷中，我只记得那块石头粉红色、半透明、很好看。 医生将他们放入铁盘时，“当啷”一声很清脆。我心里也石头落地。
回到病房，麻醉药性过后，我疼得死去活来。心里哭喊着：“姥姥，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但病房里灯光昏暗，周围一个亲人也没有，姐姐和朋友度假去了。陪伴我的只有透过窗帘射进来的温柔月光。我一动也不能动，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迷迷糊糊地望着天花板，我疼得睡不着。即使不疼我也睡不着，在这儿住一晚上要花多少钱呀！两次手术费几十万转眼就没了。大学的学费怎么办？我的大脑还在计算着各项费用，快算出结果的时候，又迷糊了。放弃吧，两行泪滑到枕头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吗？”我突然感到很饿，饿得发慌，更想姥姥，想她做的好吃的饭菜。她知道我生病，一定会亲手炖好浓浓的乌骨鸡汤，喂给我吃。来日本这一年，别说乌骨鸡了，就连一只完整的鸡都没见着，超市里都把鸡分成各个部位，洗得白白净净的摆在货架上，哪有国内的农贸市场里被人追得满街跑的鸡来得美味。那一夜迷迷糊糊中，我回到了北京，看见了姥姥……
禁不住我的一再恳求，医生只好让我提前出院回家静卧。妈妈偷偷跑出来看我，她看着仰面平躺的小女儿，心疼得不知所措。握着我的手，妈妈眼睛里带着歉意。我挤出笑容给她，“没事的，放心吧！”妈妈给我带来一个大西瓜，2000日元买的，用光了她一个半月的津贴。对我们来说，在日本吃西瓜是件奢侈的事儿。妈妈把西瓜切开，放半个在我的床头，里面叉上一把勺子，“饿的时候自己挖着吃。”按当时的纪律，妈妈只能马上返回分社。看着她离去的背影，我真想拦住她，“再多陪我一会儿，好吗？妈妈……”
每天晚上我自己都可以闻到伤口糜烂发臭的气味
等我能站起来去学校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国立大学的考期。还好，在动手术前，我已经通过了一所私立大学的考试。私立大学需要每年120万的学费，为了挣到这笔钱，第二次手术后刚刚出院，我就又开始打工。
这天，餐馆里客人出奇的多。
我的身体还很虚弱，走了两趟，头上开始渗出细密的汗珠。脚像踩在棉絮上，似乎没有落地，我很怕自己脚步不稳，摔了托盘，肩膀和胳膊一起用力死死地擎着托盘。随着我一趟一趟地走来端去，感觉盘子的重力一点点地集中压在了刀口的位置。我头上的汗珠开始大滴大滴地往下淌。这时的伤口像撒盐一样钻心地疼。我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会让我丢掉饭碗。别人会同情你，但没人会原谅一个拿钱却不能做事的人。我必须带着微笑面对每位客人，做出轻松热情的样子。
回到家，手已经疼得抬不起来了。姐姐帮我脱掉外衣，她惊叫起来，纱布上已经浸透了血水，当她把纱布一层层地揭去，看到原来缝合已经长肉的伤口，竟然像两片翻开的嘴唇，伤口撕裂了。她流着眼泪为我消毒，贴上新的纱布，我用牙咬着惨白的下唇，疼得冷汗直冒。到医院重新做了缝合。
挣不够学费，我就只能放弃学业，打道回府。我不能这样走！没脸这样回去！第二天晚上我又去餐馆，继续端我的盘子。虽笑脸迎人，但手中的托盘却重似千斤。强体力劳动使伤口无法愈合，血水、脓水和纱布粘在一起，每天晚上回家，姐姐帮我处理化脓的伤口。我自己都可以闻到伤口糜烂发臭的气味。姐姐心疼得落泪，但也无能为力。
后来，每当作决定的时候，这段生活经验总给我勇气，有了这番经历，我相信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没有什么会比在日本这段生活更困难了。
说实话，我一点儿也不羡慕现在那些靠家里供给，在国外毫无压力、一掷千金的留学生。有时，生活越富足，越容易生出更多的抱怨，回到国内，什么都看不惯，什么也做不来。
9。我闻到了自己伤口腐烂的气味（2）
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没有能力给我钱，而给了我赚钱的能力，培养了我应对生活所需要的品格和意志。父母给了我最大的信任，让我很早就知道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要有对金钱、物质、欲求的自制力。
我在日本发展的目标是什么？在每天上学和打工的劳累中我看不到未来的前途，在120万日元学费这个天文数字面前，我犹豫过。
但性格即命运，乐观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不论是扫厕所，还是在术后伤口撕裂的疼痛中端盘子，我始终都怀有良好的愿望，这是我30年的人生最重要的体验，每天心平气和地去感受细节，点点滴滴都会成为生命的财富、生活的动力、生存的价值。换句话说，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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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姥姥最恨日本鬼子（1）
我的乐观是从姥姥那里学来的。
她总能从困难中看到机会，而不是在机会中看到困难。
姥姥一生宽容，但最恨、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日本兵。在她记忆中有很多抹不去的关于日军的暴行。出国前，我曾怯怯地问：“姥姥，您的小哥哥就是因为他抗日，被日本人烧死的。我去那里，您不生气吗？”姥姥笑了，“鲁迅还去日本呢，多学学人家的长处，回来好报效祖国呀！”
姥姥疼爱的三个外孙女，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她坚持要帮我们看家，“一个家要有人住，等你们念完书回来，家里才会有人气。”于是88岁的姥姥和一个保姆就一直留守在北京的家中。
1992年，爸爸妈妈工作任期已满，双双回到北京，姥姥终于盼到了这个家有人回来。但没过多久，她就提出想回上海舅舅家。妈妈劝她，在北京已经住了20多年，回上海会不适应的。可姥姥坚持非回去不可，“老了就要回去，如果一直住在女儿家，你弟弟会被别人说闲话的。”
夜里常会有人死去
没想到，姥姥回上海不久就中风了。
当时我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经济很拮据。得知姥姥发病，我第二天就飞回上海。直奔医院病房，看见妈妈守在床前，一个护士正往姥姥的床头放鲜花。我心里一凉，呆在原地，“姥姥不会是……”我吓得不敢进去，强撑在门框上。这时，妈妈看到了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又赶紧捂住嘴，涨得满脸通红。
妈妈最爱姥姥，我是姥姥的最爱。妈妈见到我，积聚了多日的担心和焦急喷涌而出。我们抱在一起流泪，希望能有更多的力量支撑起对方。
“姥姥病得很重，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把我拉到床边。
我终于见到阔别了两年的姥姥。她瘦了许多，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显得更加白皙，鼻梁上眼镜架压出的两道红痕都变色了，很累的样子，静静地躺在那里。我的眼泪在眼眶里转，拼命地忍住。姥姥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慢慢地睁开眼。我知道自己不能哭，强笑着，凑到她耳边说，“姥姥，我是三三，回来看您了！”姥姥的眼睛亮了一下，定了定神，终于看清了我，她伸出已经干枯的手想去摸我的脸，但已经抬不起来。
我把姥姥的手捧在脸旁，她的手还是那样糙糙的有点扎人。但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