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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摇钱树的滋味很不错
我成为了跟SKY公司正式签约的第一个中国大陆女孩。
大目标、小杂务都不用自己去考虑。公司为我专门配备了经纪人，负责设计工作发展规划、对外交涉和安排日程。生活小事则由助手打理，另外还有固定的服装师、化妆师负责我的外型包装。
每次出门上节目都是前呼后拥，好不风光。日本的电视台分工很细，每个人的职责很清楚，要求也很严格。你的头发乱了，化妆师会马上跑过来帮你梳理；鞋带儿开了，服装师会立刻跪下来帮你系好；助手会拿着台本，把你的台词用彩笔划出，恰到好处地为你提词； 口渴了，一个眼神就会有一杯冰凉的矿泉水递到你的面前。各工种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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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未有过的明星待遇（2）
我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明星式的保护和待遇。这一切来得太突然，刚开始我很不习惯。录像时，后面总会跟着两三个人，真是一种众星捧月的架势，没必要这么夸张吧！他们的工资都要我出吗？经纪人坚持说，这是规矩。严密的专业化分工和配合，可以保持艺人在现场的最佳状态，培养自信、权威性和控制能力，让我放下所有的包袱，轻装上阵。
慢慢地我习惯了日本艺能圈的这种“奢侈”，这种“奢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给一个明星自信，虽然这种自信是不踏实的，飘渺的，甚至对人的一生来说是可怕的。因为它太容易失去，而只靠青春美貌营生的人失去后就会无所适从，像从高楼上狠狠地摔下来一样。但是这种“众星捧月”却很实用，让人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有时甚至可以超水平发挥。这种表面文章往往是做给别人看的。实际上经纪人公司掌握着你的发展命脉，对一个新人来说，他们的“旨意”是不能违抗的。就在这种“奢侈”和“旨意”下，我第一次感到当摇钱树的滋味很不错。
3。漫长的20秒钟（1）
我地道的北京腔吸引了她
吉议先生在NHK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连续多年担任红白歌会的制片人。红白歌会在日本一年一度，家喻户晓。他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做一档跨越国界的音乐交流节目。经过多年的铺垫和筹备，1995年，一档大型直播节目《Asia Live（亚洲歌坛）》诞生了。这个节目是以NHK演播大厅为基点，每星期五和亚洲的一个城市进行同步现场直播。双方互派一个主持人到对方的演播室中做现场报道。
吉议先生是总负责人，对这个节目情有独钟。他亲自跑遍亚洲各地去打前站，回到NHK马上召开前期策划会。大家正在讨论与北京的合作，一旁电视里传出二胡声响，《中国语讲座》开始了。一屋子人都静下来仔细看。没等结束，吉议一拍桌子，“就是她！” 一个小时后，我被莫名其妙地直接从演播厅带到了会议室。
“两个星期后，《Asia Live》就要开播了，第一期是东京、香港和曼谷同时直播，我希望你能代表NHK负责华语圈的主持。” 吉议一锤定音。
华语圈的负责人金吉走了过来，“第一期我们要采访王菲，你对她一定很熟吧。” “王菲是谁？” 我睁大了眼睛。金吉的眼睛瞪得比我还大，“你是中国人，不知道王菲是谁？”
于是出门的时候，我手中多了一大摞资料，恶补！
两个星期后，我第一次来到香港。
在少女时代的印象中，香港是个亲切的地方。爸爸、妈妈曾在这里生活和工作。那时候，妈妈每月都会托人给在北京的三个女儿带回一盘录音带和几件漂亮的裙子。我们姐妹三人守在录音机旁静静地听妈妈讲香港的故事，讲它在英国人管辖下的繁华和冷漠。
今天终于亲身到了这里，我急匆匆地融入到这座都市的人流中，在街头巷尾寻找妈妈曾经描述过的那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活气息。这里的东西和东京相比简直就像白送。我很快加入到争购的浪潮中，带着助手到处逛。对于两天后的直播，我虽有一丝的忐忑，但三个现场一共90分钟，自己只需承担30分钟，小菜一碟。
香港的直播现场设在一座体育馆里，因为参加的歌手都是像王菲、张学友、郭富城、巫启贤这样的“大腕”，所以场内戒备森严。提前进入场馆，我竟然有一种不知所措的紧张感。把所有的东西放好，想把问题理一遍，但脑子里却一片空白。
“你先和王菲沟通一下。” 金吉导演也有些不放心。
我进入后台，顺着路向王菲的休息间走去。在通道的尽头，10多名黑衣人站在房门口严阵以待。“在北京拍戏的时候，多大牌的明星也没这架势。” 我心里一边念叨着，一边亮出工作证。
只有我一个人被准许进了房间，王菲正舒适地靠在一张大沙发里看着一本杂志。她没有抬头，周围的人却非常警戒，马上拦住我。我只好自我介绍说：“我是NHK的主持人朱迅，一会儿直播的时候会有一个现场采访，是否可以提前沟通一下？” 也许我地道的北京腔吸引了她，王菲抬起头，看着我说：“你是北京人吧，我刚从北京回来。”
异地遇老乡，刚才屋里的紧张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来之前，金吉导演曾提醒我，“听说王菲的脾气很特别，千万别惹她不高兴。” 于是我就提了个高兴的问题： 你最喜欢做什么？
“回北京，回家就是最高兴的事。” 王菲是一个爽快人，这感觉我熟悉。
煮熟的鸭子怎么能让它飞了
直播开始了，站在体育场巨大的舞台上，我脑子里还是有些空白，今天是怎么了？在语言的转化和思维上都出现了问题。跟歌手们交流时用中文，与泰国的连线是英语，主持时用日语。脑子里的制式切换有些迟钝。一会儿是N制，一会儿是PAL制。第一次面对这种大型歌会的阵势，事前没有做充分心理准备的我，有些傻眼了。
现场导演在台下焦急地比划着，他用两手在面前不停地画圈，这是提醒我加快速度，或做像抻面似的延伸，这是让我拉长采访时间，放慢速度。可因为我不懂这些手势，只能一概视而不见。最后结束的时候，三地的演员要一起说再见了，可香港方面的演员都已离去，空出20秒钟，巨大的舞台上只有我一个人，在热烈奔放的音乐声中，导演在台下大喊一声：“跳吧！”
直播中没有语言的20秒感觉很漫长。东京、曼谷已经和观众说再见了，我还在台上手舞足蹈地跳着。边跳边想，幸亏在《摇滚青年》中接受过舞蹈训练，今天总算派上用场了。心里美滋滋的，觉得是自己救了场。
下了台，金吉导演彬彬有礼地说了一声：“你辛苦了。”
等我回到日本，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金吉导演找到我的经纪人山崎，直接表达了对我表现的不满。这个节目每期都是5000万日币制作费用，是相当规模的投入。他认为我目前做这种大型直播，语言还没有过关，身心状态拘谨，如果不能马上调整改进，恐怕承担不了这项重任。
3。漫长的20秒钟（2）
煮熟的鸭子怎么能让它飞了呢？山崎急了，跟我谈了整整一天，对着录像一个镜头一个镜头逐项剖析我的失误。我更急，心里知道要不是吉议先生的欣赏和坚持，自己可能已经被炒鱿鱼了。
山崎为我请来老师，把我现场主持时说过的话全部写下来，一句一句地纠正我的发音和语态。老师还扮演不同的采访对象，让我虚拟采访，训练现场语言组织能力和应变能力。在强大的工作压力下，这种突击培训使我的语言有了又一次质的飞跃。
这种压力是良性的，逼着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主持技巧就是这样磨出来的，日语也是在这样的摸爬滚打中练出来的。公司很怕打压了我的自信，一开始直截了当地指出了我的问题，后来就很少批评了。他们更重视鼓励个性的东西跳跃出来。经纪人的能力，是将艺人的喜怒哀乐自主地调动出来，勾着你往前走。
两个星期后，《Asia Live》在上海的外滩做现场直播。因为一场大雨，不得不临时将场地改在室内演播大厅，台本全变了，但我已经基本能从容面对、应付自如了。连金吉导演都大吃一惊，怎么这么快就像变了一个人！？
我的生活开始起飞了：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扫厕所的女孩当上了代表NHK的主持人。我常想起那位在厕所里给我饭团的阔太太。如果有一天她在电视里看见了我，是否还能认出就是当年那个闯了祸，日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小女孩呢？
“你是来报仇的吗？”
NHK的收视率越来越高，经过几个月的磨炼，我已经完全能胜任直播节目了。而且越是直播，我的状态越轻松、越兴奋。终于有一天，我盼来了在家乡北京举办《亚洲歌坛》。
但事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从前期开始，中日合作就出现了创作分歧。因为是直播，NHK方面习惯了有板有眼的设计，而中央电视台编导则希望随意性更大一些。日本很重视每个细节，尤其是这样一个大投资的节目。金吉坚持说，每个环节都需要在导演的控制之中，即使很多看似随意的东西，也都应该是设计出来的。
双方争执时，我夹在其中，左右为难，不敢说话。我的身份特殊，明明是个中国人；但现在代表的是日本最有影响的电视台——NHK，如果倾向中方，从职业角度看是不合适的； 但如果倾向日方，为日方说话，哎呀！想都不敢想。所以我选择了沉默不语，独自一人，坐在演播室外面的长椅上看台本。这时，一个人走了过去，不时地回头看我，又折过来：“你是朱迅吗？”
我一下子叫起来：“李斌哥哥！”
“你回来了，真的是你呀！” 李斌哥哥好高兴。
我和李斌哥哥相识在《摇滚青年》剧组。现在他是央视青少部摄像组的负责人。回来之后，我终于痛痛快快地说了几句中文。憋死我了！
同央视第一次合作，中方的主持人是朱军。我们配合得很好，整台晚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日方导演满意地松了口气，打着胜利的手势给我。庆功宴上，不打不相识的双方一起举杯庆贺。
席间，只听央视的一个剧务悄悄对朱军说：“日本侵略咱们的时候干了那么多坏事，和你一起主持的日本女孩儿看着还挺顺眼，抽时间把她‘办’了？” 我听着，直想乐。同朱军是第一次合作，他给我的印象是个机敏、坦率，现场把握能力强的主持人。
朱军端起酒，一脸的笑容，他用刚学来的日语做自我介绍： “我叫朱军，请多关照！” 我耐心地听他说完，“你是来报仇的吗？” 我微笑。
朱军吓了一跳，看我的神态就知道他们的玩笑话被我听到了。
“你懂中文？” 朱军有些不好意思。
我小声对他说：“我是中国人！是新华社子弟。爸妈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俩一起大笑，“好呀，原来是自己人。”
日本人一高兴，喝酒就过量。宴会结束，酩酊大醉的日本导演上了出租车。我刚想跟进去，中央台的同行拉了我一下，关上了车门，冲司机说，“走吧！” 司机疑惑地问：“这人要去哪儿呀？” “拉着他在三环上转，什么时候酒醒了，再回梅地亚饭店。”
中央台距离梅地亚还不到500米。
就在那一晚我最后一次见到陶金
就在那一晚；我在梅地亚的咖啡厅里最后一次见到了陶金，他比以前还要瘦。“真是眼看着你长大了。” 他以前从不喝酒，今天似乎已经有些微醉，端咖啡的手一直在抖。“你身体还好吧？” 我盯着越抖越厉害的杯子。“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小孩，你记住两个字：‘珍惜’！”
过了数月；当我再去上海做《亚洲歌坛》时，东方台的主持人曹可凡说： “陶金病了。” 我很想去看他，但拨了很多次电话，都是关机。当我再次回到北京的时候，报上说；才华横溢的陶金；身患绝症，已经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不信！至今不愿相信！
3。漫长的20秒钟（3）
两年后，《亚洲歌坛》也随着吉议先生的突然病逝而暂告结束。
2002年，为庆祝中日友好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两国合作大型综艺晚会《中日友好之夜》在NHK演播剧场举行。双方阵容强大，都派出了两国的顶尖歌手。中方有那英，孙楠，王菲，郭富城；日方的歌手有谷村新司（《星》的作者），五轮真弓，滨崎步。另外还有中国昆曲和日本歌舞伎的首次合作，中国的金奖节目《肩上芭蕾》与日本芭蕾舞团的合作等等。
再一次回日本，再一次站在这个熟悉的大舞台上，这里曾经是我的起点。10年后，我作为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回到这里。当采访完毕，晚会圆满结束时，在日本的NHK演播大厅的舞台中央，面对起立鼓掌的观众，我深深地一鞠躬，真心感谢！感谢这片土地给我的一切，感谢它给我痛，我的泪，我的欢笑，我的幸福。
这里才是真正竞争得你死我活的日本艺能圈
在NHK工作期间，我半工半读，顺利完成了大学本科学业，开始攻读研究生。就在这时，经纪人告诉我，现在已经打好了基础，应该向“民放”电视台进军了。“民放”就是日本民间放送电视台，而NHK的地位如同中央电视台一样，节目的知识性强，台风较为严谨，资金来源是国家预算拨款和观众交纳的视听费。“民放”则不同，它主要是靠广告收入来维持生计的，所以收视率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进了民放才知道自己实在是“太嫩”了！这里才是真正的竞争得你死我活的日本艺能圈。与中国的文艺界相比，日本艺能圈更讲究长幼尊卑，等级分明。每个“大腕”在节目中都有非常强的表现欲，很讲排场。在这个礼数要求极严的圈子里，我又一次以“外国人” 这一独特的身份胡打莽撞地闯了进去。
首先SKY为我接了一档日本电视台新推出的体验亚洲风情的节目《亚洲观》。3个人搭档，与我合作的是日本最当红的组合SMAP的成员——香取慎吾以及另类摇滚歌手，已经年过50的泉。因为泉比我们大很多，所以我和慎吾都叫他“老爹”。
“老爹”在日本很红，不知什么原因瘸了一条腿，胡子拉茬，一脸凶相。他手里经常拿着把吉他，有时唱完了，一高兴就把吉他砸在地上。但他很疼我和慎吾，总是拳头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3个人配合默契，既做主持，也唱歌，我在其中，以外国人的身份带着他俩玩儿，传递新鲜特异的文化信息。这个节目我做得得心应手。
除此以外，在富士电视台的《Hey！Hey！Hey！》、东京电视台的《音乐大拍卖》、大阪电视台的《瞧这一家子》等栏目中，我主持过各色各样的节目，也见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人们开始庆贺我是在多家日本电视台有固定节目的唯一的中国主持人。然而，对我人生影响最大、冲击最大的节目却迎面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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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风俗店不就是风月场吗（1）
“危机”一词真妙，一边是危险，一边是机遇
1997年7月，在完成NHK《亚洲歌坛》在上海的直播回到日本后，经纪人告诉我，朝日电视台有个叫《今晚》节目要做亚洲特辑，想找一个精通日、中、英三国语言的主持人，希望我去试试。能跑遍亚洲各国我自然高兴，二话不说，跟着经纪人去了朝日电视台。
在会议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