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子卿哪儿能想到他憋着这个主意。当然，钱颢也没承想十几岁的孩子居然有这种心眼儿。他接过冯爷拿过来的点心匣子，笑道：“你爸爸的礼数真大，街里街坊的串门儿还不空着手。回去，替我谢谢你爸爸。”
“我爸说，还要赔您那个鱼缸呢。”冯爷说。
“嗐，说这话，咱们两家那不是远了吗？告诉他，我还要谢谢你呢。那鱼缸我正打算扔了，换个新的呢。你呀，帮了我一个忙，把它摔了。”钱颢笑着说。
他给冯爷削了个苹果。冯爷以前在二大爷家见过钱颢，但没说过话，今儿感觉他透着儒雅和随和。他一边吃着苹果，一边环顾钱颢书房里的陈设，最后那双“阴阳眼”停留在墙上的两幅画儿上。
“钱大爷，您墙上的这幅陈师曾的《芭蕉图》很有意境，比旁边那幅金城的山水更有味儿。”他轻轻一笑说。
“啊？……是吗？”钱颢初听这句话，还没反应过来，这话是出自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之口。他怔了怔，看了一眼冯爷。猛然之间，他感到被那双“阴阳眼”烫了一下。
“陈师曾？金城？你知道陈师曾和金城？”钱颢诧异地问道。
“当然，在中国近现代的画史上，陈师曾和金城金北楼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画家。嗯，他俩还是当年北京画坛的领袖人物呢。”冯爷像个小大人似的说。
钱颢蓦然对冯爷刮目相看了。他万万没想到冯爷这么小的年纪能说出这话。
“哎呀，你可真不得了，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他忍不住脱口说出心里对冯爷的惊叹。
没想到冯爷听他这么一说，还来了劲儿，在钱颢面前显摆起自己的“学问”来：“陈师曾的爷爷是晚清新政中的顶尖人物陈宝箴呀，他父亲陈三立是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弟弟陈寅恪是有名的文化人。他早年留学日本，和鲁迅是东京弘文学院的同学，回国以后开始学画儿，曾经向吴昌硕问艺，后来他和金城一起发起并组织了北京中国画研究会，他和金城的画儿体现了中国文人的特性……”他像小学生背书似的一口气儿说下去。
钱颢虽然知道他背的是书上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一个小孩儿来说，如同嘴里含着个槟榔，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没真正嚼出味儿来，但是一般孩子谁知道陈师曾和金城呀？
他又说了几个画家的名字：“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你知道吗？”
冯爷淡然一笑道：“当然知道，他们是清朝末年，上海画派的代表。”接着他又把这几个画家的身世经历，绘画的艺术特点，一一道了出来。
“哎呀，小三呀，我问你的这些，对于玩书画的人是常识，可是你怎么都能说得上来呀？谁教你的呢？”钱颢纳着闷儿问道。
“我二大爷教我的。”
“你二大爷？噢，是子才先生。我说呢。看来，他教了你不少学问。你喜欢画儿吗？”
“当然喜欢啦。钱大爷，我为什么要来看您，就是看了您墙上的这两幅画儿。”冯爷一不留神，把实话说了出来。
说起来，冯爷在周围几条胡同也算是“名人”，因为他的“阴阳眼”长得怪，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会留下挺深的印象。钱颢以前在冯子才家见过冯爷，不过，在大人们面前没有他说话的地方。
钱颢到冯子才家聚会，冯爷总是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儿，一声不吭地听着大人们聊天。钱颢当然不知道他的底。今儿一聊，才晓得他肚子居然这么宽绰。
像是俞伯牙遇到了钟子期，“合意客来心不厌，知音人听话偏长。”钱颢不由得打心眼里喜欢上这个外丑内秀的孩子。正是“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与谈。”俩人从陈师曾和金城的这两幅画儿聊起，一直聊到晚上快吃
饭了，冯爷才回家。
第十章
自从冯爷那次拎着点心匣子到钱家串门儿以后，冯爷跟钱颢成了忘年交，隔三差五地过来跟钱颢谈书论画。有的时候，钱颢买到一幅好画儿，也会让小湄把冯爷叫到家里，俩人坐在一块儿慢慢细品。
不过，在钱颢眼里，冯爷毕竟是孩子，他不可能把自己的实底儿都告诉冯爷，何况通常搞收藏的人都留着心眼儿，一般人很难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冯爷真正认识钱颢，或者说钱颢真正了解冯爷是在“文革”之后。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抄了钱颢的家。这会儿，冯爷才知道钱颢手里收藏的书画有那么多。红卫兵把这些名人字画儿都当作“四旧”，当场撕了烧了不少，临完还拉走一卡车。
抄钱颢家的那当儿，冯爷并不知道。他得着信儿，赶到钱家的时候，红卫兵已把“战利品”装上了卡车。
因为红卫兵烧字画的时候，钱颢拼命阻拦。红卫兵小将认为他这是对破“四旧”的挑衅，是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叫板。您想这两条罪状在当时还得了吗？这些红卫兵小将把他推倒在地，抡着军用皮带没头没脸地一通儿狠抽。当时正好是夏天，钱颢穿着一件白衬衫。他的衬衫都被打成了碎片，整个人成了血葫芦。
冯爷见到他的时候，他正躺在地上捯气儿呢。大江和他的两个姐姐怕受株连，这会儿早就闪了，只有小湄站在老爷子身边抹眼泪。
“哭有什么用？救命要紧！”冯爷对小湄嚷道。他从胡同口儿的煤铺，现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跟小湄一块儿把老爷子抬上了车，冯爷前边蹬着，小湄后边推着，奔了医院。
当时是“文革”红卫兵抄家之风正猛的时候，被红卫兵打伤的人，医院不敢收治。冯爷蹬着平板车，跑了两家医院，都被拒之门外。
小湄想到了大姐小汶在一家大医院当大夫，便让冯爷蹬着板车奔了那家医院，正好在医院大门口看见了小汶。没想到小汶一听车上躺着的是她爸爸，扭脸走了。把冯爷气得“阴阳眼”差点儿就要瞪出来。
看着钱颢在板车上已经奄奄一息，冯爷不敢迟疑，想了想，对小湄说：“走，到人民医院吧！”俩人推着老爷子到了人民医院。
进了急诊室，冯爷活动了一个心眼儿指着钱颢，现编了个词儿，对大夫说：“这是我爸爸，他是老工人，出了工伤。”大夫一听是老工人，不敢怠慢了，赶紧组织人抢救。钱颢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这半个多月，冯爷和小湄怕钱颢所在单位的红卫兵来拿人，不敢离开病房，黑白天轮流守着老爷子。大江和两个姐姐愣没过来看一眼。钱颢被抄家以后，他住的正房被红卫兵贴了封条，钱颢出院以后，进不了家门，冯爷把老爷子拉到了冯家。
冯子卿见钱颢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实在挺可怜，把他藏在冯家住了几个月。抄家的风声过去之后，老爷子才回到自己家。钱颢大难不死，多亏了冯爷。什么叫患难见真情呀！钱颢正是通过这次磨难，认识了冯爷的为人。
不过，真正让钱颢感动的是后来的一件事。
“文革”后期，全国掀起了“红海洋”运动。什么叫“红海洋”呢？就是把伟大领袖毛泽东捧成了“神”，全国各地开始制作毛主席像章。最初的毛主席像章有两分钱钢镚儿那么大，后来相互比着来，越做越大了，大的有洗脸盆大小，而且五花八门。有头像有整身的，有整身像带革命圣地韶山、延安的，有毛泽东和列宁的，有马、恩、列、斯、毛五个伟人头并列的等等。造型上有圆的、有方的、有五角星的、有船形的等等。材质上，有瓷的、有铝的、有铜的、有塑料的等等。总之，当时的人几乎把所有的智慧和工艺都花在了做毛主席像章上。
当时北京人把毛主席像章叫纪念章。北京人好玩儿，“红海洋”运动派生了一拨儿玩纪念章的北京人。
所谓玩儿，一方面是收集，另一方面是交换。那会儿，西单十字路口的东北角，有一个大语录牌，京城玩纪念章的人每天都到那儿去交换，多的时候，那儿聚着有几千人，不但有北京人，也有外地人。
换纪念章的人，一般把纪念章别在胸前，也有手里拿着的，人们一看胸前别着的是什么像章，便过来问：“换不换？”换，便把自己的像章拿出来，相互商量怎么个换法。
当时主要是换，不买不卖。那会儿最“火”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纪念章。这枚纪念章的直径有可口可乐的易拉罐那么大，上面身穿军装的毛主席侧身挥手半身像，下面是一艘大轮船，底下有一行字：“大海航行靠舵手”。玩纪念章的人管它叫“舵手”。一枚“舵手”，能换五六枚普通像章。胡同里的孩子几乎都玩纪念章，冯爷也不例外。他二哥给他找了一枚“舵手”。
一天，冯爷在西单十字路口换纪念章，碰上了同班同学“马小辫”的二哥，他二哥长得又白又胖，圆脑袋，大扁脸，外号叫“大扁儿”。“大扁儿”见冯爷的胸前别着“舵手”，拿出五枚像章跟他换，冯爷没答应。
“大扁儿”说我家里还有好的呢，你跟我去看看。冯爷跟着“大扁儿”到了他们家。“大扁儿”拉开柜门，拿出一个小木盒，从里头取出一个红卫兵的袖标，袖标上别满了纪念章。冯爷看了看，这些纪念章他都有，让“大扁儿”把他的“宝贝”收好。
“大扁儿”放自己宝贝的时候，冯爷的“阴阳眼”贼，突然发现柜子里藏着一个立轴儿，他的小眼闪了一下，对“大扁儿”问道：“这是什么？”
“大扁儿”漫不经心地一笑：“嗐，这是一张画儿。”
“画儿？什么画儿？你打开让我看看。”冯爷对他说。
“大扁儿”取出画轴儿，递给了冯爷。冯爷打开一看，乐得差点儿没蹦高。原来是齐白石的画儿。
“大扁儿”的爸爸是澡堂子搓澡的，冯爷知道这幅画儿肯定不是他们家的，便问他：“你这幅画儿是从哪儿来的？”
“大扁儿”一开始还支支吾吾，后来被冯爷逼到了死胡同，才说了实话：“这是前两年红卫兵抄‘小白薯’他们家，在院里烧画儿的时候，我随手顺的。”
冯爷听了心里不由得吃了一惊，但是他的脸上没露出来。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大扁儿”说：“这么说，这幅画儿你也不是好来的，听说红卫兵从钱家抄出两箱子金条。你说你偷什么不好，偷这么一幅破画儿，还落下一个‘三只手’的赃名儿。”
“大扁儿”听冯爷这么一说，笑了笑道：“听说你不是特喜欢画儿吗？这幅画儿给你吧。搁在我这儿，心里是块病。”
冯爷说：“给我你不心疼吗？”
“大扁儿”说：“这有什么可心疼的，反正也是白捡的，你看着好，就归你。”
冯爷把衣服上的那枚“舵手”纪念章摘下来，对“大扁儿”说：“那好，我也不白要你的，你不是喜欢这枚纪念章吗？就算是咱俩换的。”
“那敢情好！”“大扁儿”听了当时美得屁颠儿屁颠儿的。
冯爷拿一枚纪念章换了一幅齐白石的画儿，当然欣喜若狂。回到家，把这幅画儿拿出来看看，又放回去，过了一会儿又拿出来看看，真是爱不释手，折腾了一宿没合眼。但是他思来想去，这幅画儿自己不能要，因为它是钱颢的。虽然他是拿自己的纪念章换的，而且他不张扬出去，不会有人知道，可是这幅画儿拿着，让他烫手。
当时钱家正在蒙难，这画儿他没往外露，也没敢吱声。除了“大扁儿”，别人并不知道他手里有这幅画儿。“文革”结束后，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钱颢已落实了政策，重新当上了政协委员以后，他才把这幅画儿交给钱颢，并且把这幅画儿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钱颢听了，大受感动，他无论如何也不肯要这幅画儿，对冯爷说：“‘十年内乱’过去了，但是我唯一忘不了的人就是你。没有你，我这条老命就没了。这幅画儿就算是我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冯爷摆了摆手说：“这幅画儿在我手里已经焐了六七年，但我真的不能要。我是玩画儿的，知道您爱画如命，这幅画儿失而复得，说明谁的玩意儿就是谁的，到什么时候，它也跑不了。我觉得您留着它倒是更有意义，它是‘文革’的一个见证。”
钱颢点了点头说：“你说得好，这幅画儿失而复得，的确是历史的一个见证，但它也是你拿东西换来的，它本来就应该归了你。”
冯爷当然不会把这幅画儿再拿回去，俩人争了半天，钱颢只好把这幅画儿收了下来，但是依然不肯让冯爷空着手回去，从柜子里拿出一幅陈师曾画的《芭蕉图》，送给了冯爷，这是当年冯爷第一次到钱家来，看到的那幅在墙上挂着的画儿。由于它的确可以当个念物收藏，冯爷收了下来。
说到这儿，得跟您交代一笔，这幅齐白石的画儿，就是后来钱颢留给小湄的那幅《葫芦》。
第十一章
为什么冯爷执意要把这幅齐白石的画儿还给钱颢？说老实话，他是想向世人证明自己玩画儿不贪心。他干吗要证明这个呢？敢情冯爷在“文革”当中，意外地捡了不少“漏儿”，怎么回事儿呢？
原来剃头匠潘二爷潘来喜的大哥潘来福是造纸厂的工人。潘来福人称福大爷，那当儿，有五十来岁。瘦高个儿，长脸儿，大眼睛。由于脸上没有什么肉，那双大眼便显得格外突出。北京人管这种脸形的人叫“大眼灯儿”。
潘大爷平生一大嗜好就是贪杯。他的酒瘾之大，方圆十几条胡同都闻名。这位爷每天下了班便泡在胡同东边横街的小酒铺儿里，有时一盘开花豆能喝到深夜。喝得看人出了双影儿，这位“酒腻子”才脚底下踩着棉花，从小酒铺儿出来，晃晃悠悠来到胡同口儿的老槐树下，清清嗓子开始唱戏，一会儿《失空斩》，一会儿《淮河营》，一会儿黑头花脸，一会儿老生，东一句西一句，那嗓门儿奇大，听着像踩死了猫。闹腾那么一两个小时，他才回家睡觉。
他的家没有家样儿，除了一张木板床，俩破被子，几乎没什么成个儿的家具，被子永远不叠，屋里也永远散发一股酒味儿、烟味儿、汗味儿及身上的臭味儿掺杂在一起的味儿，臭气烘烘的。您想跟这样的“酒腻子”一块过，娶十个老婆得跑十个。
福大爷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爸爸潘爷从河北老家给他说了一个媳妇。那媳妇酸眉辣样儿的，挺贤惠，可是跟这位大爷结婚没几年，就让他给喝跑了。后来，厂子里的同事又给他介绍了一个“二锅头” 16 ，是副食店的会计，人家嫁给他，是看他为人忠厚老实。的确，潘大爷不喝酒的时候，倒也人模狗样儿的。跟这个会计结婚以后，潘大爷变得规矩了许多，下了班不去泡酒馆了，在家帮着老婆干点儿家务，家里归置得也挺利落，一年以后，还跟这个媳妇生了个胖丫头。
可是没过两年，同事结婚，他跟几个同事喝了一次“大酒”17 ，又勾起了他的酒瘾。酒瘾一上来，就又不是他了，他接茬儿泡小酒铺儿，每天喝得昏天黑地，腾着云驾着雾，闹腾到深夜才回家。末了儿，又把这位“二锅头”给喝跑了。“二锅头”还不是一个人跑的，离婚的时候，把他们的闺女也带走了。从那儿以后，他也死了心，这辈子还是在云里雾里待着吧，上哪儿找喜欢“酒腻子”的女人去？干脆就直接跟酒作伴儿了。
他喝酒拿什么都能当下酒菜。三年困难时期，他每天兜里揣俩生了锈的铁钉子奔小酒馆，喝一口酒，吮拉一下锈钉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