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钱大江，冯爷之所以到这儿捧场，并且留下来吃这顿饭，似乎就是冲着他呢，所以那只小眼的准星一直瞄着钱大江。
钱大江自然成了主角，他能出席韩默的个人画展开幕式，让吴繁树很有面子。吴繁树干瘪的老脸上，抹上了得意之色。他特地安排了一个小伙子来陪着钱大江。当然吃饭的时候，他也把钱大江让到了主宾席上。
正所谓：人不出名身不贵，火不烧山地不肥。钱大江的名气让他觉出自己的身价。他还没落座儿，便有不少人围过来，这个跟他打招呼，那个跟他握手，如同众星捧月，使他的身子也跟着飘了起来。
身子一发飘，大脑跟着就发热。他猛然觉得在这些搞收藏的玩主和书画家面前，自己成了“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人一成了吕布，还找得着北吗？他身不由己地抬起胳膊，向在场的众人挥起手来，那派头，俨然像是一位国家元首。
“吕布”的手没摇晃几下，突然像是触了电，胳膊耷拉下来。敢情在他得意忘形地挥手之际，拿眼向在场的人扫了两下，他的眼神正好跟冯爷的“阴阳眼”聚上了焦，让冯爷的那只小火炭似的小眼给烫了一下。钱大江没想到今儿这场合冯爷会来，更没想到冯爷的那双“阴阳眼”会这么麻人。他赶紧扭过脸，生怕再让“小火炭”给烫着。
钱大江收敛起笑容，突然变得深沉起来。让冯爷的“阴阳眼”给“烫”的，他顿时明白，自己不是“吕布”而是“抹布”了。
钱大江是属于善于攻心的人，从冯爷的眼神里好像发现了什么。那眼神让他浑身不自在，甚至对这顿丰盛的午宴也失去了胃口。他本想抬屁股就走，可是吴繁树哪能放了他？老吴还指望着“吕布”给他撑面儿。他一个劲儿地给钱大江敬酒，虽说钱大江平时烟酒不沾，他只喝饮料，别人给他敬酒，他只是端起饮料杯意思一下。
冯爷坐在一个挺不显眼的地方，象征性地喝了杯啤酒，吃了几筷子菜，看着筵席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他腾地站了起来，趿拉着鞋，摇着破扇子，晃晃悠悠地走到钱大江坐着的主桌，冷不丁地来了一嗓子：“‘小白薯’，不认识我了？”
钱大江正跟人敬酒，被冯爷这一声喊吓了一跳，他猛然扭过脸来，只见冯爷的“阴阳眼”二目齐睁，直视着他。
“呦，你呀，冯远泽！”他稳了稳神，笑道。
“行，您的眼里还能容得下我！”冯爷冷笑了一声，突然左边的那只大眼一合，右边的那只小眼随之射出一道很邪性的贼光。钱大江像是被刀刺了一下。
没容他躲闪，冯爷亮起了大嗓门，冲着在场的所有人说道：“诸位爷，今儿难得在这儿相聚。我向大伙儿隆重宣布，这位钱大教授是我二哥的同学，他的外号叫‘小白薯’！”
冯爷的这几句话引来在场的人一阵哄笑。钱大江没想到冯爷会当众给他添堵，脸有点儿挂不住了。
冯爷不管不顾地对钱大江说：“我可没在这儿忽悠，你说对不对‘小白薯’？”
“你说这些干吗？这是什么场合？”钱大江被惹急了。
“哎，别急呀！‘小白薯’，来，我敬您一杯！”冯爷随手从桌上抄起一个酒杯，斟满了酒，也不管钱大江举杯不举杯，他把酒杯举起来，在钱大江的眼面儿前一晃，一饮而尽。然后扯着大嗓门冲着大伙说：“诸位，我敬钱大教授这杯酒可有说辞。什么说辞？我要谢谢他赏我‘画虫儿’的封号。今儿当着诸位的面儿，我说一句，‘画虫儿’这个封号挺好，爷爷我受了！谢谢‘小白薯’，谢谢老吴给我这么一个说话的机会。得，诸位接茬儿喝吧！”
冯爷说完，放下酒杯，看也没看钱大江一眼，摇着破扇子，趿拉着鞋，晃着膀子走了。弄得在场的人半天才缓过神来。当然，钱大江的难堪劲儿也可想而知了。
这就是冯爷的“范儿”，他要的就是这股子爷劲。自打这次冯爷闹场，京城的玩家都知道他有了“画虫儿”这个绰号。当然，钱大江也饶上了一个“小白薯”的外号，只是因为白薯跟白鼠同音，人们往往弄混，多把“白薯”当了“白鼠”。聊到这二位的时候，人们会说，鼠儿跟虫儿碰到一块儿，能不弄出点儿好玩儿的故事来吗？
不过，平心而论，说冯爷是“画虫儿”名副其实，说钱大江是白薯，则有点儿委屈。谁让他招惹了冯爷，让冯爷把他小时候的事儿给想起来了呢？
第三章
冯爷并没跟大伙儿编故事逗闷子，钱大江确实是冯爷二哥的小学同学。“小白薯”也是他小时候，胡同里的孩子给他起的外号。
当年，钱大江跟冯家住一条胡同。说起来，两家的宅门都不小，冯家的老祖是四品翰林，钱家的老祖是五品知府。到他们的父辈，冯爷的父亲是资本家，钱大江的父亲是外国银号的买办。两家的家底儿都挺厚实，而且从他们的老太爷那辈起就收藏古玩字画。
不过，这两家在解放以后的命运却大不相同。钱大江的父亲钱颢毕业于辅仁大学，后来又到英国留学，虽说他回国后一直在洋行当买办，但是他并没有自己的买卖，解放初期进了银行系统搞金融业务。
划阶级成分时，让领导一时为了难，买办是什么？实际上就是现在的高级“白领”。按当时的说法，买办就是“洋奴”，“洋奴”属于资产阶级，这一点儿错儿都没有，可是他又没资没产，尽管家里有钱，但按现在的说法，那是他打工挣的。当时的“买办”很少，连参照依据都难找，折腾了两年多，给他定了“职员”的成分。
那年头，“职员”的成分包罗万象，连大学教授、工程师、中小学老师都算“职员”。这么一归类，让钱颢躲过了几场大的政治运动冲击，加上他有很高的革命觉悟，思想上追求进步，始终跟着政治形势的步点儿走，业务上也有一套，所以他成了单位的“不老松”。
钱家在江南老家是大家族。钱颢有个二伯曾是老同盟会的成员，早年跟随孙中山搞革命，后来在国民政府当了议员，他的四叔是国民党的上将，在军界赫赫有名，后来去了台湾。按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些海外关系会株连到钱家，但是钱颢的这几位亲属名头儿太大了，反倒让他成了“统战”对象。钱颢加入了民主党派，后来还当了政协委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说您住的那条胡同有一位政协委员，也算是能吹嘘的资本。钱家的这种风光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
钱家收藏的古玩字画儿确实不少，虽说“文革”的时候，钱家也被红卫兵抄了家，许多字画被烧了撕了没收了，但有十几幅精品被老爷子事先藏了起来，躲过了劫难。“文革”结束后，政府落实政策，把没收的一些字画儿又归还了钱家。老爷子对书画着迷，见到好画儿不买，走不动道儿。那几年，名人字画儿的价码极便宜，齐白石的画儿，在琉璃厂荣宝斋挂笔单，不过十几块钱。钱颢老爷子节衣缩食，没少从琉璃厂的字画店买一些现代名人的书画，到他去世前，家里收藏的书画足可以开一个博物馆用的。
钱颢老爷子是个明白人，也许他早已经看出自己的几个孩子没有他的这种心胸和气度，知道这些书画传给他们不是福，是祸。他的夫人早已离世，所以他铁了心把钱家的藏书藏画捐给国家。
老爷子八十六岁那年得了癌症，他知道自己离大限不远，放弃了手术和化疗，踏下心来整理自己的藏画，在历史博物馆搞了一个藏画展览，然后将所有的藏画，大约二百多幅，分别捐给了国家的博物馆和家乡的博物馆，特地嘱咐不要作任何宣传报道，也不留自己的名姓，所有的后事都办利落了，老爷子才撒手人寰。癌症病人临死前大都很痛苦，老爷子“走”的时候却很安详，享年八十八岁，可谓寿终正寝，修成正果。
应该说钱颢老爷子玩了一辈子书画，眼睛够“毒”的。按老话说不但睁着“前眼”，还留着“后眼”。这话怎么说？他看到了自己身后的事儿。老爷子“走”了没几年，他的几个子女便乱了营。
原来老爷子有两个儿子三个闺女，钱大江是二儿子，大排行是老四，他下边还有一个妹妹叫钱小湄。小湄的身世到现在还是一个谜。她是钱颢五十五岁那年到西安出差抱回来的，钱颢对家人说这孩子是他在火车上捡的。
怎么捡的呢？老爷子说得有鼻子有眼儿：他到西安办完事，坐火车回北京。那会儿出差，一般都坐硬座。坐在钱颢对面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婴儿，一直默默无语看着他。车到郑州的时候，这位妇女对钱颢说：“大叔，您帮我抱会儿这孩子，我下车给孩子买点吃的。”
钱颢本是个古道热肠的人，听她这么一说，便把孩子接了过来。可是车开了，这位妇女也没上车。钱颢急了，抱着孩子去找列车长。列车长赶紧跟郑州车站联系，让他们广播找人。
火车到了北京，郑州车站来电话说没有找到婴儿的母亲。这时婴儿要吃奶，在襁褓里哇哇直哭。
列车长打开襁褓一看，里头掉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几行字“大叔大婶，我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为了追求自己真正的爱情，我和他偷吃禁果生下了这个孩子，为此，孩子的父亲已经被乡亲打死，我也要到另一个世界去跟他相会，请您收留下这个孩子，把她抚养成人，我和他在九泉之下会感激您的。”字条上没有留下姓名和日期。
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看了这张纸条，对钱颢说：“您就可怜可怜这个孩子，把她收下吧。”就这样，钱颢把这个婴儿抱回家。
当时，钱颢的夫人还健在。钱太太也是个心慈面软的人，看了这张字条，自然动了慈悲之心，便跟钱颢合计着给孩子起了个名，到派出所报上了户口。那会儿在北京落户还不像现在这么难。
钱颢和夫人怕孩子懂事儿以后，对她的身心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对她视同己出，对外人都说是自己生育的，没说她是捡的，包括小湄的哥哥姐姐因为那会儿也不太懂事儿，一直以为她是母亲所生。
直到钱颢的夫人去世以后，有位年轻的少妇，接长不短儿地来家里找钱颢。少妇自称是医生，给钱颢治病，俩人在钱颢的书房一待就是半天，而且这位女医生对小湄非常疼爱，每次来钱家，搂着小湄不愿撒手，临走时依依不舍，涕泗横流，让钱颢的大女儿小汶起了疑：难道父亲有了外遇，小湄是父亲跟这位女医生的私生女？但这只是一种猜测。
如果换了别人，这事儿在脑子里画个问号，也就打个马虎眼过去了，因为当时小湄已然十几岁了，况且父亲对她也视如掌上明珠，何必那么较真呢？偏偏赶上钱小汶是个爱钻牛角尖儿的气迷心②，而且也在医院当大夫，这事儿就变得复杂起来。
有一年，小湄得了心肌炎，住进了小汶所在的医院，她这个当大姐的对小湄格外关照。在小湄住院期间，小汶暗地里给小湄做了DNA检查，居然跟自己的对上了号，这还有什么说的？小湄是父亲的私生女。
小汶的性格心直口快，肚子里不搁东西，很快便把这事告诉了弟弟大海，也就是大江的哥哥。大海当时正在大学念书，他比较懂事儿，对姐姐说：“这是父亲的隐私，当子女的最好不要掺和，再者说家丑不可外扬，这种事传出去不好。”他劝小汶到此为止，不要再去纠缠。
可是小汶却不死心，非要把这事儿弄个水落石出。她又跟妹妹小涓和大江暗地里嘀咕，说出了父亲的这个秘密。兄妹本想找那位女医生问个究竟，没想到“文革”开始了，运动一来，脑子里都想着国事，家事也就扔到了一边儿。后来，那位女医生因为出身不好，又站错了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事儿也就搁下，没人再问。如此一来，小湄的身世便成了一个谜。
不过，钱颢一直非常宠爱小女儿小湄。那些年，他当政协委员，外场抛头露面的事比较多，他参加各种联谊活动，总不忘带着小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商品供应吃紧，老百姓过日子都成了问题。钱家仗着有家底儿，儿女们在生活上虽说并没怎么抱屈，但那会儿买什么东西都凭本凭票，孩子们自然有缺嘴的时候，这时节，钱老爷子的十个指头伸出来就不一般齐了，家里有口好吃的，都紧着小湄，这难免不让小涓和大江心中不平。不过老爷子也有话说，小湄是老闺女，北京话也叫老疙瘩。当爹的疼老疙瘩，这也是在论的。
小湄的命运不济，她从小就体格羸弱，瘦得像是柴火棍，十几岁上得了心肌炎，心脏又做下了病根儿，1969年又去东北建设兵团战天斗地，干了两年就病倒了。后来病退回京，在街道针织厂当了挡车工。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结婚以后，还没等过上好日子，一场车祸又差点儿夺走她两条腿，虽说抢救及时，没落下残疾，但这场车祸对她来说是无异于雪上加霜，从此她一直病休在家。那家街道厂子后来也散了摊子，她连看病报销的地方也没了。丈夫张建国是副食店卖菜的，体制改革以后，第一拨儿下了岗。虽说两口子没要小孩，但日子过得也紧紧巴巴。
钱颢老爷子活着的时候，最放不下心的就是小湄，他在钱上，没断了接济小湄。此外，他背着小汶和大江给了小湄一幅名画儿。他特地嘱咐小湄，他死后，家里的财产，要跟你的两个哥哥和姐姐均分，你占不到多少便宜，这幅画儿你要收藏好，不要跟别人说，留作若干年以后，你和丈夫养老用。那个时候，你们再拿出来，就没人咬你了，而且到那会儿，这幅画儿会很值钱。
按说老爷子想得够周全的。小湄要是听了他的话，把这幅名画儿压箱子底，耐住了性，稳住了心，等上他十年八年，家里的事儿都风平浪静了，再找时机出手，也许就不会招风惹雨了。没承想，生活中遇到了坎儿。
张建国是老实巴交的规矩人，下岗以后，在家待了两年，副食店要拆迁，原址起大厦。单位又实行了新的政策，买断工龄，劳动关系转到街道。张建国的工龄不短，但满打满算，拿到手三万多块钱，从此成了失业人员。
家里还有一个病病歪歪的媳妇指着他养活，这三万多块钱，即便是勒着裤腰带过日子，也只够两三年的挑费。他刚四十出头，不能坐吃山空呀！小两口儿一合计，把胡同口李老头的一间后山墙邻街的西房租了下来，花了两千多块钱，雇人挑了山墙，修了个门脸儿，开了个小卖部，卖点儿干鲜水果、花生瓜子和烟酒，外带着安了一部公用电话，一个月能抓挠个一两千块钱。发财致富不敢奢望，起码过日子够吃够喝了。
平时张建国在小卖部盯着摊儿，出门办事时，小湄过来替他。这天，外号“泥鳅”的郭秋生晃着膀子，手里握着个烟斗来小卖部买烟。
正赶上小湄盯摊儿。“泥鳅”买了两条北京爷们儿喜欢抽的白盒“中南海”香烟，抬腿正要走，小湄看他叼着烟斗，却来买卷烟，觉得挺纳闷儿，待着没事，闲磨牙玩，随口说道：“生子，你真照顾我的买卖？怎么嘴里抽着烟斗，还买香烟？是不是送人呀？”
“泥鳅”跟湄子算是老街坊，和张建国也常在一块儿喝酒，彼此都熟。听她说这话，笑道：“送什么人呀？四块钱一盒的烟，送人？拿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