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是狡猾的，他不会轻而易举就露出狐狸尾巴，反高一尺，贪高一丈，反贪手段的滞后与边缘化，以及贪官反“反贪”招数的不断更新换代，则是一些贪官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一套正常的反贪手续已经了无新意，自己对其早已产生了免疫力，有妙招护体。反贪部门如果学会本人教的此三招，恐怕多数贪官得落马。
另外，看到这样的另类反贪方式，我们的专门、专业的反贪人员与相关部门是不是该有所反思呢？平时，在贪官疯狂敛财的时候，监督部门去哪了？在贪官自鸣得意的时候，反贪人员在哪里？如果小偷、贪官的情妇、民工等不在无意之中帮忙，这些贪官是不是就依然“任尔反贪哄哄，我自巍然不动”呢？这些问题，非常值得人们反思。
官员交女友不是个小问题
看了一个材料很吃惊。在2005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赵登举语出惊人：最高人民检察院查办的省部级干部大案中，几乎每人都有情妇，“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今年“两会”期间的一组数据虽然遭到质疑，但人们心底也不能不泛起一丝凉意：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的领导干部中60％以上与“包二奶”有关。这些数字和材料，并不能说明95％的官员有情妇，也不能说明省部级干部都有情妇，但是足见情妇问题有多么严重。
我们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如果说这些人包情妇的话，不仅违反了党纪，也触犯了国家的法律，冲击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道德法则，破坏了法定的一夫一妻制度。如果由此引发更大的*，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有情妇本身就是*，有情妇的人就不符合党员的标准，更不能继续担任领导干部。正如本人以前撰文说，查*要从查情妇入手。
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成为群众的楷模，必须克服各种不当的欲望，普通人能做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做，而不是相反。党员领导干部要自律，从严要求自己，做到只许百姓放火，不许州官点灯。要么不要当官，要么不要有情妇。声明，并非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如果说情妇问题是一种性贿赂，我以为并不全面，因为这是仅仅从行贿者的角度而言的。这是把情妇当作一种物化了的东西，与金钱物资并列作为一种行贿的客体。即使作为行贿的客体，不论情妇本人是否作为行贿者，事实上情妇本人也是有实际利益的获取，尽管是不当利益。这就和一般的行贿客体有所区别。另一角度讲，作为贿赂客体的情妇本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大多情况下是自愿的，这和一般的贿赂也有区别。
从上面所述的材料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已非常严重，甚至于到了可能*亡国的程度，需要引起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了！
胡长清：化名幽会女服务员
担任江西省副省长后，胡长清一度住在属于省政府的赣江宾馆。该宾馆的一位比胡长清小20岁的女服务员胡小姐，得知这位中年男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副省长，便同这位貌不惊人的男人联系起来。
与胡长清有了特殊关系后不久，胡小姐便在南昌市中心地段得到了一套2室1厅的房子，并很快被调到省里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胡长清在昆明世博会期间，为了到广州与她幽会，竟然不惜化名登上了去广州的飞机。
性受贿第一案：安惠君
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涉嫌“买官卖官、包庇*场所并收受巨额贿赂”一案尘埃落定，她的贪污受贿手段并没有什么出奇，让人们议论至今的是其“曾接受性贿赂”一事。
据媒体披露，安惠君*案件侦查期间，安惠君个人生活糜烂，甚至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在罗湖政法系统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期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
性行贿第一案：蒋艳萍
蒋艳萍出生在湘东山区，被当地村民亲切地称为“一朵艳丽的山茶花”。让乡亲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朵美丽的“山茶花”正是利用了自己的姿色步步高升，然后走向无底的深渊。
蒋艳萍曾总结出一套屡试不爽的怪论：“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女人，才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这一怪论的“精髓”就是利用女人的“资本”，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权力，亦即权色交易。
从给湘潭市某领导当“二奶”，到与原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张秀发勾搭成奸，40多名大大小小的官员，被蒋“玩”得团团转，甘愿为她效犬马之劳，成了她步步攀升和大肆敛财的阶梯与保护伞。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蒋在汉寿县被关押期间，又以色相“击倒”了看守所副所长万江。万江曾4次为蒋提供电话与外界联系，并传递信件和字条为蒋串供提供方便，严重干扰破坏了案件的侦破工作。事后，万江竟为自己辩解说：“我实在无法抗拒她那双眼睛”。
从陈希同、成克杰，再到胡长清、蒋艳萍等等，一个个好色贪官在“金弹”加“*”的攻击下，前“腐”后继，一幕幕石榴裙下的罪恶丑剧在官场上反复演绎，*成为*的催化剂。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做官不要做庸官
储波同志在内蒙古八次党代会上指出，当官要不做庸官、不做昏官、不做贪官。本人以为前二者危害更甚。反腐倡廉打击的是贪官，事实上庸官和昏官对于百姓和事业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现在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二者中，庸官危害更大。这可能也是储波同志把它放在第一位提出的想法吧。
现实生活中，真正为人民的利益，敢担风险、敢负责任的官员是大多数。但是我们的身边并不缺少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为了保“官位”，前怕狼后怕虎，顾虑重重，无所作为的庸官。古代就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何况我们当今用*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党员领导干部更应明白这个道理。
庸官的主要特点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目的就是保住官位。用做人的标准来衡量应是个好人，但做了官就不能用这个标准了，肯定算不上一个好官。百姓怕贪官，但更怕庸官，贪官往往为了自己贪，想的是把事业做大，可以贪得更多一些，庸官想的是我要和群众一块过苦日子（当然，再苦也苦不过群众，这里比喻一下）。群众的想法是过上好日子，并不盼望官员比自己更穷，只要自己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了，当官的做什么倒也无所谓。
庸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怕犯错误，目的也是保官位。前提是能上不能下的用人机制，只要不犯错误，不升迁也决不会被免职，碰上机会没准还能提拔一下子。而犯了错误就很难升迁，甚至连官位也保不住了。为了不犯错误，所以就不会有大的举措，更不要说是开拓创新了。因为不干工作的人是最不容易犯错误的人。
所以说，我们的组织上不应只盯着贪官，也要考察一下是不是有庸官，象反腐倡廉一样也反一下庸官。只有形成这样的气候，让庸官无法混日子，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抗震救灾中“领导”又回归本义
传统印象中，领导就是高高在上，领导就是运筹帏幄、坐阵指挥。在汶川地震救援工作中，上至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下至镇长、村长，上至将军，下至班排长，均表现出了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精神和作风。在余震频发、人命关天的紧要关头、危险时刻，将军们冲到了抢险救灾的最前沿。在唐家山堰塞湖人员撤离的时候，先地方，后军人，先士兵，后将军又成为一条原则。*总理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是全党全军全国各级领导的楷模。北川县委书记连续作战、不舍昼夜，是地方干部的表率。人武部长舍小家顾大家、过家门而不入是军人的使命。大校带领19官兵从6000米高空跳伞，80名将军奋战在一线，是军人们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些，让习惯了“领导”就是出思路、用干部的思维一下子还接受不了。仔细思量，所谓“领导”，本意就是率领和引导，只不过我们长期以来印象中的“领导”语义变了。通过这次抢险救灾，让人们又看到了毛泽东时代的干部。记得一个访谈节目中，一位80多岁的四川音乐学院退休干部说，*、*是我们党的好干部。这是多么亲切、熟悉的话语。其实，危难中正是对领导干部考验的时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好干部。每每看到这样的画面，我都热泪盈眶。是啊，这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领导”呀。如果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领导们都是这样的表现、这样的作风，还有什么队伍不好带，还有什么难关不能攻克，还有什么理由干不好工作？但愿，这种作风能够延续、延伸。
干部待遇报酬已很好
*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日前在河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工作任务很重，但组织上对我们很关心，与一般群众相比，待遇报酬已经很好了，不应该有非分之想。
经常能听到所谓的高薪奍廉的说法，大致意思是说，为了官员的廉洁，必须给予其高额的薪酬，以保证其不去贪污受贿，或者说不值得去做。似乎也有一定道理。但关键在于何为高薪，必须有个参照。客观地说，官员们的收入与大款比是低了些，但如果按徐书记所言和一般群众比，待遇报酬确实不低了。这是一句非常实在的大实话。我完全赞同。
现在，社会各阶层中，唯一的能保证衣食无忧的铁饭碗非公务员莫属。这也是千军万马奔独木桥，去争着考公务员的原因所在。过去，常听有专家或领导关于公务员收入低的说法，许多公务员也有报怨。究其原因，是参照的对象不一样，多数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和社会上的那些暴发户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公务员自视高人一等，自认为因为素质高就应有相应的高收入。
最为重要的就是公务员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如果按徐书记说的，都去和一般群众比，就不会有怨言了。而且，如果公务员们都还能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恐怕绝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自认为是公仆的话，谁还会和主人争待遇报酬呢？
说公务员工作任务很重，恐怕也是徐书记对干部们鼓励的成份多一些。其实，未必所有的公务员任务都重，现实中政府机关混日子的人太多了。我在这里就不把公务员们的工作和其他行业比较了，如果比较恐怕得出的结论多半是公务员任务并不重。
在这里还要说一下徐书记的勇气，讲真话的勇气。讲真话是要得罪人的。工作还得同志们去干，没有工作人员的努力，领导只是一个空架子。为了鼓励下属努力工作，许多领导是为下属争取待遇的。徐光春同志敢于站出来说这句话是有足够的勇气的。
由此，想到如果我们的官员们都能讲些真话，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呀。现在能偶尔听到一些这样的讲话，颇感欣慰。如储波同志当官要不做庸官、不做昏官、不做贪官的讲话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还是搞法制靠得住些
据媒体报道，一些公务员不慎用自己用中的权力，通过种种手段骗取多套廉租房的钥匙，然后转租牟利。于是深圳市市长许宗衡说，拿政府资源牟利的人“怎么吃进去，就怎么吐出来”，否则就清除出公务员队伍。相信在许宗衡“眼见不平”的这一声“吼”，深圳公务员违规占用廉租房的不正之风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止。
经常看到媒体的报道，某地某事件引起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批示，要如何如何，然后全国各地开展某个方面的专项大检查。过不了多久，又一个事件，又是一个批示，又一场整改。笔者以为，中央和国务院领导批示的好，批示的及时，批示后才引起各地有关领导和部门的重视，才比较彻底地解决了某个方面普遍存在的问题。
如果凡事都要在领导重视后才去做，一是领导精力有限，二是相对滞后，多是亡羊补牢之举，代价昂贵，效果不好。如果我们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和同志们都能恪尽职责，管理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不仅会减少不必要的损失，避免沉痛的代价，也算是给领导们特别是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分忧了。
首先是教育，要让公务员们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其次是监督，“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将产生*”，一些人甚至包括公务员自利思想严重，必须堵塞漏洞。第三是制度，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制度的相对稳定性能够使各项工作成为常态，而不是象领导批示那样的随机性。*中央下发的关于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实施纲要，以及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制度制定了不少，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现在最为重要的是执行。象深圳公务员骗取廉租房的事情，不论是公务员法，还是关于廉租房方面的规定，应该是有依据的，依笔者看，这不仅仅是退房的问题，还要严查有关责任人，该处分的处分，该追究刑事责任的就移送司法机关，决不能护短，决不能姑息，更不能有法不依。举一反三，这样的事情还有哪些，有一件要查一件，要让违法分子付出高昂的代价，以使其不敢去触及法网的边缘。
*同志一贯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强调制度的约束。1980年，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问题，即如何避免类似“*”那样的错误时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1992年，*同志视察南方时又明确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撰写本文时，小平同志的话犹在耳畔，“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学而优则仕的返祖现象
看到一条“霍林郭勒市在自治区范围内公开选拔8名科级领导干部”的公告，挂在网上很多天了，居然还在。足见媒体关注程度，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这样的公开选拔还是太少了。由些想到曾在*中被批判的一句话，“学而优则仕”，现在恐怕应该有新解了，也该正一下名了。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此语出自《论语·子张》，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说的。意思是说：“做官的事情做好了，就更广泛地去学习以求更好；学习学好了，就可以去做官以便给更好地推行仁道。”孔子说过，“学而时习之”，出仕是“时习之”的途径之一，也就是把所学的、所修的东西应用到从政的实践之中，但是，修身学习是无止境的，从政可以更好地修身，也可以更好地推行仁道。孔子还说过，没有修养好就让人去做官，是“贼夫人之子”，也就是说，不学习就做官是害人害己的事情。另外一种解释是，把“优”解释为“有闲暇”，那么，做官以后有闲暇就应该再学习，学习得能够游刃有余了就可以做官。这样也能讲得通。
按照这两种讲法，都没有什么问题，人们为什么把此语看作是儒学的弊病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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