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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相貌堂堂，仪态端庄。他和胡父谈起话来斯文有礼，侃侃而谈，颇有风度。本来在杯盏交错间的气氛很好，可是心性古怪的胡星妈却在一旁越看李敖越生气。也许是因为李敖与胡赓年交谈得过于投机，言语之间又显出了对她的轻慢，所以当李敖走后，胡赓年征求她对李敖的看法时，不料，胡星妈却说了一句让胡茵梦大吃一惊的话：“先不说李敖这个人如何！这次又看到他，我就想：国民党太宽大了，怎么把李敖给放出来了？！”
胡茵梦从胡星妈这句评价中，听得出她对李敖的看法永远也难改了。第二次见面甚至比第一次见面得到的印象更坏了。所以从那次以后，胡茵梦就避免再让李敖到她家里来，尤其尽量少让李敖与胡星妈在一起。当李敖与胡茵梦决定结婚的时候，胡星妈自然投了反对票，但在胡茵梦的争取下，她还是做了退步，但在内心却始终对李敖充满敌意。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于国民党当局，昔日红遍台湾的电影明星胡茵梦开始遭遇冷落。就在胡茵梦结婚不久举行的台湾电影界盛大的金马奖颁奖仪式上，以往一贯被台湾“新闻局”出面请来担任主持人的胡茵梦，不再是众人拥戴的核心人物，而是被冷落在角落里！这些因素以及两个人在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小摩擦，日渐影响着胡茵梦和李敖的关系，他们短暂地分居了。
纪事：李敖的两次婚姻（4）
恰在此时，李敖的好友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因为第三者《音乐与音响》杂志女编辑小R的出现闹起了离婚。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李敖出面阻止萧孟能，却令他左右为难。萧孟能想起了一件事，那是1979年春天，出版商出身的萧孟能开始跟李敖做房地产生意。由于他的资金雄厚，很快就在台北到处买房卖房，竟然占有了一大批房地产。就在这时候，萧孟能准备出国旅游，而他刚刚在天母静庐买到的一所房产却一时无法兑现合同。这所面积只有80平米的单元房需要交台币110万元。可是那时萧孟能只可以预付1／2 ，萧孟能在向卖主支付55万元以后，就要离开台北而去国外进行一次3个多月的旅游。临行之前，萧孟能找到从前的朋友李敖求助。萧孟能走后，李敖不负朋友所托，到了必交房款的期限，他代替萧孟能一次性上交55万台币。那时，因李敖恰好与胡茵梦拍拖，两人不分你我，如胶似漆。所以，李敖将天母静庐那处有自己投资一半的房地产，过户到了胡茵梦名下。此时，萧孟能又从胡茵梦手里得到了她名下的土地权，而将李敖以“侵夺他人私产”的罪名告上了法庭。
1980年8月28日清晨，李敖惊奇地发现台湾几张当天的报纸上，几乎都刊载了一条重要的消息：《台司法界昨举行李敖讼案论证会，萧孟能及胡茵梦等各界名流慷慨陈词》。
李敖的心跳突然加快，他万没有想到昨天台北会有这样的一个###。更让他大为吃惊的是，自己的妻子胡茵梦居然会背着他去出席这样一个明显对他不利的###。李敖的眼睛有些发直，因为他发现胡茵梦不仅仅出席这种旨在将她丈夫搞臭、显而易见由官方暗中操纵的###，同时胡茵梦还在她的发言中对现在仍有夫妻关系的李敖大肆泼污！胡茵梦竟然当众说天母静庐的那处房产，是李敖送给她的结婚嫁妆的一种（李敖本人从来不承认给她房产，仅仅是过户到胡的名义上而已），而且，她还说她有权利处置这处天母静庐的房产，有权把房地产执照都拱手交给萧孟能，胡茵梦自认为她这样做既有权而且也“合法”。
档案（不完全记录）
1962年10月
胡秋原诉李敖“诽谤”案，1966年李敖反诉胡秋原“诽谤”案
1983年12月
诉《秋海棠》月刊发行人郁慕明、赵宁“诽谤”案
1987年2月
诉台湾《自立晚报》发行人吴三连等“诽谤”案
1988年2月
诉台中市政府非法查禁图书案
1990年7月
诉台湾《中央日报》案
1990年8月
诉吴大猷、张玉法及王世杰子女“诽谤”案
1990年9月
李敖诉胡秋原、石永贵“诽谤”案
1991年1月
李敖诉胡秋原、梁肃戌（台湾前“立法院”院长）“诽谤”案
1992年1月
控告《求是报》股东案
1995年5月
诉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诽谤”与“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案
1998年5月
诉王令麟等3人“诽谤”案
2000年 5 月21日
在台北地方法院以“内乱”、“贪污”和“泄密”三大罪名控告李登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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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评
李敖几十年来，在台湾曾经涉讼数十起。台湾的报纸曾有过这样的报道：《打开李敖官司史，总统院长无一幸免》，该文对李敖作了如下记述：李登辉和“五院院长”，我都告过！除了是知名的作家，有名的###，李敖还是人人皆怕的诉讼大王。除了告过“总统”、“五院院长”、“故宫博物院院长”、知名的政治人物、媒体负责人，甚至连政府机关，只要被李敖锁定，几乎很难逃过被李敖告状的命运。
在李敖接受《新新闻邮报》的专访中，李敖说他的官司史，已有35年之久，从“被告”到“原告”，从“小民”到“刁民”，从“自卫”到“卫人”乃至“好管闲事”，李敖这些年来已出庭几百场，下笔几十万言，至今仍有多起官司缠身。
谈起李敖的官司，头衔最大的被告当然是李登辉和“五院院长”，理由是“伪造文书”。李敖表示，按照林洋港的说法，当年蒋经国去世时，李登辉和“五院院长”到蒋经国官邸，先是鞠躬，然后就在蒋经国遗嘱上签字。但是按照民法的规定，遗嘱必须是在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自己口述或是由别人代写，然后才签字，“需要生前认可”，但是蒋经国的遗嘱却是事后签字，真伪便不得而知，因此李敖便一状告到地检处，说李登辉和“五院院长”伪造蒋经国的遗嘱。但是地检处的首席检察官刘景义，这个李敖口中“讨厌的东北人”，却给李敖回了一封信。李敖说，刘景义信中表示蒋经国的遗嘱是“政治性遗嘱”，与民法规定的条件不符，所以不能依法办理，“这是笑话！”李敖认为，遗嘱就是遗嘱，哪里还分政不政治？
说起李敖打过的媒体官司，他与《自由时报》的几场官司是最为特别的。李敖曾成功地告赢《自由时报》一起“诽谤罪”，获得50万元的赔偿金，李敖得意地表示，《自由时报》曾经写了一篇“李敖开车闯红灯”的报道，但却不知道这原是李敖上邱彰节目时说的笑话，结果惹来诽谤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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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我为什么打官司
我为什么打官司
李敖在台湾从文数十年，亦涉讼数十起之多。他曾经在《李敖大全集》中，有专著《闹衙记》和《好讼集》生动记述了他参与数十起大大小小官司的经过。从这些专著里，我们不难寻觅到李敖打官司的来龙去脉与心路历程。这些官司无论大小，无论胜负，均有他特定的轨迹。那就是李敖是一个敢于向邪恶抗争的斗士，特别是他在白色恐怖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明知他申告的对手是权倾一方的高官，也明知他诉讼的结果往往败诉，然而李敖依然每次都不为邪恶所惑，只身上阵，以寡敌众，以弱对强。李敖为什么要打司官，他自己如是说：我从36年前（1962年）被胡秋原告到法院后，自此讼性大发，打官司变成家常便饭，前后出庭几百次，或原告、或被告、或告发人、或代理人，进出法院，自己几无宁日，而对手与法官更无宁日。36年来打的官司之多，已难毕数，但有一批官司，最有施教作用，那就是我跟台湾伪政府的官司，也就是以老百姓身份跟官衙的官司。自来衙门欺负老百姓，本是常态。但这一常态得以形成，老百姓的消极配合，也有以致之。换句话说，一方面衙门欺负你，作威作福；一方面你忍耐它的欺负，逆来顺受，这样子搭配，才完整构成这一欺负的作业，而令大官人私心窃喜，获得快感。
如果被欺负的一方，挺身而斗、据理力争，不甘被欺负，而要跟衙门斤斤计较、纠缠不休，则衙门未必胜算，而大官人未必得可偿失。斗争到最后，衙门之头可灰、大官人之脸可土，而吾济“刁民”之一口鸟气，亦可稍吐于万一矣！我生平是深信这种斗争哲学的，我以做“刁民”为荣。每遇到衙门找麻烦，只要是于法有亏、于手续欠妥的，我一定把麻烦找回去。问题是一定得找到机会才好动手，好在国民党坏事做得多，机会是不愁没有的。
自述：一元钱官司与禁书事件（1）
一元钱官司与禁书事件
纵观李敖在台湾的涉讼经历，多与他在台湾所处困难受压的境地相关。其宁死也不肯向黑暗与腐败低头的硬骨头精神，是李敖数十年来闹衙涉讼的根本闪光点。一个在台湾虽有才学知识，却始终得不到用武之地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而且多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者受到逮捕，或者遭到监视，或者自己的著作遭到当局的无理查禁。种种生活的无奈与艰涩，促使李敖勇敢地站起来面对严酷的抗战。其反抗禁书的1元钱官司和他在台中遭到当地官员查禁图书而引发的诉讼，就是李敖无数大小诉讼案的一桩。请看李敖自己是如何叙述此案的经过。李敖说：
“我生平著作上百册，可是国民党查禁了96册，查禁法令，种类滋彰，或根据‘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或根据‘出版法’、或根据‘戒严法’、或根据‘台湾地区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不但弄得自己眼花缭乱，尤其在下级执行人员执行时，更是眼花缭乱。就在这种眼花缭乱中，在几乎李敖作品每出必禁的‘惯性’下，一个机会来了。1985年4月25日，我出版了《李敖千秋评论丛书》中《五十·五十·易》上下两册，其中下册经警备总部以‘淆乱视听，挑拨政府与人民情感’云云为由，予以扣押，并通令各级学校、警察机关等有关单位，清查报缴；但该丛书上册，却漏未查禁。不料令下之日，部分下级执行人员却弄不清楚，索性见书就查，以致该丛书上册，也难以幸免，一并由台北市政府出具大量查扣收据，满载而归。
“到了6月24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台北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告诉他们：‘正因为贵衙门有关人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以强迫手段，违法扣押未经查禁之书籍，致使请求权人所发行该丛书上册除被违法扣押46本外，其余未扣押部分，也因而不能陈列出售，妨害请求权人发行、出售之权利，损害请求权人可得预期之利益6901元（内含已扣押46本书价6900元及未扣押部分优待为1元）。’台北市政府收到我的‘损害赔偿请求书’后，自知理亏，且知我来者不善，决定屈服。乃在1985年8月29日上午，在法规委员会召开协议，主席林秋水，由洪以逊代，另有新闻处赵鹏科长等，一共5位，与我达成‘台北市政府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本府部分执行人员误扣上述丛书上册属实，本案本府有赔偿责任’。8月29日，开出损害赔偿国库支票6901元，其中6900元是已扣押部分的折现，1元部分就是优待的罚金，于是我领走了有史以来第一宗的此类政府赔偿，大获全胜矣！
“在台北市政府被我罚过1元后，高雄市政府又被我逮到，也罚它1元。全部经过，比罚台北市政府还精彩。1985年4月15日，我的《我给我画帽子》一书上市，高雄方面，由盐埕区大仁路141号孙慧珍代为销售。不料到了6月27日，有警员王聪琰者，跑来查扣，并出具编号第○三九三三四号‘高雄市政府取缔违法出版品录影节目带三联单’一纸，以资证明。因为这本书并没查禁，这下子被我抓到机会，遂在8月10日，去函国民党高雄市长苏南成，指出：‘因台端台南市长任上，本人曾写文章揭发台端为‘台湾第一不要脸’，全市哗然，议员且纷纷以台端无耻为询。今日台端走马高雄，自然有假借职务上之权力，教唆下属王聪琰，非法扣押上开书籍，妨害本人依法发行权利之嫌，显已触犯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十九条及第三百零四条之罪嫌。又台端身为公务员，于执行职务行使公权力时，故意不法侵害本人发行之权利，依‘国家赔偿法’第二条及第六条规定，应由台端之衙门负损害赔偿责任。’苏南成收信后，龟缩不复。1987年3月13日，我由龙云翔律师代理，向高雄市政府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书’，苦苦相逼。高雄市政府收到后，自知无法再赖，乃于1987年5月9日上午，在高雄市警察局简报室召开协议，赔偿义务机关代理人廖兆祥、参加协议机关代理人李文锦、法制室代表黄章一、新闻处代表王砚青等，一共多位，与我达成‘国家赔偿事件协议记录’，确定四项：‘一、警员王聪琰因于74．6．27过失查扣李敖先生所著《我给我画帽子》一书，所开具三联单○三九三三四号应予撤销。二、查扣之书贰本，已于74．7．12返还书摊，免予赔偿。三、本府同意象征性赔偿请求人新台币1元。四、本局已主动将警员王聪琰调职处分，另由本局作成案例教育。所谓‘案例教育’，是警察界的术语，指具体发生的个案，该案性有施教作用，值得每一位警察注意，因而编成案例，在各级警察流传，以为教育之谓。这一条协议的达成，是高雄市警察局被我纠缠不过，被迫答应的，当然使他们面上无光，但是迫于‘刁民’的压力，也只好照办。事实上，我这‘刁民’，也有宽大的一面。因为协议当天，高雄市警察局曾找来‘肇事’警员王聪琰，当场命他向我报告经过并问我对他的处分是否满意。王聪琰是个大块头，满面羞惭，查起书刊来生龙活虎，对簿公堂来就语无伦次。我得知他已被调职处分，从盐埕区肥缺改调到市警局看门后，就宣布：‘我写的书，90多本都给查禁了，警察执行查扣时，难免弄不清楚，因而见书就查扣，王警员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我想不必进一步处罚他了。’几线几星的在场警官，认为我通情达理，王聪琰也向我鞠了一躬，于是在哈哈一笑中，结束了协议。不过，在如何交付1元的技术上，出了问题，据1987年7月2日《民众日报》登，高雄市政府对于赔偿李敖事件，‘对于这块钱是以现金给付或是开具市库支票给付，市府投鼠忌器，大伤脑筋。’据我的朋友黄章一透露，高雄市政府内部为赔偿李敖曾起争议，但李敖坚持按照‘公库法’第十五条‘应以支票为之’的规定，拒收现金，所以最后才硬着头皮开出了1元面额的‘国库支票’。这张支票，我后来送给郑维帧了，高雄市政府一连多年还要每年登报召兑中。当然他永远不会去领取，它永远是一张战利品，长存在民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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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一元钱官司与禁书事件（2）
“在台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连番被我逮到，相继被一罚再罚后，我的生意愈发昌隆了，运气真好，台中市政府也被我逮到了，并且精彩胜过南北合呢！故事是这样的：1987年6月22日，我接到妈妈张桂贞台中一中同事张佩华的快信，告诉我有军警宪及情治人员一大批，趁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