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开朗、乐天、喜静、特立独行，狂狷不羁且敢于反潮流；
行动：从不参加婚丧嫁娶及一些自认为庸俗的应酬，即便最要好的朋友也难以突破这一人生准则；
嗜好：文物和古代字画的收藏；
交友之道：憎恶天下一切伪善之人，崇敬人间所有善良、正直的先哲。
衣食住行：不穿燕尾服，不事铺张，简单的饮食即可度日，有豪宅两幢，早在青年时就有私家车，堪称文人中的富翁。
述评
“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另一方面，他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这是外界对李敖的总体评价。他一生中的侠义、嫉恶如仇的为人之道，当然值得称道。然而李敖对生活的执着，在世态炎凉与曲折多变的环境中，他特立独行的从文为人之道，他丰富多彩的人生，他的亲情，不是几句话就可以概括的。在这一部分，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看到生活中李敖做人做事的感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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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文星》时代的朋友（1）
《文星》时代的朋友
李敖在服兵役后，经萧孟能介绍进入当时在台湾小有名气的《文星》杂志，在此期间，李敖不仅以雄文杀上文坛，同时他在这家杂志里也结识了许多文友。若干年后，李敖回忆这些朋友时，仍然难免流露出他的率真与友爱。李敖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文星时代，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 我早在台大时，马宏祥就对我说：‘居浩然的《十论》大可一看。我原以为这个淡江英专校长是个普通党国###的纨绔子弟，其实不然。此公为文，极有创见，并且文笔清新可读。’经过这一介绍，我把《十论》读了一遍，深觉马宏祥的判断不错，从此对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后多年，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揭发国民党大员张建邦逼妈妈居瀛玖（居浩然姊姊）上吊、逼舅舅居浩然离职等内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写信给我说：‘甚为欣慰，感谢万分！你替浩然一次次的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这位朋友。’最有意义的是，在《十论》绝版多年以后，我把这书出了新版，为居浩然跟我的因缘，用一本书做了周而复始的句点。
“居浩然去澳洲前，说他做东惜别，出人意料的，地点竟在北投一家旅馆中。在座有吴申叔、何作歆、李子弋、萧孟能、周群、张继高（吴心柳）等，饭后忽然窜进两个女人，进门即脱，其中之一戴起假阳具，对另一女做势，随着两女易位，做势者人亦做势之，忽前忽后，令人眼花缭乱。我做个鬼脸，对张继高说：‘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继高大笑。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爷临别恶作剧也。”
李敖说：“《文星》时代朋友中，张继高最健谈。文化论战时，他从香港写信给我，指出胡秋原文章不行，‘一泻千里，尽见浑水。’他回台后不但相见，且做了邻居，常常深更半夜，从《中国时报》下班后到我家神聊。后来《文星》垮了，他趋向国民党高层，早无往还了。多年后我出狱，在路上碰到，他假意要请吃饭，我含糊过去，自此不复相见。萧孟能诬告我时，找到张继高，挽他出面调停，但他滑头闪躲，以致坐看萧孟能一误再误。后来他跟国民党高层日近，我看不惯，乃揭发他冒充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的丑闻。我揭发后，他噤若寒蝉，直到死去。死后他的夫人张瑞芝被他的情妇翟瑞沥欺负，求援于我，我请龙云翔律师有以协助。张继高讲风度、讲谈吐，实为一高级骗子，但他只能骗严家淦、宋楚瑜、王惕吾、王效兰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碰到李敖，假玉碎矣。”
李敖又说：“《文星》时代朋友中，吴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吴申叔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党国###’吴忠信。吴忠信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他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总监，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肇和军舰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这就隐含了祸延自己和子孙的某种‘原罪’。吴申叔在向我谈到他的‘原罪’时候，如怨如诉，颇为感伤。他是学艺术的，在台湾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电影，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主题上肯定‘国民党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就是不让他这部片子过关，他弄得一身都是债，困窘难言，在走投无路之时，他说他只有去拜托当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经国哥哥’（他是一直用这样的老称呼称蒋经国的），可是没有下文；他无奈，感到吴、蒋两家关系已经非比从前了，蒋经国也许不喜欢这一老称呼了，于是他自行知趣，改用晚一辈的身份，重新提出陈情，可是仍旧没有下文；他又想到，过去吴、蒋两家关系非比寻常，吴忠信手中，有不少蒋介石写的信件，也许这些信件物归原主，会邀得一点垂怜。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还是没用，还是没有下文，吴申叔在向我叙述了这些感伤之事以后，最后说：‘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气的一点是：没有我们吴家替他们打天下，哪有蒋家的天下！如今他们有了天下，却连场电影都不准我们拍，这算什么公道！’可见蒋家父子的凉薄，非局内人不知也！我初识申叔，是1964年1月14日，他请我在台北‘喜临门’吃饭；最后一次见申叔，是1966年4月9日，他约我在他家吃饭。这次饭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学生）、洪锦丽（林文奎学生）、丁墨南、李湘芬、张继高、萧孟能。熊式一等对我颇称赞，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写过《蒋介石传》，马屁十足，所以不喜欢他。京戏名角李湘芬说：‘我小时候在老师梅兰芳家看到年轻时候的胡适，现在看到你，觉得你真像那时候的他！’林文奎将军是孙立人将军的参谋长，孙案发生，他饱受惊吓，精神状态逐渐有异，这时已是满口怪力乱神，申叔拜他为师，也就病中生幻，益发不可收拾。不久以后，申叔就闭户不见朋友，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这次最后的晚餐，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申叔有意设下的惜别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周到亲切，一如往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热情而有才华的朋友，就这样悲愤莫名地离开了！那天饭局时，林文奎一再说喜欢看我的文章，并拿出他的照片集给我看，我忽然看到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后喜欢的同班同学，毕业前夕我才发现她很迷人，可是太迟了。她是林文奎的干女儿……”
自述：《文星》时代的朋友（2）
李敖说：“在《文星》时还有许多中学生的读者，我知道的有陈晓林最优秀，直到今日犹为能文之士，并且是我好友。还有一位中学生读者，字写得歪七扭八，向我备致仰慕之忱，且由张菱龄转达此意，此人后来搞‘云门舞集’，即林怀民。还有一位黄三（黄胜常），比我小11岁，我在《文星》时候，他通过萧孟能夫人朱婉坚，与我结交。他的父亲是桂系要人黄雪村，母亲是左宗棠曾孙女。这小朋友聪明过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学，因与教官冲突，被开除。后来入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一天上课时偷着帮我校书，被老师抓到，把书抢走，他向老师交涉，说可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开自打手心10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人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 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咛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的，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后来他转赴美国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揭发成舍我种种劣迹（包括逼女友打胎等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黄三报仇……”
自述：梁实秋，一代大儒太软弱了（1）
梁实秋，一代大儒太软弱了！
李敖是文人中的强者，因此被他敬佩的文人委实有限。特别是在台湾这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屿上，有名气的文人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在这些文学名人之中，作家梁实秋是李敖在回忆录中着笔较多的一位。由此可见，并非李敖太狂太傲，而是他实事求是，评价起逝者来也往往一针见血。李敖认为：“《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1961年11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论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事后我写信给吴国帧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是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作者是2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19世纪的马克思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伯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
“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励，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38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地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三一九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不屑参加的。”
李敖说：“1965年12月28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稿，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小时，告辞出来，萧盂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有名气的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20年间，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1987年5月间，为了他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5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10年，他与我比邻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厦旁边的电梯公寓里），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比邻若天涯’，梁实秋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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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梁实秋，一代大儒太软弱了（2）
李敖继续写道：“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羲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槁，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偷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不付一文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前面谈到《文星》时代我与梁实秋的交往，也数落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