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玲：您是以前有过这种经验，还是当时有人帮您做这种决策？
陈国兴：没有。我们当时还很抱怨那些专家——（测）量堰塞湖（大坝）的垂直高度，并不是很难的事情。为什么迟迟的量不出来？堰塞湖究竟垂直高度有多高，那个水才能够自然溢堤。结果一直到淹没禹里，都没有拿出来具体方案。18号的晚上，水淹那个乡，就是漩坪乡党委书记张康奇给我写了一个便条进来，喊“陈大哥”——就是喊我——救援他们。当时我也是自身难保呀。……18号直升飞机已经到我们禹里来了，当时漩坪水已经淹了，而漩坪还没有机降点，直升飞机没法去，漩坪也有很多的危重病人。所以他就及时地给我写了个便条来，要我们想尽千方百计，一个是请部队到他们那里去救援他们，二是通过直升飞机把他们的重危病人转走。18号晚上，漩坪的干部说（水离大坝）大概还有八米高。我们想八米高是淹不到禹里的。我跟参谋长还很侥幸。第一天说的还有八米，第二天说的还有18米，第三天说的还有22米。究竟高度有多高，外面是各说不一，没有一个可靠的消息说堰塞湖的坝究竟有多高。为这件事，邓参谋长发过火。参谋长是亲眼看见水淹禹里整个损失的……参谋长最后说了一句话：“禹里第二大灾难，不是雪上加霜，而是雪上加冰！”最后水淹漩坪、禹里，禹里这个乡是完全可以保住的。
周玲：这一次武警官兵对你们禹里救灾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陈国兴：非常大的作用！那是……非常之感谢呀。邓参谋长，55岁，跟士兵同吃同住，而且身处一线，我们一起走村串户，到家家户户去摸底。他亲自下到他分管的片区的六个乡：禹里、开坪、桃龙、片口、小坝，本来漩坪不是他管，因为漩坪离我们禹里很近，最后漩坪顺便也由他来负责了。
周玲：当时在唐家山堰塞湖危机过程中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陈国兴：最大的困难就是灾民的疏散与安置。太难了。灾民住的地方就是老百姓种玉米、土豆的地里，那全部是黄泥，又没有路。在空旷的地里搭棚子，用彩条布搭帐篷，简易的住宿，下雨一身泥，没法走路呀，有的地方的稀泥，一脚踩下去，齐到膝盖呀。那太辛苦了，看起来硬是……
张誉译：那些地方都是您选的安置点是吗？
陈国兴：只有那三个点，禹里再也找不到另外的安置点了。
周玲：为什么呢？您凭什么去判断那三个点是最好的？
陈国兴：那三个点就是我们以前的移民安置点。
周玲：移民安置点？
陈国兴：以前在漩坪设计了一个大中型水库，要建个电站，设计为17万千瓦，投资21亿。海拔786米以下全部要移民。禹里就是移民的范围，方案都做了几次了。那几个点是我们以前选好的，没有用过。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陈国兴访谈录（11）
周玲：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陈国兴：2002年。
张誉译：堰塞湖险情排除以后，有没有把那些灾民都迁回来？
陈国兴：没办法，还住那里。因为整个场镇里面是不能住人的呀，全垮了，淹了，需要消毒。现在还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在（山）上面，有的是移下来了，移到公路沿线，城镇里面是没法住。禹里的场镇究竟选点选在什么地方，建在什么地方，到现在也不清楚。
周玲：那么他们现在吃呀住呀都靠什么？靠政府救济吗？
陈国兴：全部靠政府。每一天十块钱一斤粮，这三个月过了以后看又是什么政策嘛。前天，禹里的党政办公室主任来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我问他们这段时间在干什么辛不辛苦呀，我毕竟走了……他们这一段时间在集中精力建板房。板房主要是建学校、医院。因为关内的各乡镇，除去白坭、漩坪，还有十个。这十个乡镇，现在有七个乡镇是没有办法建板房的。像关外的那些地方……我们所称的关外，就是北川县城以外，都可以住上板房了，而且也可以坐车。关内那是不行的。关内板房运不进去，运进去，损失太大。到目前为此，老百姓还没有一户人住进板房。
周玲：您说现在这种情况还有几个乡镇？
陈国兴：还有七个。
周玲：禹里是其中的一个？
陈国兴：禹里是其中一个。没法，板房运输就要走松藩、茂县，路相当危险。
周玲：您刚才说的有五千多人在三个安置点住着，那么其他的人呢？
陈国兴：其他的人都分散了，现在安置点上已经没有五千人了。
周玲：我的意思是说您不是有一万四千多人吗，那八千多人是怎么安置的呢？他们的房子不是也塌了吗？
陈国兴：政府采取了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自建过渡安置房，每户解决两千块钱，他们有些就自发地回去了，照顾自己的庄稼。民以食为天呀，他们还是要把自己庄稼护着，包谷种进去了以后他们要去管理呀。另外有几个村，地震以后出现了裂口，滑坡地带，像这种情况，就整村移出来，住在安置点上。这些村都经过省国土局组织专家鉴定，专家下去勘测，哪些地方属于危险地段，要滑坡，哪些地方比较安全，村村社社都去了的。
周玲：您的意思是说除了那三个安置点以外，其他都……
陈国兴：分散，都分散回家，有的在清理自己屋里的废旧物品，有的在搭帐篷。现在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建永久性的房屋了，都在打基础了。
周玲：您刚才谈到，除了武警邓参谋长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救援部队或者说志愿者组织到过你们这儿？
陈国兴：志愿者有。志愿者有送药品的，还有自发送粮食进来的。
周玲：大概总共有多少批次，或者说有多少人来过？
陈国兴：志愿者陆陆续续来的有四五百人吧。
周玲：他们第一批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
陈国兴：第一批是5月18号。
周玲：可以走进去？
陈国兴：可以走进去。从擂鼓翻山，走十几个小时的山林。
周玲：他们的帮助大吗？
陈国兴：嗯……能解决一些问题，帮助也不很大。
周玲（笑）：他们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
陈国兴：有的背的药品，有的是运的粮食，有的是在外面买的馒头（送来）。
周玲：问题是他们爬十几个小时进来，他们能带什么东西呀，带的东西不多呀。
陈国兴：他负重几十斤还是可以呀，三五十斤还是可以，是没有问题的。
陈国兴访谈录（12）
周玲：他们在里面住的时间长吗？
陈国兴：不长，他们是流动的。到禹里后，他们还要去开坪呀，去小坝呀，去墩上呀，里面还有十个乡镇呀。东西送到以后他们陆续又走了。
周玲：他也就几十斤的东西，怎么可能救很多……
陈国兴：当时看粮食供应不足，我们还组织了一个村，由支部书记带领130个人，去擂鼓背粮。最多的有背一百斤的。从擂鼓翻（山），走了两天。这个村凡是在家的青壮年，包括女同志都去了。擂鼓那个地方不缺粮，车是通的，前线指挥部设在那个地方。那个支部书记很不错呀，好多记者来了一看，哎哟，太受感动了。
周玲：您在救援过程中感触最深的是什么？比方说您遇到的难处最大的是什么？
陈国兴：难度最大的主要是灾民的疏散安置。
周玲：给我的感觉是唐家山堰塞湖的压力比地震的压力更大？
陈国兴：比地震压力还大。如果唐家山堰塞湖不淹没，城镇居民还可以住在城镇嘛，房屋倒塌了以后，在里面还可以掏一点点东西出来嘛，抢救一点东西出来嘛。灾民的安置，那是最难的！因为面太大、人太多。关内有些乡镇一两千人，一两千人那就很好办了。禹里有一万多人呀！
周玲：您刚才说专业救援队伍除了邓参谋长以外，还有防疫部队是吧？
陈国兴：对，河南的防疫队。
周玲：还有其他的吗？
陈国兴：还有陆军14军的，14军现在还住在里面。
周玲：他们之间怎么协调呢？
陈国兴：部队与部队之间是独立的。
周玲：那么分工协作呢？
陈国兴：分工协作是由我们政府来做，每一天给他们派工作。
周玲（笑）：你们给他们派工作。
陈国兴：我开玩笑说，我一个小小的党委书记，这一次官瘾我过足了的。“禹里乡抗震救灾指挥部”我是指挥长，邓参谋长是一个地师级的大校，我管他，他给我当副指挥长；山东滨州市的市长，是副指挥长。我管着市委书记、参谋长呀……我开玩笑。
周玲：问题是好协调吗？
陈国兴：很好协调，部队向来军令如山，那确实很不错的。每天我给他们派工作，比如说今天值勤来多少（人），收集空投物资多少（人），在机降点转移物资多少（人），组织疏散灾民多少（人），每一天我亲笔写，我派了两个干部，就跟两个部队衔接，每天早上七点到八点之间，去领兵，把兵领了带起走。
张誉译：陈书记，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接受过捐赠或拨款什么的？
陈国兴：我是6月19号调安办的，我走之前还没有。
周玲：那么关于这些其他的政策的执行就是后面的人来处理了？
陈国兴：对，后面。
周玲：还有，刚才您谈到5月12号的时候您建了后勤保障组，其他还有些什么组吗？
陈国兴：有救治组、遗体安埋组、社会治安维护组……一共是六个组。
周玲：对禹里的恢复重建，您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陈国兴：我在禹里的时候，指导思想就是：以分散为主，以集中为辅。凡是有生产资料的，全部都动员回去。只要他所在的那个地方不是滑坡的地方……
〔陈国兴手机响了，他接听：“喂？……我在说事哈。”陈国兴放下电话，回到访谈。〕
陈国兴：……以分散为主，就是凡是还没有失去生产资料的，比如说有土地，而且你的宅基地还可以建房的，我们就尽量动员他们回去自建，搞永久安置，主要以砖木结构为主。另一个就是集中，集中主要集中在城镇。城镇今后的点选什么地方，还没定呢，有几个村要集中疏散的，那里全部整体滑坡，（比如）三八村，整个村子一户人也不能住，它就要整村移。整村移采取两种办法，一是集中选点，二是异地移民。
周玲：就是移到禹里以外？
陈国兴：对，禹里以外。本乡能够安置的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本乡安置，本乡实在不能安置的给上面（协调）……
周玲：这大概有多少人呢？
陈国兴：不多，如果堰塞湖水回下去以后，禹里可能最多也就是一千人左右。
周玲：其他人都是内部消化？
陈国兴：可以内部消化。很多人已经早早地回去建设自己的家去了。他自己的地要种呀，对不对？另外过渡（安置）这一块，目前建板房还没办法，还是住的帐篷。
周玲：您现在的职位是什么？
陈国兴：我现在是安办主任、安监局局长。
周玲：是什么原因把您调到这儿来的？（笑）
陈国兴（笑）：还是工作需要。安监局（原来）的局长遇难了，安监局一个副局长遇难了，安监局一个职工也遇难了，整个局七个人遇难了三个。
周玲（低声）：啊……
陈国兴：另外他们好多人说我适合于安监这个工作，因为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说一就一、说二就二，在全县干部当中性格比较“毛”（厉害）的一个，（笑）哈哈。
张建：陈书记，你以前经历过哪些工作岗位？
陈国兴：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以前在农村当过支部书记，当过村长。我的工龄很短的，1990年当副乡长，当了六个月的小乡副乡长，后来当党委副书记，再后来又到陈家坝当管农业的副乡长、管工业的副乡长，1998年调到桂溪，猿王洞那个乡，当了三年乡长，2001年调到通口镇当了四年党委书记，2005年调到陈家坝乡又当了一年党委书记，然后又到禹里当了一年半党委书记。我当了三个区所在地的党委书记，6月19号才调出来。高中毕业回去还当过民兵连长、团支部书记，农村的村官我是当完了的，只是没当过妇女主任了。（笑声）
周玲：您跟部队的关系还是处得很好的？
陈国兴：相当之好！而且我们参谋长还把我收为弟弟了。
周玲：真的吗？
陈国兴：真的。我跟他常联系呀，他说我们大难不死。
张誉译：他回去了吗？
陈国兴：他已经回到四川武警总队了，经常给我打电话联系。他说：“说工作，你是书记我是参谋长；要说个人感情，我们建立了生死弟兄的感情。”我们在一起战斗了一个多月时间。
北川的表情（1）
访谈结束，陈局长给刚才匆匆来又匆匆走了的陈家坝乡党委书记赵海清打了一个电话，约他中午一起吃饭。说实话，我们本不该太多打扰他们，但老刘很难得跟他这帮兄弟见一面，我们也就心里略感不安地接受了陈局长的安排。
整个访谈过程都比较顺利。只是刚开始的时候陈局长略显紧张，说话有点散乱，可能是地震当时的情景重又浮现在他脑海里，使他思维跳跃语速加快。但他很快就平静下来，直到访谈结束，他的语速都是平缓的、平和的，微笑始终挂在嘴角。因此他给我的感觉是性情十分和善，而不像他自己所说是个性格很“毛”的人。
好在访谈并没有太多地影响他们的工作。访谈中与陈局长办公桌相连的老金，以及靠近门口的小席，一直在各自的电脑上处理自己的工作，偶尔用电话与外界联系。其他几位同事进进出出，也在忙着各自的事。访谈结束后，老金还私下跟我聊了几句，中心意思是他认为如果北川县城救援再及时一点，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中午吃饭是在安昌镇上一家小牛肉馆，安监局几位同志都参加了。这里已经成为他们固定的接待用餐点。餐馆所在的那条街道上，来来往往有一半以上都是北川人。
本来说好不喝酒，可上了桌，转换了身份的老陈还是要了一壶酒，是北川自产的玉米酒。这种酒，口感醇厚，但很上头，我领教过。桌上除我、周玲和小张，其他全是北川人，这种场合，拿出这种酒，没人可以拒绝。
就是在酒桌上，老陈的语气仍旧是平缓的，笑容依旧是和善的。他的两位助手老金和小席似乎也受了他的感染，笑得很平和、说话很平缓。小席话不多，笑意只隐隐约约浮现在嘴角上；老金则显得很想说话，说完一句还爱带出一串笑，笑声像银铃一般的响亮，很有感染力。
他们脸上风和日丽，笑声仿若传说中的金黄色蝴蝶，轻轻飘浮在空气里，很容易解除人心里的防犯。气氛渐趋活跃。
老金首先谈起他们在地震中的历险。地震当天，他正和小席去乡上检查工作，地震把他们困在了山里。他和小席历尽艰险步行几天才脱离死亡地带。
他说，最初几天，他和小席是被列入失踪人员名单的。小席还挽起裤腿给我们看了他受的伤。我在心里悄悄算了一下，刚才老陈说原安监局七个工作人员中遇难了三个，如果再加上失踪的老金和小席，那就只有两个在地震中算比较幸运的了。光这道“7…5=2”的算术题就能让人不寒而栗了！不过大难不死也值得庆贺，大家于是又喝了一通酒。老陈不露声色，却硬劝老刘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