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仪事件发生以后，武则天感觉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抓而不紧是不行的了。于是，中国御用文人这个行当，经过这个女人的手，也走上了末路。
在中古以前的中国文学史上，御用文人和非御用文人，事实上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枚乘、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东方朔、朱买臣、班婕妤、杨雄、刘向、刘歆……，等等等等，你可以说他们在人身依附这一点上，是御用的；但也可以认为他们在人格上，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我意识，并非完全御用的。从他们为人为文的不羁精神看，未必俯首帖命于御用的。因此，他们在被当道者所豢养，所雇佣，所喝来斥去，所奴仆畜之的同时，在忍辱负重的的状态下，秉笔直书，表达万众之心声，抒愤述忧，记载历史之真实，就完全不具御用的意味。
这也是后来的中国人，尊敬他们的努力，推崇他们的成就，并不介意他们是否被御用或不被御用，而能够理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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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北门学士”（6）
上官仪就是这样一个既“御用”，也“文人”的人，因此，他为人的声名，丰采儒雅，风度优美，备受东都士人的尊重；他为文的口碑，格调高尚，韵味精致，大为洛阳黎庶所敬仰。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里，为我们描画这样一个动人场面：“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辔，咏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入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犹神仙焉。”
但是，从他脑袋砍落在血泊之时起，那些受到尊敬的既“御用”又“文人”的老一代，便成绝响。从此，在武则天诱之以利德禄的淫威胁逼下，那些在她周围耍笔杆谋生的鼻涕虫，以文学混饭吃的跟屁虫，便成为只有“御用”，而无“文人”的新一代。
武则天统治的57年，是中国御用文人的转型期，从此走上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
通常，谈武则天，谈她的淫荡，谈她的残忍，谈她的酷刑，谈她的无往而不利的计谋布局，谈她的为李唐王朝决不接受的“武周革命”，谈她的为中国男性社会所不能忍受的称帝御极……，这其中，常被官修史书忽略，也不被文学史者关注，就是她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如何进行肃反运动，“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彻底清算了与她不够同心同德的文人。如何重新清理队伍，将统称之为“北门学士”的御用文人，揽之门下，高官厚禄，笼络起来，也像她对待面首一样地豢养着，为其抬轿子，吹喇叭。
在中国，自有御用文人这个行当以来，不论何朝何代，都不如武则天在位时得到重视，得到重用，因而鼎盛，因而发达，抬爱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同时，又是她，将这个行当，彻底污名化，完全颠覆掉，将讨好她的御用文人，作践得与洗脚店，与桑那房，与歌厅的三陪小姐，毫无差别。唯有以“色”侍人和以“文”侍人的不同罢了。
“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
“天后尝召文学之士周思茂、范履冰、卫敬业，令撰《玄览》及《古今内范》各百卷，《青宫纪要》、《少阳正范》各三十卷，《维城典训》、《凤楼新诫》、《孝子列女传》各二十卷，《内范要略》、《乐书要录》各十卷，《百僚新诫》、《兆人本业》各五卷，《臣轨》两卷，《垂拱格》四卷，并文集一百二十卷，藏于秘阁。”
公元683年（永淳二年），在位35年的李治终于死掉了。她立所生第三子李显继位，是为中宗，在位3个月，被武则天废掉。随后，立所生第四子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在位7年，再次被武则天废掉。这一次，她自己要过一把皇帝的瘾了，终于拉下脸皮，不再以皇太后身份主政，公元690年（天授元年）改唐国号为周后，而正式称帝御临天下，这年她66岁，已经是个老女人了。
尽管年事已高，但精神癯烁，尽管老迈龙钟，但情致不减。这就是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说过的话了，他认为权力是催情素，权力是兴奋剂，最高的权力，也是最强的催情素和兴奋剂。武则天需要面首为她保证性生活的满足，需要御用文人为她提供精神上的满足，并不因年近古稀而降低这两满足的要求。乾脆，这个只要一息尚存，就风流不止的老女人，将她的男宠队伍，文学马屁精队伍，合二而一，“置控鹤监丞、主簿等官，率皆嬖宠之人，颇用才能文学之士以参之。”于是，在这个罪恶的渊薮里，一个比一个赛着下三烂，一个比一个赛着不要脸。
一直到公元700年（则天久视元年），这年她76岁，也是这个老太婆死前5年，“改控鹤为奉宸府”，任命她的第一姘头张易之为奉宸令。你不能不为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其精力之可怕旺盛，叹为观止，不能不为这个永不满足的女人，其活力之恐怖强亢，五体投地。“太后每内殿曲宴，辄引诸武、易之及弟秘书监昌宗饮博嘲谑。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太后命昌宗衣羽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以美之。”
武则天与“北门学士”（7）
此情此景，中国御用文人的末路，已经完全堕落，无可救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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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祠，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后易之赤族，佞者并流岭南。”二，“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嫪毐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
宋人宋祁的《新唐书》里有三篇本传：
一，“元万顷，时谓北门学士，供奉左右或二十余年，万顷敏文辞，然放达不治细检，无儒者风。”二，“李適，凡天子饷会游豫，唯宰相及学士得从……，帝的所感，即赋诗，学士皆属和，当时人所歆慕。然皆狎猥佻佞，忘君臣礼法，惟以文华取幸。”三，“阎朝隐，性滑稽，属词奇诡，为武后所赏，累迁给事中，仗内供奉。后有疾，令往祷少室山。乃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后疾。还奏，会后亦愈，大见褒赐，其资佞谄如此。”
读到这里，也就明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御用文人这名词，御用文学这概念，之所以臭不可闻到极点，之所以来不及掩鼻而逃，其由来，是与这位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密切相关的。
梦碎孟浩然（1）
公元740年（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自岭南北归，至襄阳，时孟浩然疾背且愈，相得欢饮，谈笑风生，诗人宴谑，放浪形骸。据载，因食鲜疾动，旧病复发，不治而卒，年五十有二。
看来，遭遇皇帝，未能成就好事，力求显达，反而碰壁而归。这份窝火，这份郁闷，这份蓄积起来的惆怅和懊悔。正如他在《送王昌龄之岭南》那首诗中所写：“已抱沈痼疾，更贻魑魅忧”，梦碎成疾，病入膏肓，这才是要了孟浩然性命的根本。
哦，文人，要脆弱起来，也真是不禁折腾呢！
在有皇帝的年代里，中国文人梦寐求之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被御用了。
一经御用，便吃香喝辣地快活，便银子大把地花销，便声色犬马地享受，便身价百倍地增值。因此，想被御用，成为中国文人最为憧憬、向往、追慕、艳羡的终结目标。反过来，想被御用而不得，也就成为中国文人最为失落、迷茫、消极、怨恨的终身遗憾。明白这一点，便大致把握中国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块料的文人雅士，风流才子，饱学之士，文化精英，为何而快乐，为何而烦恼的底里了。
可以断定，由于中国文人这种“读得圣贤书，卖于帝王家”的求被御用的心结，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陈陈相因，积久成习，真是融化在血液中，深入到骨髓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不由自己；也可以说是病入膏肓，欲罢不能。
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载孟浩然遇玄宗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阳人。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
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二，也有类似记载：
“浩然，襄阳人，少好节义，诗工五言。隐鹿门山，即汉庞公栖隐处也。四十游京师，诸名士间尝集秘省联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钦服。张九龄、王维极称道之。维待诏金銮，一日私邀入，商较风雅，俄报玄宗临幸，浩然错愕，伏匿床下，维不敢隐，因奏闻。帝喜曰：‘朕素闻其人，而未见也。’诏出，再拜。帝问曰：‘卿将诗来耶？’对曰：‘偶不赍。’即命吟近作，诵至‘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句，帝慨然曰：‘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奈何诬我！’因命放回南山。”
呜呼，一个天赐良机，生被诗人这两句其实是夸张的，卖弄的，言过其实的诗毁了。
看起来，中国文人聪明，但也未必都聪明，未必总聪明，有时，有人，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把好事办砸。皇帝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你还算什么旧账？发什么牢骚呢？有多少正经该说该讲的话，不赶紧说不赶紧讲，偏偏哪壶不开提那壶，惦记着陈谷子，烂芝麻不放，不是明摆着自讨没趣吗？
这就是盛唐诗人孟浩然（689…740），湖北襄阳人，头一回进京谋求御用文人这份美差的碰壁史。
孟浩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诗人呢？读李白这首《赠孟浩然》的诗，便知其大概。“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由此，我们大致了解这位隐居鹿门山多年的孟浩然，是一个说隐也不见得真隐，有时能隐上十天半月，有时也隐不住的带引号的“隐士”。因为据李白诗，一个与世间不往来的“白首卧松云”的隐士，怎么能达到“风流天下闻”的地步？既然“风流天下闻”了，又怎么可能多少年如一日，捺住性子在鹿门山做他的隐士呢？
所以，从他结交名流，唱和诗坛，从他游山玩水，入幕为宦，从他两赴长安，应试求官，从他为实现这美丽之梦，碰过一回钉子，不死心，又碰第二回钉子，说他是雅爱山林，更恋红尘，喜好恬淡，更慕虚荣的诗人，也不为过。中国知识分子那种骨子里的入仕之心，名位之心，染指权力之心，渴望青云直上之心，别人有的，他也并不少，只不过打着一个隐士的招牌，清高的招牌，多少有点遮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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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碎孟浩然（2）
李白对于同行的褒扬，尤其是势均力敌的同行，吝于笔墨，不大著于文字，是出了名的。能够作出这样一首诗来，简直等于给他做了一份超级广告。证明他对孟持相当肯定的看法，也是使孟名声大振的一个重要因素。李白还为他写过一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那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诗了。
唐玄宗在王维那里说到这个孟浩然时，特地加了一句：“朕知之久矣！”我估计，很可能是李白的诗，所起到的宣传作用了。
其实，孟浩然的诗，确实写得不错。清人编《全唐诗》，对他的诗作，评价很高：“浩然为诗，伫兴而作，造意极苦，篇什既成，洗削凡尽，超然独妙。”清人沈德潜编《唐诗别裁》，认为他的诗“从静悟得之，故语淡而味终不薄，此诗品也。”谈唐诗的人，都将他与王维并列为“王孟”，两人在山水诗上的成就，为人称道。他的那首无人不知，尽人皆晓的《春晓》，随便问任何一个识得几个字的中国人，都会一字不拉地背诵得出。
居隐求显的诗人，第一次来长安，为公元728年（开元十六年）。翌年，碰壁还乡。第一，碰了皇帝的钉子，第二，应考也名落孙山，只好取消登第入仕，为御用文人的美梦，打道回府，继续隐居下去。
综其一生，孟浩然始终摇摆在“当隐士”和“被御用”的两极之间，一冷一热，忽冷忽热，或热得高烧谵语，或冷得冰冻三尺。总之，活得快活也不快活，过得轻松也不轻松。“朱绂心虽重，沧洲趣每怀”，“君主贤为宝，卿何隐遯栖”，他的这些诗句，就是诗人处于矛盾状态下的心情表达。当他朱绂之心不重时，他会活得快活些；当他对长安心乡往之的时候，他就过得不那么轻松了。
本来，他潜居鹿门山多年，“此山白云里，隐者自怡悦。相望试登高，心飞逐鸟灭。”渔樵躬耕，做诗自适，也曾经是蛮惬意的，蛮从容的，蛮能够想得开，放得下的。本打算做隐士到底，可熬到四十岁光景，不知因为什么缘故，终于再也苦熬不下去。还是下了山，跑到长安，要当御用文人来了。
这是中国文人最为致命伤的事情，一千多年来，他们都抱有这样一个永恒的梦：第一，“金榜题名”，使皇帝能够知道自己的名字；第二，“御前对策”，使皇帝能够赏识自己的才能；第三，“君臣唱和”，使皇帝能够倾倒自己的才华；第四，也就是“爱卿平身”，被皇帝视为心膂，平步青云，衣紫着绯，前程似锦。
这种梦想被御用，被拔擢，被亲信，被宠幸的心结，很像经蚊子传染的疟疾，又称“打摆子”的先冷后热，间歇发作的病症。
中国文人几乎都罹此疾患，无一幸免。巴结啊，讨好啊，趋迎啊，干谒啊，就为一个目的，被御用。不过，有的人，重些，乃至不顾廉耻，有的人，轻些，手脚做得干净，因为大家都彼此彼此，也就心照不宣。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发贱，甚至在他写马屁文学，作赞颂诗篇的时候，内心深处，未必不认为自己发贱，可他还是坚定地发贱到底，这就是这种病给折腾的。把话说回来，当你在笑话这位同行的下作，卑鄙，无聊和无耻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有可能，你也难保不发贱，说不定是比他更贱的贱皮子。
为什么这种贱，千年以来，非但有增无减，而且变本加厉呢？因为缠绵在中国文人脑袋中的这种求御用的打摆子传染病，是没有特效药可以治愈的。即使控制一时，也控制不了一辈子。老了老了，还谄媚于朝廷，乞求于官方，卖笑于当道，折腰于权力，这类丑态，我们还见得少吗？
按说我们这位诗人，到了不惑之年，应该更理智些、清醒些才对。可他突然间，犯病了。食不知味，寝难入睡，坐卧不宁，心神烦躁起来。虽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山林间，空气相当清新，负离子极多，松茸蕨根野菜地耳，又是极富维生素和营养的无污染食品。但他想来想去，在山里即使健康地活一千岁，活一万岁，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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