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健康地活一千岁，活一万岁，又如何？
梦碎孟浩然（3）
可长安文坛，那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场面，真是“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啊！领风骚者层出不穷，出风头者络绎不绝，电视屏幕上断不了跳出几张油炸丸子式的肉脸，报纸版面上时不时冒出他们招蜂惹蝶，追香逐臭的传闻。那炒作之震天动地，那砸呼之雷霆万钧，让这个蛰居山中的心总痒痒的诗人，实在顶不住了。
他不能不想之再三，若不趁着李白还走红的时候制造声势，若不靠着王维的官方人脉挺进文坛，京城地界的大小文学圈子，长安城里的各位评论家码头，还有他的立足之地？脚跟都站不稳，有他将来坐在太师椅上跷二郎腿当爷的份？“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他懊恼透了。写了这多年，谁知道他是老几啊？连老几都不是，还想被当今皇上御用，岂不是在做大头梦乎？
于是，他当即决定，不当隐士，在山林里久了，只能越来越土鳖，还未完全土鳖之前，赶紧跳出去。怎么说，流行歌曲唱得有理，“外面的世界更精彩”。于是，乘船坐车，晓行夜宿，由襄阳而南阳，由南阳而洛阳，接着，人便出了潼关。说实在的，这位既是山里人，又是乡下人的老土，西望富贵气象的长安，花团锦簇的都城，一双眼睛怎么也不够用了，两条腿也觉得短到迈不开步了。
“雪尽青山树，冰开黑水滨。草迎金埒马，花伴玉楼人。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这一切一切的欢乐愉悦，这一切一切的声色诱惑，让他目瞪口呆，直后悔自己觉悟太晚。看来，就文人而言，短暂的冷落，或许可以忍一忍的，口头的清高，无妨可以讲一讲的，但长久的，乃至永久的寂寞，又有几个能耐得住呢？
时下北京城里，很有一些文化人，在远郊区县买了房子，权当别墅，渐成风雅之举。可通常只是去小憩几天，约略澄清肺部的都市风尘以后，又来不及地赶回城里来。紧接着，出席这个会，参加那个会，日程排得挺满，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天两个会，上午一个，下午一个，晚间还得酬应饭局。无论到哪里，都逃不脱尼古丁的乌烟瘴气。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文坛就这么势利。他什么都不写，或者，他什么都写，可就是写不好，或者，他就是狗屎，但他有发言权，就行。因此，第一，不能缺席，第二，缺席就意味着放弃话语权，第三，放弃话语权也就意味着你不存在。第四，最最主要的，文人最怕的就是这个不存在。
不存在，意味着消逝，不存在，意味着死亡，不存在，意味着被文坛除名。为了存在，哪怕天上下铁钉子，下手榴弹，也得从城外赶回来，为了话语权，哪怕肺的新鲜空气又被城市的恶浊空气所置换，也认了。最可怜见的，莫过于那双仆仆风尘，疲于奔命的腿了，有车者尚可，无车者的脚丫子也真是苦命之极。
由此，我也能理解公元728年（开元十六年），孟浩然屁颠屁颠要到长安来的缘由了。只有在这里，才能发出他的声音，才能争取到他的话语权。在鹿门山，哪怕他是帕瓦罗蒂，没有听众给他叫好，给他鼓掌，他做得再漂亮的诗，也是白搭。只有到了长安，天子脚下，他才可能实现从非御用文人到御用文人的跨越。
再说，他的诗友们，与他最要好的王维、李白，一个个都“待诏”了，都被御用了，眼看着飞黄腾达，前程辉煌，对他可以说是相当的刺激，相当的伤心。
老友王维就不必说的了，冲李隆基不请自来，登门求教，屈尊移就，串门聊天。获如此之殊荣，岂不是一张纸画一个鼻子，那脸该有多大？让孟浩然都快羡慕死了。能够在皇帝的视线里存在的中国文人，确有不少；能够在宫内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住所的中国文人，也许会有；但接待信步而至的皇帝陛下，把朋友从床底下拉出来介绍给皇帝，这样亲近待遇的中国文人，恐怕是绝无仅有了。
另一位老友李白，更是张狂到家，长安城简直装不下他了。在小酒铺喝得醉醺醺的，还被圣上着人找到了他，要请他进宫里去做诗。干吗呀，干吗呀，我酒喝高了，他还拿搪不去。那些太监们说，爷，劳驾您走一趟，要不，小的们没法交待，生把他抬到了玄宗赏牡丹的御花园。那是何等的牛叉啊！高力士为之脱靴，杨贵妃为之砚墨，三首《清平乐》，“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气呵成。唐玄宗高兴得不得了，吩咐赶快给诗人准备醒酒汤。
梦碎孟浩然（4）
御用文人能混到如此地步，孟浩然想，也就登天入云，别无所求了。如果他的那位同乡，当年楚国的三闾大夫屈原，怀王请他作赋，郑袖给他发嗲，子兰替他铺纸，靳尚为他倒酒，他会去跳汩罗江吗？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感慨，文人到底应该怎么样活？还大可辨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咧！快活是活，不快活也是活，那为什么一定要与青山为伴，白云相随，非一棵树吊死自己，不走他朋友王维、李白的登龙之路，在这遍地风流的长安城里，领受一下别一种更滋润的岁月呢？
他不禁痛心，隐居鹿门山，可把他的大好时光都浪费了。
然而，这个孟浩然，下山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但进城以后应对的战术上，却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错就错在山里待久了以后的小视野，小格局，小器度，小胸怀上，诗人未能迅速调整心态，与时俱进，适应环境，结果，因小失大，错过良机，机不再来，贻误终生。这就不如那些郊区置有别墅的当代同行了，只要过了五环路，马上精神抖擞，只要到了城区，立刻进入角色。这时，只要给他一支话筒，就可哇啦哇啦，天花乱坠地神侃起来后现代，超现实。如果再有电视台的镜头对着，连荷尔蒙都从五官七窍冒将出来。可孟浩然，有点惨，水土不服，人虽到了长安，但他的心还不能一下子就习惯城市的红绿灯、斑马线、欧三排放、世界五百强之类的新概念。
也许，山林里的负离子吸收得多，固然对身体的好处很大，对头脑未必有多大用处，说不定还会产生副作用。因为，从负离子很丰富的田野生存方式，转变到负离子很缺乏的都市生存方式，必然要出现一种类似由平原地区到高原地区的缺氧反应。城里人瞧不起乡下人的最主要之点，就是这种一下子，两下子，过渡不过来的傻和涅上。乡下人进城，为什么总是慢半拍，总是踩不上点，总是木木的，懵懵的，总是眼神聚不了光的游离不定，总是让你恨不得跟他急呢？就是这种迟钝，迟疑，迟慢的应急能力的严重缺失上。
我猜想，王维在听到他对李隆基念那两句诗时，一定是相当相当晕菜，差点背过气去。就别说让陛下恼火的“不才明主弃”了；那“多病故人疏”，明摆着也是瞪眼在瞎掰啊！他对这位不识时务，不懂深浅，甚至不知好歹的老朋友，也只好爱莫能助了。
宫禁何等森严，大内岂容外人，王维这样做，绝对是冒着风险的安排。我估计，把他弄到宫城内署，也就是大乐丞（相当于国家交响乐团）的住处来，好心的王维，知道李隆基有可能光临，使他得以一睹天颜，展现才华，从而得到陛下的恩宠，有可能是他的一次转机，有可能是他的一个晋身之阶，有可能得偿其愿成为御用文人呢？然而，由于在鹿门山当隐士，闲云野鹤惯了，来到人口密集的都城之中，诸多的不适应，不如愿，不习惯，不开怀，才有“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两句充分反映他来到长安以后的挫折感，失落感，不平感，怨怼感的诗吧？
希望得到的一切，和可能得到的一切，这其间的落差，让孟浩然感到非常沮丧。这两句一脱口，孟浩然的“待诏”梦彻底粉碎了。但是，一个做美梦的人，要彻底清醒过来，不易；同样，一个患病的人，要完全根治痊愈，更难。大约三年以后，我们这位说隐不隐，说显不显的诗人，第二次来到长安。
如果说，他第一次来，是王维为之穿针引线，那么，他第二次来，却是受到李白的影响。在此之前，当孟浩然已经不抱什么希望，如他一首《过故人庄》所写：“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他发现自己在大都会中，所以格格不入，所以洋相百出，所以碰壁而回，很简单，他是乡下人，他是山里人。只有在田庄里，在桑麻中，才能找到归属感。
可开元730年（开元十八年），李白那封“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自荐书，让他好容易平定下来的求御用的心，又死灰复燃起来。我们不知道随后失意东归的李白，是怎样将信息传递到也在周游江湖的孟浩然。我们知道，李白是一个绝对能与朋友分享快乐，同承艰难的侠义之人，肯定是他设法告诉了孟浩然。这位时任采访使的韩朝宗，其识拔才俊之别具慧眼，其推举新秀之一言九鼎，值得老哥再去长安面谒一下的。
梦碎孟浩然（5）
可这一次，孟浩然想去，又不想去。去，是为了那梦，不去，是害怕再碰壁。磨蹭了两年，他才成行。估计够朋友的李白，在韩朝宗那边也做了工作，或者还有某种承诺也说不定。无论什么朝代，什么社会，你想得到不一定非要给你的东西，那恐怕多多少少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呀！李白是一个 “黄金散尽还复来”的慷慨之士，肯不为朋友两肋插刀吗？最后，韩荆州竟然发出邀请，约孟浩然同到京城。于是，才有公元733年（开元二十一年）他这一次以为是十拿九稳，志在必得的旅行了。
然而，他又一次遭遇滑铁卢。这次失败，简直就是一场莫明其妙的闹剧。
据《新唐书》：“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
因为喝在兴头上，把与这位重要人物的一次攸关前程大事的约会，忘得干干净净。他人提醒以后，不但不赶紧设法匡救，还匪夷所思地发起脾气来。上一次是他那种农民的小心眼，害得王维白帮了忙；这一次是他那种山民的拗性子，使得李白也白帮了忙。
他的一首《东京留别诸公》，不知是不是再次告别长安以后所作？
“吾道昧所识，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绕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
两度梦碎，看来他是彻底地觉悟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如此为梦而付出一生者，唐代诗人孟浩然，绝对不是唯一的个例。
皇帝成为坏蛋的周期率（1）
中国皇帝有两类，一是本来好，后来坏；一是本来坏，后来更坏。这变坏和变更坏的周期率，通常发生在这位统治者生命终结前的最后十年。
宋人洪迈《容斋随笔》中的《人君寿考》，列举宋代以前的五位高龄帝王，他们分别为６９岁的汉武帝刘彻，７０岁的吴大帝孙权，８５岁的梁武帝萧衍，６９岁的唐高祖李渊和７７岁的唐玄宗李隆基，基本上都是在一生中的最后十年，把自己毁掉的。
赶上这变坏或变更坏的十年，文人倒霉，倒是小事，百姓跟着遭殃，那才是民族国家的大不幸呢！
唐德宗李适（742…805），只活了53岁。公元779年（大历十四年）为帝，在位37年，他成为坏蛋的周期率，好像更为提前。大约在公元783年（建中四年）以后，那是他死前的22年，就一步一步地走向完蛋。
两次兵变，两度逃亡，从此，对藩镇姑息，用宦官统军，索地方进奉，设京城宫市，抢民间货物，用奸相卢杞，以致朝纲紊乱，民怨沸腾，就这样走向了反面。在他开始大肆搜括聚敛，搞什么“税外方圆”，“用度羡余”小金库的时候，很嫌曾经引为股肱，视为心腹，人称内相的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陆贽，不怎么赞同他的行径，便在一个私密的场合，以推心置腹的口气，说过这样一番话：
“你太过于清廉和谨慎了，到了偏执的地步。各道州府到长安来，送给你一些礼物，是人之常情。你全都拒之门外，一律不受，那是很不合乎情理的。其实，如果送你一根马鞭，一双皮靴之类，收下了，也是无伤大雅的。”
历朝历代的皇帝，像他这样直言不讳地恩准掌管国政的宰相受贿，还很少见。既然说受贿可以，那么索贿也就无所谓了。以同样的道理推论，某种程度上的腐化堕落，自然也在被允许之列了。这位一国之主，连表面文章也不顾，明目张胆地告诉陆贽，小小不言的贿赂，无妨收下，拒绝的话，反而不好。这句话一出口，其实等于暗示，陆相啊，即使大撒手地纳贿，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作为帝王，如此行径，实在有点不可思议。说白了，给他立刻双规起来，判这位陛下一个教唆犯的罪名，不成问题。
李适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诱使臣下公开纳贿呢？动员陆贽与他同流合污呢？因为他本人，就是聚敛无度，永无厌足的贪君。他除了国库以外，还设“琼林”、“大盈”两座私库，储藏朝廷群臣和地方官员进贡的财物。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名篇《秦中吟》里，有一首《重赋》：“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送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所表达出来的愤怒，就是针对此类残酷压榨老百姓的行为。
而陆贽，一身清白，两袖清风，那时虽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名目，但他从来不贪群众一针一线的便宜，从来不沾国帑一文半分的油水。李适这番开导臣下，适当受贿并无不妥的论调，理所当然地遭到陆贽的拒绝。
这是不对的呀，陛下！“监临受贿，盈尽有刑，至于士吏之微，尚当严禁，矧居风化之首，反可通行。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已与交私，何能中绝其意，是以涓流不绝，溪壑成灾矣！”
宰相不伸手，而且劝皇帝也别伸手，这使得德宗有些难堪，感到尬尴。
陆贽（754…805），字敬舆，浙江嘉兴人。年十八登进士第，以博学宏词登科，是一个很有才干，很是正派，作风严谨，为官慎笃的政治家。德宗还在东宫当太子时，就风闻他的名声，等到登基后，很想有些作为，以使唐室中兴，就将这位干练之才，调到身边工作。先为翰林学士，后转祠部员外郎，进入决策中枢。
“贽性忠荩，既居近密，感人主重知，思有以效报，故政或有缺，巨细必陈，由是顾待益厚。”（《旧唐书》）
按照常人的理解，皇帝都开了金口，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放手大干吧？当然，你要保持洁身自好的名声，你不想堕落到无耻地步，那也不必弄得皇帝下不了台。你可以不去做，但也不必表态表示反对。无论如何，他是一国之主，这点聪明，陆贽怎么也是应该有的。可他，本着“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遑他恤乎”的信条，当面反驳了李适。
皇帝成为坏蛋的周期率（2）
被顶撞回来的德宗，那脸上的表情，肯定只有干笑，苦笑，和无可奈何的笑，至于他心里是什么样的笑，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不是好笑，是可以料到的。从陆贽后来的下场，估计李适那时的心眼里，是阴笑，是奸笑，你算老几，竟敢对朕放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