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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可以鄙薄元稹的为人，但他的诗歌，却是应运而生的时代产儿。所以他的诗歌，“传道讽诵，流闻阙下，里巷相传，为之纸贵”，这种广泛的影响，也确实给他带来了好运。
据《旧唐书》：“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善，宫中呼为元才子。荆南监军崔潭峻甚礼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诗什讽诵之。长庆初，潭峻归朝，出稹《连昌宫辞》等百余篇奏御，穆宗大悦，问稹安在，对曰：‘今为南宫散郎。’即日转祠部郎中、知制诰。朝廷以书命不出相府，甚鄙之，然辞诰所出，夐然与古为侔，遂盛传于代，由是极承恩顾。尝为《长庆宫辞》数十百篇，京师竞相传唱。居无何，召入翰林，为中书舍人、承旨学士。中人以潭峻之故，争与稹交，而知枢密魏弘简尤与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
曾经沧海（2）
对元稹这个具体的人来说，就不是像他写的诗那样尽善尽美了，以文章曲事太监，以诗词阿附权贵，只要能带来好处，低声下气，谄媚逢迎，又有何妨？脸皮一抹，也就无所谓做人的道德底线了。而后来，又经阉寺援手，奸佞保荐，能给皇帝拍马屁，那更使诗人感到无上荣光，为使龙颜大悦，我估计，那些日子里，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个时辰，不寐不歇，歌功颂德，万寿无疆，大唱赞歌的。
中国文人之没出息，就是见了皇帝，忍不住要磕头的那一份贱。
何况，他有磕头的本钱，你想磕还未必能磕得上呢！“九岁能属文，十五两经擢第，二十四调判入第四等，授秘书省校书郎，二十八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为第一”（《旧唐书》）。是一个“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的诗坛领袖，是一个“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风流人物。据说，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还统治着紫禁城的时候，曾经召见胡适进宫，与博士面谈半小时。看来，皇帝作为读者而不是屠夫时，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这位才子，以马屁为敲门之砖，以奸佞为进身之阶，现身在帝王的视线半径之中，一步登天；声闻于帝王的听觉范围之内，直达丹墀。中国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风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还真是屈指可数。
据说，有一次早朝过后，他只是便中对穆宗抱怨一声，陛下，昨天傍晚，首都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逻出没，尾随跟踪，不知是何用意？当天，京兆尹主管公安的首长，二话不说，就把刑侦队长免职，连机构也奉旨撤销。一干人马，失业下岗，到底也没搞清楚，因何精兵简政？真是头掉了，不知是谁砍的，诗人的声势威风，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中国文人中间，这种出类拔萃的能量；二，你若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话，或者，不那么卑鄙的话，也难达到这种京师为之侧目的地位。
元稹加速度的成功之路，我以为原因有三，一，从人种学角度考量，与他家族的鲜卑后裔，血管里流动着的野性基因有关，野，什么都敢伸手。二，从地域学角度考量，与他长期生活在陕西凤翔，在那僻壤荒域里求生谋存的艰难有关，饿，什么都敢张嘴。三，从进化学角度考量，与他出身于卑微的一个寒族子弟，拼命想出人头地，拼命想改变局面有关，爬，攀，附，靠，也就不择手段，不问是非。
所以，公元822年（长庆二年），他到底当上了宰相，这是元稹风头最健的一年。也是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钻营投机，攀附巴结，效忠纳诚，紧跟高举的结果。尽管他奔走的是旁门左道，投靠的是太监佞臣，颇“为士类訾薄”，以致“朝野杂然轻笑”。但昏庸的穆宗李恒在诏书中，却对他褒扬备至：“劲气尝励于风霜，敏识颇知于今古”，可见其被宠幸，被倚重，被高看，被优渥的程度。
连他老婆也跟着水涨船高，成为宫廷贵妇沙龙的领袖，“予在中书日，妻以郡君朝太后于兴庆宫，偎为班首。”小人得志，喜不自胜，那时的他，肯定飞扬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对派联手起来，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唐穆宗将其拔擢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决策中枢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懦之故，但也足以证明诗人吹到巧舌生簧，拍到炉火纯青，哄到不露马脚，骗到天衣无缝的功力。
文人混迹官场，能爬到这么高的位置，在中国文学史上，他是绝无仅有的一两位，确是非同小可。然而，幸运之神，来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从二月到五月，连一百天也没熬到，就被人排挤出局。
到同州当刺史后，元稹声泪俱下地给穆宗上书：“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对延英。此时不解泣血，仰辞天颜，乃至今日窜逐。臣自离京国，目断魂销。每至五更朝谒之时，实制泪不已。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还梦想着有朝一日，“制诰侍宿南郊斋宫”，再沐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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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3）
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长生不老药驾崩了。诗人在《题长庆四年历日尾》诗中写道，“残历半张余十四，灰心雪鬓两凄然。定知新岁御楼后，从此不名长庆年。”那无望失落之情，溢于纸面。看来，他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说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再富心机，再小心谨慎，再心明眼亮，永远不是那些职业政客的对手。政治家玩文学家，如猫搏鼠，让你死，你就死，而文学家玩政治家，则如羊驱虎，你让人家死，死不成，反过来，你倒可能搭上一条命。要知道，为文是一门学问，做官更是一门学问，两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份好官者，未必写得一手好文，同样，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为得一份好官。所以，没才气的文人，才热衷做官，没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风雅。打草搂兔子，一举两得。
而历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从屈原起，到司马迁，到谢灵运，到李白，在官场无不混得很失败，归根结底，他们压根不是当官的料。也许，一开始就不应该搅到政治的浑水中来，老百姓的一句民谚：“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没有为官秉赋，而且你心不狠，手不辣，千万别求仕进。总结元稹的一生，成功快，失败更快，问题全出在他“见事风生”的性格上。太急功近利，太短期行为，太随风使舵，太容易转向。这种性格悲剧，决定了他一生的结局。
然而，中国文人，很不幸，似乎是胎里带，都有做官的冲动。我认识的一些同行，削尖脑袋，热恋乌纱，做到了官，很高兴，做不到官，很沮丧。当然也不能完全怪这些文人，尤其那些古代文人，因为从他们入塾启蒙那天，朝至圣先师磕头开始，孔夫子就教导“学而优则仕”这五字真言，已经种下了病根。然而，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是一个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极其凶险所在，一个诗人，一个作家，要混个一官半职，谈何容易？
白居易比他明白，及早地抽身出来，退隐到他洛阳履道里的大宅子里，修身养性，颐养天年，不问政治，只管快乐，而且，他也绝不会感到寂寞，至少有半打小妞陪着老人家玩，这就是香山先生的大智慧了。因此，他能一直活到七十四岁高龄。而元稹，始终怀抱东山再起之心，始终冀图重获圣眷之想，心急如焚，辗转反侧，最后，终于走上穆宗皇帝那样的不归之路，因求长生，求雄壮，服药不慎，饮丹中毒。于公元831年（大和五年）七月间，暴卒于武昌任所，享年五十三岁。
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只要陷在非其所宜的官场浑水里，想要保持清纯的文人本色，想要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这种鬼话，说给谁去听，也不会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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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何以《秦中吟》（1）
应该看到，忧患意识，这种绝对为政治或政治化的创作冲动，是中国文学的强项。这种为外国人所不屑的政治，所看不上的的政治化，其实正是中国文学的特别之处。
文学，其实只有两类，一是为大众的，一是为小众的。而为大众的文学，那种对于社会，民族，国家，人民的现实主义关怀，正是中国文人的传统精神所在，创作生命所在。也是支撑中国文学史的最坚实的脊梁。
唐代诗人白居易元和六年（811），或稍后间，写了《伤唐衢二首》，悼念他的亡友。第二首中，谈到了他自己所作组诗《秦中吟》的创作缘起。
忆昨元和初，忝备谏官位。
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
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
贵人皆怪怒，闲人亦非訾。
天高未及闻，荆棘生满地。……
谈白居易，不能不谈他的这些讽谕诗，而谈讽谕诗，不能不谈他的这组直陈朝政弊端，迳指吏治窳败，深刻反映现实矛盾的代表作。就以其中《轻肥》一首的结尾句为例，“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一个国家到了这样天昏地暗的地步，这个统治者，这个政权，还有得救么？
能够大声疾呼地写出社会的黑暗，这是诗人的勇气，也是文学的勇气。所以这组极具批判精神的《秦中吟》，其振聋发聩的意义，在当时，引起朝野强烈反响，是想象中事。幸好，唐代不那么喜好迫害文人，不那么热衷于文字狱，倒没有把白居易抓起来，算是他的万幸。
不过，为文之人，成功于文，得意于文，获罪于文，败落于文，这个怪圈往往逃脱不出。这组引起京师大哗的诗，不但影响到他正在上升的仕途，也为他稍后逐出京城，谪为江州司马，埋下伏笔。
其实，这首诗，或这组诗，说实在的，写得挺白露，挺率意，挺浅俗，挺不讲究含蓄，纯从诗的角度考量，除了主旨的积极意义外，在美学价值上绝不能算是上乘之作。但当时的老百姓爱读，嗣后的老百姓传诵，不管怎么样，《秦中吟》，对罪恶政权及其统治者的控诉，证明诗人的心和老百姓的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冲这一点，便知道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的眼里，什么样的诗最具有永远强大的生命力了。因此，你可以觉得这组诗，其实没有什么深奥，但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十个字，对你心灵的冲击，震荡，震撼，惊动，肯定是非同小可的。
说到底，中国人欣赏文学，或者，中国的老百姓对于文学的观点，是不能拿高雅的西方文艺理论标准来套的。这就如同桔子一样，淮水以南为桔，过了淮水，则为枳，地域不同，口味也相异。数千年来，中国人的阅读，被训练得已经习惯于“文以载道”。老百姓拿过来一篇文章，一首诗歌，他在享受阅读美感的同时，也在期待作家或诗人要灌输给他的“道”。
这使那些受过西方文学训练的绅士淑女，闲人雅痞，挺恼火，挺憋气，摇头不迭，叹气不已。不是他们或她们不想与民同乐，而是民不吃那一套，不想与他们或者他们同乐，这样，只好搞小圈子文学，孤芳自赏。
所以，当下的中国文坛，鞭炮齐鸣的轰轰烈烈，锣鼓喧天的热热闹闹，说了归齐，也只是关起门来，在一个其实有限的范围里自得其乐而已。据最新统计，中国人口已经超过十三亿还多，我敢说，如果这个圈子的动静，能达到多出来的那个零头数，那也就不得了，也就是奇迹了。
而那个大头，整数，十三亿人在等待着的，应该是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写：“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似的被广泛认同的文学；应该是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所写：“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似的被公众接受的文学。说白了，就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那种与老百姓心气相通，能产生冲击波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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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何以《秦中吟》（2）
你所写的东西，与大多数中国人风马牛不相及，凭什么要他们向你叫好？
因此，文必载道，这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而且要载老百姓的“道”，则尤其是中国文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如果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为了分一杯羹，沾一点光，歌功颂德，万寿无疆，顺风搭船，为虎作伥，载的是统治者的“道”，也就不必期待老百姓为你鼓掌；反之，你载了老百姓的“道”， 也就别指望统治者和国家机器中的臣僚，以及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对你笑脸相迎。因此，白居易的这组直陈时弊的《秦中吟》，使当道的“贵人皆怪怒”，使非当道的“闲人亦非訾”，也是事所必然。
现在来看看诗人，怎么面临“荆棘生满地”的政治压力，举步维艰的？仍以这组诗中的一首《轻肥》为例。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
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
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
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
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
果擘洞庭桔，脍切天池鳞。
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
——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从《诗经》、《楚辞》始起，中国的诗人们，就有心系元元，命牵国运的忧患意识。由于目光所及，悉为绝大多数胼手胝足，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百姓，无法浪漫起来，性灵起来，轻松起来，飘逸起来的，加之五千年来的中华民族，忧患常###，安乐无一二，注定了中国文学只有这条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道路好走，也是中国文人强烈使命感的由来。
别的路也不是没有，但那些与现实生活无关痛痒的文学作品，要想得十三亿双眼睛认可，大概也难。这样，中国文人中的稍有良知的绝大多数，遵循这个历史悠久的主流传统走下去，也是势之所趋。可谓命中注定，非此不可。
所以，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常常是两个字：政治，或三个字，政治化，很让我的那些同行们禁受不住，为之气短，沮丧，失落，一脑门的挫折感。因此，在一些场合，人家一说到这两个字或三个字的时候，显得很理不直，很气不壮，很有一种矮人半头的羞愧感。
那时，有一个美国人，叫夏志清的，忽然抬出来沈从文，抬起来张爱玲；有一个北欧人，叫马悦然的，忽然抬出来某些作家，忽然抬起来某些作品。这本是一家之言，无足轻重。他又不是上帝，即使果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太上老君，也挡不住我不信邪。但不知为什么，也许中国人在有皇帝的年头里，磕久了头，竟磕出一种精神上的萎缩症，老外放出话来，弄得那些明公们，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