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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在这场由皇帝发动的小人结群，君子蒙难，豺狼当道，精英受害的肉搏战中，大厮大杀，徒费岁月的文人们，纵有盖世的天才，也被无用功消耗殆尽，即使有天大的智慧，也被虫豸们吞噬一空。
这才是最令人扼腕的。
因此，如果给北宋那些文学大师，相对平稳，无须旁骛，得以专心致志写作的时间；如果给李清照一个没有惊慌失措，没有危机四伏，能够有充分发挥其文学才华的空间，以钟灵毓秀之心，作美仑美奂之文；如果，说到底，没有从神宗起到徽宗止，桎梏文学生产力发展，长达五十多年，搞得昏天黑地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宋代文人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应该更大一些，更好一些。至少不比唐代逊色，说不定如盛唐那样，也有一个盛宋的文学气象。
真是那样的话，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女性，也不至于只留下一本薄薄的《漱玉集》给后世了。
然而，悔则何益？“花自飘零水自流”，也只能是无奈无益的空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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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朱皇帝（1）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要你做官，不准你不做官的时期；曾经发布过一条“寰中士夫不为君用” 必严惩不贷的法令。这就是朱皇帝坐江山后，用来对付那些不肯跟他合作的知识分子的手段。
老朱玩这一套，有点黑色幽默。
朱元璋是苦出身的皇帝，在历代开国君主中，他的成份该是最无产阶级的，最苦大仇深的。
儿时因家贫无以自给，当然更谈不上读书了，只好到皇觉寺当小和尚。一个人穷到落发为僧，这对中国人来讲，也真是穷途末路了。元末天下大乱，像他这样一个流氓无产阶级，自然投奔农民起义军谋生。当时这些未成势的，到处流窜的反抗官府的义军，也打家劫舍，骚扰百姓的。所以后来他当上皇帝以后，至尊无上，特别忌讳提及他贫寒微贱的过去，和他曾经为僧、为贼的历史。
现在无从知道他在游方乞讨的生涯中，是如何饱受生员官吏，豪门士族，衙隶差役，地主富户欺压的，反正是他心中的一笔深仇大恨。因为他没有机会读书，对知识分子，怀有戒惧疑虑心理，也是很正常的反应。所以当上了皇帝以后，收拾起这些人来，是一点也不手软的。
性残忍，好猜忌，嗜杀人，无所不用其极，是朱皇帝这位暴君的的特点。尤其他坐稳江山以后，不能不使用知识分子，来管理这个国家的行政事务，但是，他又不能不防范这些知识分子，给他耍心眼，跟他不合作。因而，他对手下的这些官员，总是提防着，总是戒备着，表现得特别敏感，特别介意，甚至有点病态的神经质。
而神经绷紧到一定程度，就要开刀问斩。“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明无名氏《翦胜野闻》）
最有趣的，他老婆马皇后跟他厮杀一生，最后沉疴不起，知道死之将至，无法挽救。经太医们精心会诊，想法治疗。谁知她宁可等死，坚决拒绝用药。朱元璋火了，责问她为什么？马皇后说，“我吃药也是死，不吃药也是死，可我吃了药死后，你一定要杀这些太医们的头，於其如此，还不如不吃药而死，可以保全这些太医们。”
这一段野史，人称“马皇后怜惜太医”，由此可见，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婆，也是对他动辄杀人的脾气，无可奈何的表现。因为一旦成为暴君，便不可理喻的疯狂了。
朱元璋残暴阴刻，自负偏狭，猜忌疑心，自然对那些有思想，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更要视作心腹之患了。虽然他与元军，与其它起义军作战打天下的时候，很注意延揽士人，以为己用。譬如刘基，譬如宋濂，譬如“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高升，譬如“不嗜杀人，故能定天下于一”的唐仲实等等。但江山坐稳，这些读书人和那些恃功自傲的功臣宿将一样，很有碍于他的统治，登基没几年，他就开始收拾了。
如果说引发朱元璋对开国元勋大开杀戒的藉口，是谋反叛乱，他对知识分子的镇压，就是不能容忍这些读书人对他的“讥讪”，尤其不要碰他的“忌讳”。
《闲中今古录》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杭州教授徐一夔撰写了一份贺表，上呈朱元璋讨好。马屁拍得够响的，其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阿谀奉承语句。谁朱元璋阅后大怒，他说：“‘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无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下令把教授斩了。这很有点像阿Ｑ，因为头秃，连“光”、连“亮”都在忌讳之列。但阿Ｑ顶多怒目而视，朱元璋却是皇帝，而且是一个暴虐成性，残忍乖戾的独夫，那自然是要杀人的了。
《闲中今古录》里还举了一个例子，洪武甲子，朱元璋开科取士，一些功勋大臣不服，认为他轻武重文，朱元璋讲：“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勋臣们提醒他：“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并举了朱元璋的当年的死对头，另一位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例子告诫他。张原名九四，对儒士相当礼遇的，因嫌九四作名不雅，请教这些儒士，才改为张士诚这个名字的。朱元璋一听，说：“这名字不是很好吗？”哪知道这些勋臣说：“《孟子》里有一句‘士诚小人也’，这根本就是在变着法儿骂他，他不明白罢了！”这正好碰上朱元璋的弱势情结，从此对士人和他们的文字，挑剔找碴，没完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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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朱皇帝（2）
皇甫录的《皇明纪略》里也记载过，他曾经命令状元张信教他的儿子们写字，张信用杜甫诗“舍下笋穿壁”作为临摹字式。朱元璋一见这五个字，莫明其妙地大怒：“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说话间把这位状元推出去腰斩了。
僧人来复上谢恩诗，其中有“金盘苏合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两句，朱元璋阅后发火了，头一句认为“殊”字是“歹”和“朱”二字合起来的，是在咒骂他；后一句认为是讽刺他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这种毫无理性的文字禁忌，其实，这些所谓的“忌讳”，是和他本人的文化弱势联系着的，也是历代草根阶层出身的帝王，仇视读书人的一个基本情结。
据史传载，朱得天下以后，那些曾为元政权工作的官员和士子，并不热烈拥戴朱皇帝。按理，他们应该庆幸摆脱外族统治，而投身这个汉族政权。但是，知识分子很聪明，他不傻，你说下大天来，我不上钩，你又能奈我何乎？很简单，他们在观察，对朱皇帝的屠杀功臣，镇压异己，抵制文化，排斥文人的政策，心有余悸，抱着不敢合作的心态。
可朱元璋需要干部，从中央政权到地方政权，都得有人为他做事。他知道这些识文断字的家伙，不买他账，可这些人忘了最基本的一条，老朱暗自一笑，政权在我手里，刀把子在我手里，你一不能上天，二不能入地，看你往哪里逃跑？于是，便出现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不准不做官的时期。
老朱这一手，有点黑色幽默。
非要你做官不行，你不肯出来做官，就砍你的脑袋！我想，先前的和后来的那些官迷们，一定会说，天下哪有这等好事？但在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确实颁布过一条严惩不贷的法令，叫作“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律例，历朝历代，还真是少见。
为什么有那么好的差使，人们却不愿去当官呢？原因就在于这位皇帝太草菅“官”命。他取得政权后，经常借口谋反叛乱，大杀功臣宿将，每次兴大狱，动辄诛杀万人以上。尤其热衷于“廷杖”，就是当他的面揍他的臣下，每五棍换一个打手，即使被杖者命大，不致毙命，也将终身残疾不起。这种残暴虐杀，弄得当时士人以服官为畏途，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漠被征不至”，就按照这条“不为君用”的律令，结果将他们“诛而籍没其家”。
据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载：“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做官做到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可怜，在中国各朝各代做官者之中，恐怕是最不济的了。
所以，文人遭遇这样一位怀有嫉恨情结的皇帝，那也就只好认倒霉了。
朱皇帝腰斩高启（1）
这是一位嗜杀的皇帝，也是一位嫉恨读书人的农民皇帝。
是他下令，要将高启腰斩，还要锯成八截。如此剁肉馅式的死亡，中国文人所受刑戮之残酷，之痛苦，他是第一位。
在中国，当文人遭遇皇帝，最不幸，最倒霉，被收拾得最残酷，下场最悲惨者，莫过于秦朝的李斯，和明朝的高启了。
这两位文人，都是皇帝下令，活活腰斩而死，创中国文人受刑之最。
皇帝收拾文人，无非两端，一是让你活得不痛快，一是让你死得不痛快。前者的极致，就是要这个犯错误的文人，觉得与其苟且地活着受罪，还不若死去。后者的极致，则是要将这个出问题的文人，在缓慢中被消遣着死，让其在活着的清醒状态下，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一滴地死去。
不能痛快地活，固然难熬，不能痛快地死，其实更难熬。
“腰斩”是一种颇费功夫的酷刑，需要的刑具也颇为复杂。如果只是砍头的话，磨得飞快的大刀片子即可胜任。而像高启这样，是朱元璋特别关照，要一分为八的“腰斩”，那一段一段锯劈下来，刽子手的行刑过程应该是相当长的，一时半刻且断不了气。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即使草菅人命的独裁寡头，也并不常常使用“腰斩”。只有一个秦朝，一个明朝，一个杀人如草的秦始皇，一个杀人如麻的朱元璋，腰斩，才是他俩必少不了的花样。于是，秦朝的李斯，明朝的高启，我们的前辈同行，首当其冲，成为腰斩的刀下之鬼。
李斯死于公元前208年，高启死于公元1374年。李斯生年不详，死时至少应该有60岁以上年纪。高启生于公元1336年，死时才38岁。
在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间，李斯是自己把自己玩死的，他似乎早知道会有这一天，行刑那刻，对受他株连一齐受刑的儿子李由说，从此，咱爷儿俩再不可能在那秋高气爽的季节里，牵着黄狗，架着猎鹰，出上蔡东门，在那广阔天地里追捕野兔了。
而高启，甚至押到刑场那一刻，他还弄不明白一篇《上梁文》，一篇只是应景的，凑趣的，图个吉利的，讨个彩头的文章，会惹得朱元璋勃然大怒，十万火急，圣旨急传，不由分说，动此极刑，不知所为何来？我们这位文人，做了鬼，也不知道那位要过饭，偷过牛，当过和尚，做过蟊贼的朱皇帝，为什么竟上火到如此地步？
高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季迪，号槎轩，元末大乱，曾避难松江青丘，又号青丘子。文学史习惯将他与杨基、张羽、徐贲称为“吴中四杰”，也有人称为“明初四杰”。当代的读者，即使读过中文系的，也不会太关注这位在文学史上，已经很冷门的诗人了。
其实，他的诗写得极好。
集编辑家，评论家，文学家于一身的清人纪晓岚，对高启、对其主要著作《大全集》、《凫藻集》，评价是相当高的。
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他这样评述：
“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褥丽之习，而反之于古，启实为有力。”同时，纪昀也为其英年早折，未展才华，深表遗憾，高启“行也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转变化，自为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
我读过高青丘的一首题名《悲歌》的短诗，诗只八句，但诗人所写出来的悲怆之情，危绝之境，苍茫之意，孤愤之心，那种艺术上的震撼力，是相当强烈的。
“征途嶮巇，人乏马饥。
富老不如贫少，美游不如恶归。
浮云随风，零落四野。
仰天悲歌，泣数行下。”（《悲歌》）
这些诗句，让人想起陈子昂《登幽州台》的大气，李白《蜀道难》的壮观，甚至，想起更早年代曹操《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的深沉凝重。包括结尾“仰天悲歌，泣数行下”的断然收煞，也类似曹操“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那戛然而止的句式，很是令人拍案叫绝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构想，如果不标出系明初诗人高启的手笔，以其雄浑的汉唐气派，没准会误认为至少不晚于唐的一首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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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皇帝腰斩高启（2）
作为同行，纪晓岚非常同情高启的不幸，作为《四库全书》的总编辑，一个官方机构的负责人，注定了他在文坛，必然是主流派，在政坛，必然是在朝派的身份，又不得不在意自己的言行。第一，自然不能信口议论帝王的是非，哪怕是前朝的，也不置褒贬。第二，你现在说朱元璋的坏话，当今要联想的话，焉知你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嚼我乾隆的舌头根子？所以，就文章谈文章，就诗歌谈诗歌，专谈高启的创作成就。
至于怎么死的，如何死的，一律采取模糊哲学。
有什么办法呢？文人的生命力本来不济，而天才的文人，又更加脆弱些。即使天让他活，他的皇帝不让他活，那也只好认命。朱元璋非要他死，而且一直在找机会让他死，他岂能不死？俗话说，不怕贼逃，就怕贼惦，皇帝老子要是小人起来，你躲到天边也不行的。何况，在中国数百个帝王中间，朱元璋是最小人的一个，清人赵翼谈到这位朱皇帝，说他“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其实，“盗贼”之后，还应加上“流氓”二字，那描画才更准确。
遭遇这样一位“流氓”皇帝，躲了初一，也躲不了十五，高启死定了。
纪昀当然觉得高启死得冤，他说：“唐时为古文者，主于矫俗体，故成家者蔚为巨制，不成家者，则流于僻涩。宋时为古文者，主于宗先正，故欧、苏、王、曾而后，沿及于元，成家者不能自辟门户，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启诗才富健，工于摹古，为一代巨擘，而古文不甚著名，然生于元末，距宋未远，犹有前辈轨度，非洪、宣以后渐流于肤廓冗沓、号台阁体者所能及。”
虽然纪昀指出高启“工于摹古”，但即使“摹”，这位老先生也肯定他的不同凡俗，自成一格之处。“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譬之褚临禊帖，究非硬黄双钩者比，故终不与北地、信阳、太仓、历下，同为后人诟病焉。”
纪晓岚指出的“北地、信阳、太仓、历下”，系明代文坛上的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的籍称，他将这些领一时风骚的诸位声望卓著的名家。贬了一通，借以褒扬高启，如此扬此抑彼的鲜明做法，在卷佚浩繁的《提要》中，是不多见的。
主持《四库全书》编政的他，阅尽数千年的文人，读遍数万卷的著作，含英咀华，择选定夺，品评勘磨，剔误抉讹，你不能不承认他是大鉴赏家，你也不能不承认他评断的权威地位。我想，他说高启为“一代巨擘”，惜未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接着又说这不是高启的过错，是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