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编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因从容问贯、缙等曰：‘尔等宜皆有之。’众未对，贯独顿首曰：‘臣实未尝有也。’成祖曰：‘尔以无为美耶？食其禄，任其事，当国家危急，宜近侍独无一言可乎？朕特恶夫诱建文坏祖法乱政者耳。’后贯迁中允，坐累，死狱中。临卒叹曰：‘吾愧王敬止（艮）矣！’”
知道自己底子潮的解缙，脑筋多了一份清醒，与其辨白，无如闭嘴。文人遭遇皇帝，比秀才遇到兵，还要麻烦，还要危险，他已经侍候了两个朱姓皇帝，懂得在这种天威下，如何夹紧尾巴，如何讨好迎合，如何化险为夷，如何磕头求生的苟且之计。解学士的小聪明，大智慧，就表现在这种既敢于下赌投注，也善于应急之道，既能喊最响亮的口号，决不怕肉麻，也会不停调整自己，能放下身段，去适应变化着的世界，正是这一份超常能力，他那首诗中所写“天风吹我不能立”状况，一直陪到第四位皇帝，总算没有发生，真是难能可贵。
大约从六月十二日晚七点，到十三日早七点，不足一个对时，解学士的两面表演，卑鄙得那么坦然自若，无耻得那么津津有味，可谓登峰造极矣！这也应了明代大学士焦竑《玉堂丛话》中所说的，解缙所信奉的“宁如有瑕玉，不作无瑕石” 的人生哲学，促使他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连川剧的“变脸”，也赶不上他的变化之快。
尽管如此，我也不想将“小人”这个字眼，加诸解缙头上。因为，他这样做，是他自己的生存之道，无可非议；而且，他也没有拿别人当垫脚石或者当见面礼。也许由于我一辈子，从来没好运碰上过这样一位“君子”式的小人，仅这个缘故，我佩服解缙之不害人，小人之小得光棍。
这个极有眼力，极善揣摩，极能体会，极能迎合的解学士，一夜之间，易主而事，成为永乐的首席宠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不讨厌马屁，尤其不讨厌文人拍马屁，我也不解何故？也许文人的马屁，讲究一点修辞方式，不至于肉麻得直起鸡皮疙瘩，能抚摸得主子更受用些吧？于是，朱棣马上给这位解学士派下来修《太祖实录》，修《永乐大典》这样极体面，极荣耀，也是极需要学问的重大差使。
应该说，明代的解缙，宋代的欧阳修，这两位乡党，在学问和著作上，也是可以相互媲美的。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与宋祁合修的《新唐书》，为清朝官定的《二十四史》之一种，自然也就有不朽巨谳的身价。而解缙，他主持编纂的22877卷，11095册，合计3点7亿个汉字的《永乐大典》，尽管散失殆尽，但当清代《四库全书》没有问世之前，这部史无前例的，极其庞大的类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价值，也是举世公认，罕见其匹的。
虽然，朱棣派了他的军师，高参，那位和尚姚广孝挂帅《永乐大典》，但具体的总编纂重任，是由穷尽经典图籍，阅遍千古文翰的解缙来承担。其博学，其睿智，其气魄，其精力，你不能不钦服；这时，他也不过34岁，相当于刚成名时的知青作家那种年纪，你能不向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解学士脱帽致敬吗？
然而，实事求事地讲，解缙比之欧阳修，在文章的名声，诗词的成就方面，就差池多了；在文学史的建树，文学思潮的影响方面，就更为逊色。无论如何，欧阳修矫五代靡颓文风，倡古文运动，和唐代韩愈一样，“文起八代之衰”，是得到千古定评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词歌赋，至今仍弦诵不绝，甚至几首信笔拈来的小令，也写得风致妩媚。
解学士之死（5）
而解学士，真替他抱屈，除了那部破碎残缺的《永乐大典》，他的名篇是什么，他的代表作是什么，他的文学主张是什么，除专门研究者外，大多数中国人，便了无所知了。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了，才高见嫉，不是老天爷要你死，而是皇帝不让你活，纵有三坟五典在胸，锦绣文章在口，出手珠玑，落墨华彩，脑袋一掉，这些才华也随之成为一抔黄土。
想起这些早早死于非命的天才，青冢枯草，杜鹃啼血，那是很令人黯然神伤的。
如果，他像欧阳修那样，活到65岁，而不是44岁被朱棣杀了，多上近二十载挥斥方遒的文字，也许他的满腹精华，文学能量，还能多存留一点在世上。
如果才华横溢，聪明透顶的解缙，此生只当一个纯粹的文人式官僚，或者，官僚式的文人，第一，不会死得那么早，第二，多活若干年的话，“庾信文章老更成”，其文学成就，也许不亚于欧阳修，没准后来居上。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结，说来也是一种痛苦的自虐。明知是杯苦酒，但端起来总不撒手，而且喝起来总是没够的。于是，纵使满腹经纶，才气横溢，纵使禀赋优异，天资卓越的文人，只要玩政治，最后，无不被政治玩，这也是一个规律。
因此，文人搞政治，面对这杯苦酒，大致有三种饮法。
一种，聪明一点的，浅尝辄止，见好便收，激流勇退，金盆洗手。
又一种，不那么聪明的，越喝越多，越饮越乱，不能自拔，无法收场。
再一种，觉得自己聪明，其实并不聪明的，进退失据，内外交困，搭上脑袋，血本无归。
解学士，大概属于三等，说不定还是等外的，一个成也政治，败也政治的文人。因为文人玩政治，属于票友性质，最好浅尝辄止，当真不得，尤其不能上瘾。但是像他这样聪明，机智，有眼力，善应对的知识分子，要他绝缘政治，疏离官场，告别权力，息灭欲望，是根本做不到的。
接下来，解学士又将赌注下在第四位即将登基的朱高炽身上。
可是，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牌桌上同样也没有常赢的赌客，他怎么可能永操胜券呢？一肚子学问的解缙忘了，三国时期的杨修，怎么被曹操杀头的，不就是掺和到曹丕、曹植的继承争夺战中去吗？封建社会中的皇位更迭，从来就是伴随着血风腥雨的难产过程。狗拿耗子，用得着你多管闲事么？解缙自不量力地介入朱高炽和朱高煦的储位之争，而且卷进如此之深，分明是在找死了。
“先是，储位未定，淇国公丘福言汉王有功，宜立。帝密问缙。缙曰：‘皇长子仁孝，天下归心。’帝不应。缙又顿首曰：‘好圣孙。’谓宣宗也。帝颔之。太子遂定。高煦由是深恨缙。而太子既立，又时时失帝意，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缙又谏曰：‘是启争也，不可。’帝怒，谓其离间骨肉，恩礼寝衰。”（《明史》）
1410年（永乐八年），他又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缙奏事入京，值帝北征，缙谒太子而还。”应该聪明，却是一位笨伯，应该灵敏，却是一只呆鸟的解学士，在这第四场博弈中，连连败绩，现在又做出这等授人以柄的傻事，只好将身家性命统统搭进去了。
“汉王言缙伺上出，私觐太子，径归，无人臣礼。帝震怒。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1415年（永乐十三年），锦衣卫帅纪纲上囚籍，帝见缙姓名曰：‘缙犹在耶？’纲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辽东。“（《明史》）
他是喝足了烧酒，烂醉如泥，狱卒将其埋在雪堆里生生冻死的。这对皇帝来说，是有趣的死，这对文人而言，则是可怕的死，在这个缓慢的生命终结的过程中，解学士恐怕连一句打油诗也绉不出口了。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我在东北森林中修过铁路，当过苦力，尝过零下数十度的寒冷，知道冷是什么滋味。据说，人在冻死的过程中，看到的已不是皑皑的雪，所有的积雪，都化为熊熊的火焰，于是，在无比的煦暖中，笑着走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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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学士之死（6）
我想，解缙笑着死，那样子，是相当难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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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骂皇帝（1）
有句旧时民谚，“关起门来骂皇帝”，是一种在压迫下不敢表示愤怒，又不能不宣泄愤怒的情绪表达。在专制封建社会里，在公众场合敢于对皇帝大不敬，那是死罪，那是要杀头的。
所以，海瑞骂皇帝，而且指着鼻子骂，骂他不是东西，实在是那个万马俱喑的黑暗时代里，中国文人所表现出来最为难得的一抹亮色。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一提到清官，立刻想起海瑞。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百姓头脑中的这种“清官情结”，由于贪官太多所致。明朝官员的贪污现象，可称中国历史之最，在数不胜数的贪官污吏中间，一生清介，死无余银的海瑞，便寄托人们对于清廉政治的希望。这也是他的故事，得以在数百年间流传不已的缘故。
海瑞之得名，当然是由于他一以贯之的为政清廉。说实在的，偌大王朝也不只是海瑞一人是清官，他的成就，他的功业，主要在于他跳出来，当面锣对面鼓地骂过皇帝，这才使他的知名度，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对老百姓而言，做一个清官，不贪不沾，一分钱的国帑，也不捞进自己腰包，穷苦到啃菜根，嚼粗粮的地步，固然非常之值得敬佩；但若敢指着鼻子骂皇上，说他不是东西，那才令人感到了不起，才家弦户诵，对之崇拜得不行的。
因为，在一个政权中，少数为贪官，绝大多数为非贪官，最高统治者有可能是一位贤明的君主；而在一个政权中，绝大多数为贪官，只有很少者为非贪官，那这个当皇帝的，就百分百是个昏庸之君了。明朝官员的贪污现象，问题出在底下，根子却在上头。贪污到了这样大量、普遍、公开甚至合法化的程度，是从帝王开始，由上而下，至宗藩外戚，至宦竖权臣，至将帅督抚，至知府县吏，至一切衙役隶卒，凡官皆贪，不贪者鲜，而嘉靖则是万贪之源，看他一手培养扶植起来中国贪污排行榜上的第一名要犯严嵩，就知道这位陛下，是什么玩意了。
海瑞把贪官污吏的总头目，揪出来示众，那作用可比仅做一个清官，不知要大多少倍。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海瑞罢官》、《海瑞骂皇帝》的戏文，在舞台搬演出来，就是因为贪污腐败现象，总是一个屡禁不绝的社会问题。
公元1567年（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上疏，数落朱厚熜。这在当时，也是一件震天动地的大事情。他把棺材都买好了，放在家中客厅里，等着皇帝杀掉他以后用来收殓。于是，消息频传，街谈巷议，举国轰动，尽人皆知。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描写了这位皇帝读疏后的反应，很生动：“世庙阅海忠介疏，大书曰：‘此人有比干之心，但朕非纣也。’持其疏，绕殿而行曰：‘莫使之遯。’一宫女主文书者在旁，窃语曰：‘彼欲为忠臣，其肯遯乎？’世庙寻召黄中贵问状，对曰：‘是人方欲以一死成名，杀之正所甘心，不如囚之使自毙。’世庙是其言，囚之三年得不死。”
于是，海青天名垂青史。
其实此前，这位浙江省原淳安县的县令，在京城大小衙门中，颇有一些关于他的“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素，真是铮铮一汉子”的传闻。别看他当时是一个远在南方省份的小小知县，六品官，然而，他竟然敢于向当朝执政大臣严嵩的两位亲信发难。一为东南地方总督兼剿倭武装部队司令胡宗宪，一为清查盐政的特派大臣鄢懋卿，公然进行正面对抗。而且，居然弄得这两位权高位重的大臣，对他无可奈何，很吃了一顿哑巴亏，因而大快人心。
老百姓特别愿意看到那些有权的人，有势的人，有钱的人，有名的人，忽然倒霉垮台，忽然失败完蛋，忽然由红而黑，忽然狗屁不是的场面，这是最过瘾的事情。哪怕不一定如此，不过，跌了个跟头，受了点损失，栽了点面子，碰了个钉子，大家也会捕风捉影，演义夸张，加油添醋，无事生非。不遗余力地传播之，扩大之，恶心之，解恨之。当然，这种穷老百姓阴暗心理的宣泄，实在缺乏费尔泼赖精神，实在不具谦谦君子之风，但那些四有之人，在他有的时候，不那么张狂，不那么抖擞，不那么显白，不那么以权，以势，以钱，以名，来欺人压人，来张牙舞爪，也许大家就不一定幸灾乐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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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骂皇帝（2）
淳安县，即今之千岛湖风景区所在地。明代，这个山区小县，出产不多，油水不大，穷到海县令只能在逢年过节的日子，才与僚属们共餐时吃一只鸡，两斤肉。然而，淳安位处浙皖交通要冲，地方官每每苦于途经此地的大员要员，送往迎来，难以打点，稍不如意，即被斥责。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路过，假其父威，对该县的接待工作大表不满。其随从仆役，又狗仗主势，敲诈勒索，百般刁难。海瑞正等待这样一次机会，立刻升堂，下令县衙的皂隶捕快，把这个纨裤子弟及其一干人众，统统抓将起来，当堂审讯。
胡的公子年青气盛，哪怕一个六品官放在眼里，当然反抗，口出不逊，打出他老爹的招牌。海瑞当然知道他是谁的儿子，但是，他不承认。还说，我们都知道胡总督为官清廉，持家清正，不可能有你这样不成器的儿子，更不可能有你所携带的大量银两。
“我是，我是，我是！”这位公子哥还威胁海瑞：“你别吃不了兜着走！”
海瑞才不买账：“大胆放肆，一个假冒伪劣的骗子，竟敢如此猖狂，罔无法纪，咆哮公堂，给我掌嘴！”
最后，海瑞更来一手绝活，将胡之公子及其一行从人，用绳子拴成一串，押往省里总督衙门，并附上一纸说明案情的文书。陈说本县捉拿一名人犯，冒充胡总督大人之子，在此间招摇撞骗，为非作歹，有损总督清望，造成恶劣影响。为此特解送府城，予以从严处置，以惩效尤。该犯所携现银若干，因来路不明，已没收充公，收缴县库，等等等等。
胡宗宪看到这里，气得两眼翻白，差点心肌梗塞，他儿子连哭带闹，此仇不报也枉为这二品大员了。胡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当然是要报复海瑞的，可苦于抓不到他的把柄。第一，海瑞不贪污，在那个无官不贪的年代里，他能洁身自好，两袖清风，不怕查账，不怕检举；第二，他不好声色，既不找小姐，也不去桑那房，洗脚房逗留，因之，无黄可扫，无非可打；第三，他既不搞装门面的政绩工程，也不树泡沫化的个人形象，只是公正执法，无懈可击。因此，除了隐忍不发，以待来日外，胡宗宪对这个海瑞，一时间真有猫吃螃蟹，简直无从下嘴之感。
鄢懋卿是个腐化分子，《明史》称他“见严嵩柄政，深附之，为嵩父子所昵。”一般来说，喜欢用小人者，自己必有相当程度的小人因素，方能同流合污；愿意用与坏人为伍者，自己要没有坏的基因，也难沆瀣一气。“会户部以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不举，请遣大臣一人总理。嵩遂用懋卿。旧制：大臣理盐政，无总四运司者，至是，懋卿尽天下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
这就是老百姓讲的“鲶鱼找鲶鱼，嘎鱼找嘎鱼”， 同类相聚，异类见斥的交往现象。在统治集团中，在权力层面上，在不正常的政治氛围里，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鄢懋卿一入中枢，与严氏父子朋比为奸，苛征重税，贪赃索贿，中饱私囊。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盐政乃天下之肥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