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故，也被剖棺戮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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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比谁活得更久（5）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唯一幸存者，奇迹似的活了下来。
他与戴名世，一为同乡，二为密友，三曾为其《南山集》作序。案发后，他被株连入狱，拷掠刑讯，不堪折磨，初定斩监候，后经营救，免死出狱。也许他脖子上永远横着这把刽子手没有砍掉头的刀，激活着他的生命欲望，不但活到康熙驾崩，活到雍正驾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间，七十五岁告老还乡，八十一岁寿终正寝。
所以，任何一场较量的双方，谁先死，谁后死，颇为关键。弱者死在强者的前面，强者说了算，便死无出头之日。但是，强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审判中，作为绝对弱者的文人，说不定倒有可能终于得到大出一口气的胜利。
统治者深深懂得这一点，当文人为其砧上肉的时候，别指望他那拿着刀子的手会软。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文人也有其了不起处，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强；文字狱搞得愈频密，文人的创作成就，学术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寿文人，无一不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咸同，直到清末，文字狱案件相对减少，文人的日子相对要稍为好过一些，但是，高寿者反不若那时之多，称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时之众。
这实在是一个颇为费解的悖论。
不知有识者，能否拨冗有所指教？至盼至盼！
陈子龙之死（1）
钱穆在《国史大纲》里，论述明末遗民之志节：“清人入关，遭遇到明代士大夫激昂的反抗，尤其是在江南一带。他们反抗异族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他们反抗异族的意识，则极普遍而深刻。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其内里常包有极深厚的文化意义。”
翻开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危殆相继，灾难重重，不知有多少次覆灭，更不知有多少次沦亡，但每一次，都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神州赖以不堕，华夏得以常存。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民族的薪火相传的“文化意义”。
而维系这个“文化意义”的中国文人，则是支撑着中国人的精神中坚。
一艘密闭得不透一丝光亮的夜航船，从苏州浒墅关的塘河码头悄莫声地起锚了。岸上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被兵勇们摒退得远远地，连驻足多看一眼，都属禁止之列。
这是公元1647年，大清王朝顺治四年春季的事情。
如果不是三年前中国大地发生了明清两朝的“鼎革”变化，这条俗称塘河的古运河，即使在夜色朦胧中，也应该是桅樯林立，舷歌相闻，灯火逶迤，熙来攘往的黄金通道。这条与长江平行的内河，东至沪淞，南下杭州，西达金陵，北上京都，应该是一条相当热闹，相当繁忙的交通干渠。
但是，改朝换代，江山易色，一路南下的清兵，如秋风之扫落叶，想不到长江以南的官兵百姓，归顺者固有，反抗者更多，因此推进受阻，占领不易。尤其“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薙发令“，遭到强烈的抵制，宁可头颅断，也不易衣冠。于是，异族统治者的镇压，也达到了残暴疯狂的地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江阴灭城，都是史册上用鲜血留下来的记忆。
由于这个原因，本来富庶的江南，在清廷统治下三年有余，沿河的苏、锡、常、润诸州，这些顶尖级的城市，元气迄未恢复，市廛萧条，商旅萎缩，房舍败燹，满目疮痍。因此，除了星点的渔火，寂寞的塘河里，只有这艘形迹可疑的三桅大船，在水面上滑行着，将那倒映在河水中的月牙儿，弄了个七扭八歪。
说实在的，除了打算劫船的义军外，并无太多的人予以关注。
由于防范意外，这条武装的官船，舱里舱外，笼罩着异常警惧的气氛。无论艄公、縴夫、官员、兵丁，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江南春末的夜晚，本应有点暖意才是，可船舱一角，那盏忽明忽暗的灯笼，那炷摇摇晃晃的烛光，照着一位“豹目蜷发，双目上视” 的要犯，一脸寒霜，两道剑眉，目光中透出来的阴冷，令人不寒而栗。
据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的记述，他生的这双眼叫“盼刀眼”。按《麻衣相书》的说法，凡生有这种带着杀气的眼睛，其结局，倘不是被人杀死，就是他在杀别人时死。虽然此人最后是纵身跳水，自沉塘河，但横死凶死的命运、似乎这双眼睛早就预兆了。
因此，“盼刀眼”打量着谁，注视着谁的时候，说真格的，令人生畏。因此，手镣脚铐，坐卧不便的他，那威武不屈，虎视眈眈的气概，使得两个衔命而来，负责押解他到江宁，向豫亲王和洪军门交差的戈什哈，心惊肉跳，忐忑不安。尽管前后舱都埋伏了兵丁，以备不测，尽管关照了沿河地方衙门，严加防范，这两个满人，面色怛怵，如坐针毡，唯恐出什么事。
其实，他们初从江宁来到苏州押囚，没把这位遐迩知名的诗人，太当一回事。不就是舞文弄墨，吟诗作对之读书人嘛？一般来说，有权的人看不大起知识分子，有权的人的狗，就更加看不起知识分子。三年来，在南京豫亲王门下，这些戈什哈看惯了迅即变节的江南士子，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鼻涕虫，奴颜婢膝，鞠躬打千，低三下四，巴结攀附。他们估计要押解的这位文人，大概也是一路货色，一样德行。可等到与地方官办理文书交割，犯人押到跟前，直立着，像一堵墙。那满脸髭须，一根根都像钢针似的扎煞着，与其说他是文人，毋宁说他是一头猛虎，这两个可怜虫，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张着嘴，合不拢，傻了。
陈子龙之死（2）
这个囚犯，就是陈子龙，中国文学史上少有的殉国者之一。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一字人中，号轶符，晚年又号大樽。华亭（今上海松江）人。1637年（明崇祯十年）与夏允彝同时中进士。选浙江绍兴府推官，擢兵科给事中，未及赴任而明亡。
《明史》称他“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 明/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卧子先生甫弱冠，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纸惊人”；近人柳亚子也有赞美的诗句：“平生私淑云间派，除却湘真便玉樊”。因为陈子龙的《湘真阁存稿》，收其所作的词，故以书名之。可见这位与毛泽东唱和过的民国诗人，是如何慕仰钦佩其人其诗，尤其是词了。
陈的诗，气势奔放，色彩强烈。按清/沈德潜的评价：“诗至钟、谭诸人，衰极矣！陈大樽垦辟榛鞠，上窥正始，可谓枇杷晚翠”，对他改造诗坛风气的努力，是肯定的，因而尊崇之为“明诗殿军”。
并刀昨夜匣中鸣，
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湲云草碧，
可怜无处送荆卿。（《渡易水》）
陈的词，婉转秀丽，情深意挚。尤其国亡以后作，更是杜鹃泣血，哀艳凄恻。
“韶光有几？催遍莺歌燕舞。酝酿一番春，秾李夭桃娇妒。东君无主，多少红颜天上落，总添了数抔黄土。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许。 何处？当年此日，柳堤花墅。内家妆，蹇帷生一笑，驰宝马，汉家陵墓。玉雁金鱼谁借问？空令我伤今吊古。叹绣岭宫前，野老吞声，漫天风雨。”《二郎神》
据考证，这阙《二郎神/清明感旧》，与另一阙《唐多令/寒食》，均系陈子龙被捕前的绝笔，词作时大约为1674年的春三月。即使在生死未卜的出征前夕，战士归战士，诗人归诗人，抗清归抗清，爱情归爱情，那位集文彩，秀美，多情，浪漫，有丈夫气，具爱国心于一身的奇女子，仍使他不能忘怀。因此，笔下不能自己地流露出“宫人墙外柳阴阴”，“当年此日，柳堤花墅”的词句。在他的词作中，凡涉及杨柳的吟咏，无不与那位风流女子有关。如《浣溪沙/杨花》：
“百尺章台撩乱飞，重重帘幕弄春晖。怜他飘泊奈他飞。 澹日滚残花影下，软风吹送玉楼西。天涯心事少人知。”
至于柳如是与陈子龙的这段情缘，如果幸而成功的话，应该比她后来与钱谦益的结合，更加有声有色。我甚至臆想，若如此，此刻在船舱里与陈子龙绑坐在一起的，就是这位类似十二月党人妻子的情侣了。她绝对要扮演这个角色的。那是一个既美丽，又刚烈的女子，她会抛家舍业，不计一切地追随着他，万死不辞地同赴国难。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色艺双绝的女性，但如柳如是这样既具美姿，更富文彩，既风流妩媚，又聪明睿智，既清高雅洁，又敢作敢为者，是很少的。据清/顾苓《河东君传》，清/王沄《虞山竹枝词》，十年前，甚至更早，声震江南的一代名妓，就公然钟情于陈子龙，大有非君不嫁的意思，因为那确是郎才女貌的绝佳组合。
这种在封建社会里绝对异类的爱情宣示，也只有像她这样已成为公众人物，才敢拂逆礼教，才敢挑战道学。在光天化日之下，她情不自禁跑到松江去，冒大不韪，自媒于这位才思杰出，具有创新精神的文人、任侠仗义，具有传奇色彩的硬汉、敢作敢当，具有人格魅力的志士。剖肝析胆，掬诚相示，以无以复加的钦敬之心，爱慕之意，恨不能立时三刻下嫁这位磊落潇洒，声名遐迩的陈卧子。
天哪！为了追求所渴望的心上人，简直是挑战的、主动的、大胆到不顾体面的示爱，这样的奇女子，可谓千古一人。
清/佚名《绛云楼俊遇》的说法，略有不同：“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遂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这段柳陈交往的龃龉传闻，当系冬烘先生的道听途说，因为中国人之中的假正经，特别的多，看不惯的人，不能接受的事物，往往采取拒绝和排斥的态度，他们的迂腐之言，是信不得的。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多有辨诬，故不赘述。
陈子龙之死（3）
试想，一位能写诗，能作词，极漂亮，极聪慧，其文彩为“秦淮八艳之冠”（郁达夫语）的妙龄女子，怎么能做出村妇骂街的不堪之事？从她在名片上写上“女弟”二字，其实，表明这个女人，除情爱之外，更有将陈卧子引为同志，视作知己的意思。陈子龙最后婉谢了这份情爱，也许他想到了他的那双“盼刀眼”，这个不幸的预兆提醒了他，作为一个轩昂的大丈夫，怎能忍心让这样一位如杨似柳的柔弱女子，跟着他颠沛流离，风尘困顿，最后在刀光剑影中了此一生呢？
于是，扁舟一叶，芳心难系，柳如是终于不得不怆然割舍。有什么办法呢？爱恋敬重之余，也就只有任这位属于江湖，志在风浪的壮士，解缆远行了。
像这种义胜于情，国重于家的大题目，对满脑袋都是声色犬马的当代才子来说，有如东风射马耳，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四百年前的陈子龙，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国的明朝人，就得为中国，为中国的这个明朝，做一些事情，包括牺牲自己的性命。倘不是消息走漏，倘不是叛徒出卖，他此刻正率领起义的吴暎Γ犹龇ⅲ岷洗雍Ｂ范吹哪厦髀惩踅⒍樱亟莺樱铰芳泄ソ攀恰Ｈ欢觳淮尤嗽福ǚ缰逼宋怃量冢⒍樱扛裁稹Ｓ谑牵硐葜匚В戮苷降乃懒δ阎В恍冶环�
结果，他成为多铎和洪承畴的重大战利品，押往南京。
塘河的夜色，渐渐地重起来，舱里的潮气，渐渐浓起来。他在盘算着，到达那个他最得意的弟子埋伏狙击的地点，还有多少路程，还得多少时辰？
清代官方编撰的《明史》称：“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遂为僧。寻以受鲁王都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露被获，乘间投水死。”民间文本的《阅世编》（清/叶梦珠著），也持正史的说法：“陈卧子，名子龙，故进士讳所闻子也，少以能文名，四方名士，无不乐与之交。崇祯丁丑，登进士，授浙江绍兴府司理，时诸生许都叛乱，金、衢震动，卧子招之使降，许以不死。都慕陈名而至，卧子为之营救，请赦其罪，当事不允，卒杀之。超升子龙为兵科给事中。鼎革之际，与沈少司马犹龙等同谋抗命，克城之日，概不追论。顺治四年丁亥，复入叛帅吴兆胜党，捕甚急，赴水而死。”
现在，已经无法知悉陈子龙是在什么情况下“乘间投水死”或“赴水而死”的？但与理与情，主持起义的重要领袖，组织战斗的领军人物，被清军俘获以后，义军绝不会袖手旁观；尤其他的学生，夏允彝的儿子夏完淳，是与他一起深入太湖，发动这次举义的。按这个年青人的性格，也绝不会坐视不救。
我是一直不大相信白纸黑字的历史，果真百分百的可信。
以今鉴古，便知分晓，时下还活着的那些涂脂抹粉者，大言不惭，谎话连篇地伪造自己的辉煌。有的人物，连屁股上的屎迹，都未擦拭干净，就想孔雀开屏，也不怕别人看了作三日呕。因此，《明史》所言，是清朝的观点，作史传者并不想把江南士民的反抗，如实写出来的。
话说回来，虽然古人也有狗皮捣灶者，王朝倾覆之际，来不及地降清求生。但更多的仁人志士，对于故国，山河，对于世道，人心，对于维系着这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看得要重一些。对于朋友，师长，对于道义，责任，对于一个人站直了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当回事的。因此，夏完淳一定要设法救他的老师，而陈子龙也一定要为他的明朝，他的故主，哪怕孤注一掷，以卵击石，也是当仁不让，挺身而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硬骨头，支撑着中国文人本来就不多的气节，那么，一部中国文学史，就真是一摊烂泥巴了。
尽管，他们的抗争，是无力的，无效的；也许，他们的牺牲，是无谓的，徒劳的，但是，这种敢将国家、民族、百姓、社稷，担在肩膀上的丈夫气概。这种舍生忘死，从容赴义，百折不挠，宁死不屈的汉子精神，洗刷着中国文人那鼻涕虫的名声。
陈子龙之死（4）
很惭愧，后来的文人，骨质疏松病似乎愈益严重起来。一到天塌地陷，一到大难临头，求生，便成每个人的本能。本能，倒也无所谓，若为这个本能，变得很“没起子”，就相当难堪。我承认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没起子”过。因此，我对时下那些“右派”朋友，以及自称“漏网右派”，非要挤进来的朋友，或著书，或立说，或添油，或加醋，不惮余力地重塑金身，发扬光大，往往掩口胡卢而笑，心想，装他妈的什么孙子？虽然，我是到了患老年痴呆症的年纪，但是，记忆力谅不至于一下子都完蛋。谁不知道那些年月里，我辈为一口嗟来之食，一个个像瘪三似的趴在那儿，撅腚挨打的可怜相。所以，陈子龙被捕押送江宁时，那些朝秦暮楚，易主而事者，那些失节投靠，卖身求荣者，那些为虎作伥，发国难财者，那些鬼鬼祟祟，搞小动作者，仅仅只是顺治年间的文人，才会有的现象吗？
现在，回过头去看明末清初的这一场民族危机，衣冠所系的江南士子，坚决反抗者有之，勉强合作者也有之，既不反抗，也不合作的逃避者则更有之，大体上表现得都很出色。或遁入深山，埋首经史，或闭门索居，潜心学问，或跌宕江湖，放浪形骸；即使忍辱负重，虚与委蛇者，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