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禁要问，何盛之有？
时下一些作家，一些编导，伪造历史，鼓吹圣明，掩盖真象，胡编乱演，热衷于推销清代帝王题材，这种见钱眼开的商业行为，倒也不值得当回事。最令人匪夷所思的，莫过于一些清史专家，应该是有学问，有识见的人，也跟着枉顾史实，颠倒是非，大弹康雍乾“盛世”高调，颇令人质疑其实用主义的治史学风。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些文天祥《正气歌》中耳熟能详的诗句，秉笔直书，据实求真，不附不阿，严谨审慎，至少是为史者最起码的操守呀！尽管冷板凳成为热板凳，也不能为了吃满汉全席，便歪嘴净捡好听顺耳的话说，这不正应了胡适所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吗？
这也是北京人，或者中国人，只注意台上的戏子，而不注意破烂戏园子的整体环境，以偏盖全的毛病。这些清史专家就是闭眼不看，也不承认这三朝，其实很不怎么样的，无论如何够不上盛世的败象。尤其康熙和乾隆，都是御临天下长达六十年的高龄帝王，在中国，老人统治的最大弊端，就是其晚年，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倒行逆施，走向自己的反面。正如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一书，描写的贾府一样，外面看起来轰轰轰烈烈，其实，内囊早尽上来了。
但16世纪前后，在最初的起跑线上，中国那时的国力，差不多相当后来成为殖民国家的英、法、德、葡、意的总和。因此，彼时的西方世界，还是很在意东方的中国，不敢怠慢的。对这个庞然大物，认为是举足轻重的存在。因此，雍正登极，教廷连忙派人，不远万里，前来北京，祝贺这位皇帝登基。大典过后的1725年，雍正三年的冬十月，罗马教皇的特使，要归国覆命了。这位新皇帝，刚刚铲除掉他认为尾大不掉的年羹尧将军，心情相当不错，特地接见来自罗马的使节，并颁布了一纸敕书，交其带回。
中国人就是这样，你越说他胖，他越喘，你越巴结他，他也越自觉了不起。文书中那盛气凌人的大皇帝口吻，很难用最起码的外交礼貌来衡量。雍正以为是唐太宗李世民，是那个真正盛世的天可汗呢！
“西洋寓居中国之人，朕以万物一体为怀，教以谨饬安静。伊等果能慎守法度，行止无愆，朕自推爱抚恤。兹赠妆缎、锦缎、大缎六十匹，次缎四十匹。”（《清通鉴》）
那时的中国，真强，可开始由强而弱；那时的西方，真弱，但开始由弱而强，这就是16世纪的唯物史观。套用文革间一句口头禅，他们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一天天烂下去。
就在雍正登极这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资本主义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出生在英国。16世纪的伦敦天气，应该和今天没有什么不同，那类似北京南城古刑场菜市口的伦敦塔，院子中间的断头台，院子外塔山上的绞刑架，尽管继续处决人犯。但莎士比亚时期那种在伦敦桥上用长长的铁矛，插着被枭首的头颅，以警吓市民的做法，已不再执行。
他们开始把人当成人，然而，在东方，仍旧不把人当成人待。雍正三年十二月辛巳（十八日），一位名叫汪景祺的文人被“弃市”。
那时在北京，只要“弃市”，就是押往菜市口杀头。雍正嗜杀，当然，康熙和乾隆也并不少杀，不过，雍正更残忍更可怕些，手段和花样，也更促狭更阴损些。这次杀汪景祺，大家原以为看一场热闹，随后作鸟兽散，回家喝二两，庆幸自己脑袋还在脖子上，也就罢了。谁知到得菜市口，才晓得花头精多的雍正，又出了新点子。朱批上还有“立斩枭示”字样，这个“示”字，什么意思呢？臣僚们琢磨了半天，才明白，不光要砍下脑袋，还要把这颗脑袋悬挂在菜市口示众，也就是公开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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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菜市口（4）
枭首砍头，戮尸燔骨，这是康雍乾三朝时不乏见的场面，然而像雍正如此忮刻酷暴，将汪的头颅一直挂到他驾崩，也没说一句免了，去掉，拿下的话，在中国文人受迫害的全部历史上，还真是少见的暴虐。对知识分子恨到如此咬牙切齿，除了变态心理，哪里还有一点点盛世帝王的胸怀？，
汪景祺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的幕僚，他的灾难，即由此而来。
一个文学家，最好不要跳上政治家的船，哪怕是最高级的游艇，也要敬而远之才是。唐朝的李白，一开始是绝对明白这个道理的。杜甫《饮中八仙歌》就写过他：“天子呼来不上船”。可后来，估计酒喝高了，下了庐山，竟登上永王李璘的旗舰，检阅起水师，“为君谈笑静胡沙”，结果好，永王失败以后，他也就充军流放到夜郎了。
这位汪景祺，号星堂，浙江钱塘人氏。康熙举人，小有文声，但仕途蹭蹬，一直不那么发达，萍踪浪迹，落魄秦晋，并无定处。清代的武官，粗鄙少文，地位较高的方面统帅，通常要礼聘一些文人为幕客。名气大的，为客为宾，起参谋僚属的作用，名气小的，为职为员，司管文书笔墨等事。年羹尧，康熙进士，内阁学士，也非等闲之辈，他西征噶尔丹，郭罗克，罗卜藏丹津诸役的赫赫战功，总不能自己动手撰文吹嘘。恰好，这位汪师爷，一心想上他这艘艨艟巨舰，于是，给年大将军写了一封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
“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者哉？仆向之所向慕，归往于阁下者，台阁之文章，斗山之品望而已。……朝廷深赖贤佐，天下共仰纯臣。朗若青天，皎如白日。夫是以宸翰宠贲，天子倚阁下等山岳之重也。今阁下英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振旅将旋，凯歌竞奏。当吾世而不一瞻仰宇宙之第一伟人，此身诚虚生于人世间耳。”（《西征随笔·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川陕总督年公书》）
这样，雍正二年，被年羹尧延请入幕。
期间所著《西征随笔》，在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被侍郎福敏发现，呈上。喜欢作批示的雍正，他在这方面，有强烈的表现欲，在书上亲笔写上：“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我一直忖度，同案的钱名世，也是因年羹尧获罪的，同样，因写马屁诗被参，但雍正并没有将他送往菜市口秋决，而是御书“名教罪人”匾额，挂在大门口，每日叩拜忏悔，有点像当年戴上右派帽子，接受群众监督那样，最终还是保住了脑袋。
而雍正恨汪的情结，不完全是他的马屁拍得响，因为在康熙晚年选嫡，举棋不定，年羹尧的一票，起起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关键之时，雍正也对这位军门，殷勤致意，示好巴结，联络拉拢，不遗余力的。这本《西征随笔》，只是罪状之一，而汪景祺，对于这位功高震主的军事统帅，所能起到的左右作用，是非同小可的。才使他始终戒之惧之，而留下刻骨铭心的影响，必狠狠报复而后快的。
汪景祺不傻，他不是小聪明，而是大聪明，不是有小野心，而是有大野心，特著《功臣不可为》一文，献给年大总督，其意所指，年是会心的。不但会心，很可能首鼠两端过，雍正不会没有知觉。但文人从政，很难成气候的原因，虽然他们喜欢染指权力，但十个文人至少有九个，在政治上属于无韬略无谋画的低能之辈。尤其稍稍得了点意的文人，无一不是狗肚子装不了几两素油，那张管不住的嘴巴，先就给自己挖好埋他的墓穴。
雍正的情治系统，其效率之高，野史演义，多有记载，早把年大将军与另一可能接班对象允禟，在西宁的来往，密报上来。雍正三年四月，这位陛下最初发难，谕责年羹尧僭越之罪时，无心之言，泄露天机：
“朕曾将御前侍卫拣发年羹尧处，以备军前效力，并非供伊之随从也。然伊竟将侍卫不用于公务，俱留左右使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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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菜市口（5）
这些侍卫，其实就是雍正安排在年羹尧身边的克格勃，而汪师爷的一言一行，岂能逃脱这班皇家特工的眼睛。
于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赐年羹尧自裁。一周后，雍正就将这位马屁文人，枭首示众，那脑袋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
“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俱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这个雍正，究竟是盛世之主，还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小人，也就不言而喻了。
菜市口大街上挂着的这颗头颅，直到雍正驾崩以后，乾隆上台，左都御史孙国玺才敢上书，认为：
“京师为首善之区，菜市口又京师之达道，枯骨中途，髑髅上悬，不惟有碍观瞻，且不便牵车服贾之辐辏，亦有碍商旅行贩之交通……”
这样，才将这颗风吹雨淋，鸟啄雀粪，朽烂腐毁，形质不存的颅骨，择地掩埋。
我想，菜市口悬挂着汪师爷这颗脑袋的时期，大概也是那个英国人亚当·斯密，埋头写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的时期。然而，当19世纪，严复以《原富》书名，将此书译为中文问世，介绍到中国，适值他的维新同志谭嗣同，康广仁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砍掉脑袋的日子。
三百年原封不动的大清王朝，现在所差的，恐怕就是在尸首脸上盖一张纸，给棺材钉上最后一根铁钉了。
严复翻译《原富》时，著《斯密亚丹传》，他曾经说过：“顾英国负虽重，而盖藏则丰，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掊锁廓门，任民自由之效欤？”这句话极其深刻，一针见血，值得深思。试想，康雍乾三朝，锁不掊，门不廓，民不自由，而且还是一个动辄把知识分子，把民族精英，送到菜市口去枭首示众的政权，能成盛世，实在是很难想象的。
乾隆摆宴（1）
平心而论，我们中国人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开创性的民族，都是棍子敲在脑袋上，板子打在屁股上，或者，洋枪洋炮戳在心口，才肯变一变祖宗之法的。独独在烹调上，我们完全可以扬眉吐气，趾高气扬，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不膺服于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饮食文化。
而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扬光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五千年来这班能吃、好吃、善吃、懂吃的大小官僚们的嘴巴。而要评功摆好的话，光荣非皇上万岁那张嘴莫属。
读清人昭槤的《啸亭续录》，对于乾隆皇帝这种摆宴成瘾的癖好，实在深感这个世界上，拥有极大权力的统治者，是如何将其权力的使用，发挥到极致，竟能想出许多名目、道理、办法，把人找来陪他吃饭，在大宴小宴，便宴盛宴，赐宴召宴，贺宴寿宴上，寻找那种至高无上的感觉，同声欢呼的感觉，以及被宴请者受宠若惊的感觉，战战兢兢的感觉。
所有这种种加在一起美不滋滋的感觉，吃到嘴里究竟是什么味道，已无关紧要，而体现权力之顶天立地，才是摆宴的主旨。
在这本野史笔记中，乾隆办宴，有下列各种：
曲宴宗室——“每岁元旦及上元日，钦点皇子皇孙等及近支王、贝勒、公曲宴于乾清宫，及奉三无私殿。皆用高椅盛馔，每二人一席，赋诗饮酒，行家人礼焉。”
廷臣宴——“每岁上元后一日，钦点大学士、九卿中有勋勚者宴于奉三无私殿，名廷臣宴，其礼一如曲宴宗室礼。”
茶宴——“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钦点王、大臣之能诗者，曲宴于重华宫。演剧赐茶，仿柏梁制，皆命联句以纪其盛。复当席御制诗二章，命诸臣和之，后遂以为常礼焉。”
宗室宴——“乾隆甲子，上宴王公及近支宗室百余人于丰泽园。乾隆壬寅，普宴宗室于乾清宫，凡三千余人，极为一时之盛。”
除夕上元筵宴外藩——“每年终，诸藩王、贝勒更番入朝，以尽执瑞之礼。上于除夕日宴于保和殿，一二品武臣咸侍座。新岁后三日，宴于紫光阁，上元日宴于正大光明殿，一品文武大臣皆入座，典甚钜也。”
大蒙古包宴——“乾隆中廓定新疆、回部、哈萨克、布鲁特诸部长争先入贡，上宴于山高水长殿前，及避暑山庄之万能树园中，设大黄幄殿，可容千余人。”
昭槤为嘉庆朝散秩大臣，因为他是近支宗室，八旗勋族，可以享受优渥待遇，不必认真上班做事。所以才得以喜好文墨，雅爱词章，写下这部随笔。因为其中记述了很多有关皇家的礼仪庆典，章法制度方面的资料，还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书。
他的先人，肯定也有过进宫与宴的光荣，参与盛会的功劳，所以，娓娓道来，记忆犹新。乾隆这个皇帝，史书称他“性喜夸饰”，“好大求功”，“晚年倦勤”，“蔽于权幸”。这些中国历代老年统治者的毛病，他都拥有。后来，老是官员给他齐唱颂歌，看的都是熟面孔，听的都是老调子，老爷子嫌不够过瘾，于是，别开生面，让百姓也加入到礼赞大合唱中来，声势无疑更壮观，内容无疑更新颖，这就是昭槤笔下所描写的“千叟宴”了。
据昭槤说，千叟宴始于康熙，“癸巳年，仁皇帝六旬，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凡一千九百余人。乾隆乙巳，以五十年开千叟宴于乾清宫，预宴者凡三千九百余人，各赐鸠杖。丙辰春，圣寿跻登九旬，适逢内禅礼成，开千叟宴于皇极殿，六十以上预宴者凡五千九百余人，百岁老民至以十数计，皆赐酒联句。”
乾隆无论在次数上，在人数上，都要胜其祖父一筹。前后共找九千八百多个老头子，跪在一个老头子前面，山呼吾皇万岁万万岁，那场面一定很壮烈，但也不免滑稽。
当时，要一下子在京城地界找数千老头子，大概着实要让八门提督大伤脑筋。
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拿着请柬，颤颤巍巍的，步履蹒跚的，瘪嘴缩腮的，耳聋眼花的老头子，一个个穿着像装椁一样的朝服，向紫禁城进发的场面，那肯定是一副世界末日来临，木乃伊大巡行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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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摆宴（2）
可这些老掉牙的乾隆客人，一是得进皇宫之有幸，二是得睹天颜之激动，三是得吃华宴之感奋，四以得以远远地朝当今万岁爷磕一个响头之终生难忘，那雀跃之情，那欢呼之声，那喜极之血压升高，那失控的鼻涕泪水，整个皇城的各个角落，到处是暮气没落的老朽，到处是陈旧霉腐的古董。套用一句时髦的语言，这帮老东西，可真把老北京给“PK”了。
但是，虚荣好胜，喜谀夸功的十全老人，却得到空前的满足，自然是龙颜大悦了。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他就决定要开千叟宴，庆祝他登基五十年。以和椎穆砥牛闪⒂锉肝被幔侠弦哟笳牌旃牡南靶裕娑ㄋ钠芬韵拢炅逅暌陨险呤甲既胂庋凰悖耸阎寥А３时ㄉ先ィ【醯萌瞬欢啵蝗攘遥瞳｜马上领会意图，又将与会者的年龄标准降低，凡在京四品以下，现任、原任各员，年过六十者，俱准入席。这样，人数达到三千九百之多，老爷子微微一笑，“OK”了，批上两个字，“钦此！”很满意和谋硐帧�
接下来，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正月初六，帝御乾清宫赐宴，凡亲王、郡王、大臣、官员、蒙古贝勒、贝子、公、台吉、额驸、回部伯克、番部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