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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三事（3）
不消说，举报者帽子上的顶戴花翎，被鲜血染得通红通红，自然荣华富贵。正因为告密有理，陷害有功，咬人有赏，卖友者荣的政治局面，康、雍、乾三朝百多年间，文字狱罪案不下百起，主犯及株连者的血，也可以成河了。
乾隆最厉害了，仅1778年一年间，就有十起之多。有一个已故的东台举人徐述夔，因为“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的诗句，以其影射讥刺，乾隆命将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其孙论斩，失察的江苏布政使，列名校对的学人等俱斩监候。并且连曾为之作传的礼部尚书沈德潜，也是编过《古诗源》、《唐诗别裁》，很受乾隆宠遇的一代文宗，死了也不放过，命将其御赐碑推翻，磨毁碑文，把他的牌匾撤出乡贤祠。
文字狱至此，可谓登峰造极，那些蘸人血馒头吃的举报者，不仅咬活着的人，连死去的人也从坟墓里拖出来咬。当然咬死人是为了咬活人，挟嫌告讦之风大炽，诬陷谗害之行不绝。谁要是偶一不慎，疏忽了避皇帝的名讳，一经检举，马上便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因此读书人坐在家中，真是可怜哪！不知什么时候飞来横祸，倘非满门抄斩，便是充军发配，罚往黑龙江为披甲人作奴。知识分子生活在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恐惧之中，自然是“万马俱喑”的局面。
至此，“舆论一律”，满清统治者箝制言论，禁锢思想的目的达到，自1782年起，乾隆就不禁书了。可那些想借禁书发迹者，并不晓得皇帝老子胃口变了，还一个劲地举报以邀功请赏。
这一年的二月，署湖南巡抚李世杰查获高治清所撰《沧浪乡志》进呈，奏请严办，碰了个大钉子。乾隆帝阅后，对签出的“悖逆不法字句”，一一加以驳斥，并指出“各省查办禁书，若俱此吹毛求疵，谬加指摘，将使人何所措手足耶？”训斥李世杰“任听庸幕属员谬加签摘，以致拘泥失当，滋扰闾里。若办理地方事务皆似此草率，漫不经心，何以胜封疆重任耶？”本想讨皇上的好，谁知讨了个没趣，马屁拍到马脚上，也是活该了。
五月，又来一个不识相的，安徽巡抚谭尚忠以已故贡生方芬所著《涛浣亭诗》语多狂悖，奏请将方芬刨坟戮尸，其元孙方国泰拟斩立决。乾隆斥他“办理殊属失当”，甚至说：“吹求字句，办理太过，屡经降旨通谕各督抚，毋得拘文牵义，有意苛求，岂谭尚忠竟未知之耶？”这番话和赏他一顿嘴巴子，也差不多的了。
禁书是皇帝，不禁书的也还是皇帝，统治者的变化，自然从他的政策考虑出发。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想藉着大兴文字狱而飞黄腾达者，其实很像家养的狼狗；主人让你咬人，你可以放肆地咬，主人不让你咬，你还咬个没完，屁股上挨一脚，被踢得叽哩哇啦，那也是自找了。
不过，这些举报者也不会损失太多，这两位巡抚大人，顶多等于被皇上掌嘴罢了，谁也不曾像犯了文字狱罪者掉了脑袋，送了性命。所以，从那以后，聪明人就明白“宁左勿右”是万全不败之策，吃一记耳光算什么，打是疼，骂是爱，到了又要禁书的时候，他们不就又能得其所哉了吗？
三，仆碑
“仆碑”，就是推倒墓碑的意思，语出《清史稿》。
推倒谁的墓碑呢？就是编过《唐诗别裁》、《古诗源》的沈德潜老先生的碑。为什么要“仆其墓碑”呢？因为他为一部反清的诗集写序。案发之时，沈德潜已作古，但罪不可逭，死了也不能放过，推倒墓碑，剖棺戮尸，一一加以惩处。
沈德潜（1673…1769），江苏长洲人。字确士，号归愚，乾隆进士。任编修，内阁学士，礼部尚书。他早有文名，但入仕较晚，直到乾隆七年，他六十七岁时，才发达起来。乾隆早就听说这位老秀才了，有一次下江南，还特地打探，给以殊荣。这真是老骥伏枥，晚年生辉，这恐怕是很令一些怀才不遇的作家，心向往之的事情。
“高宗莅视孰为德潜者，称为江南老名士，授编修。出御制诗令赓和，称旨”从此成为乾隆的御用文人，恩遇有加。“八年即擢中允，五迁内阁学士。乞假还葬，命不必开缺。德潜入辞，赋诗饯之。十二年命在上书房行走。是岁，上谕众臣：‘沈德潜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是以稠叠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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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三事（4）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皇帝，或相当于皇帝这样的最高执政，凡自命风流儒雅者，总是有一些文人随侍左右。连《红楼梦》里的荣国府，还有几个清客给贾政做帮衬呢，其中有一位叫做詹光的清客，曹雪芹起的这个名字，有点儿损，詹光者，沾光也。所以，御用文人，从皇帝那里得到物质上的光，同样，皇帝也从这些文人的代笔，作枪手，提示文辞，得到精神上的光。
连贾政都有清客侍奉，何况一国之君，有的是粗通文墨的半瓶子醋，有的是狗屁不通的酒囊饭袋，既然贵为天子，没有学问，没有文才，怎么行呢？驾幸好山好景，不题两句歪诗，勒石留存下来；逢年过节，不写两笔孬字，作墨宝赐给臣下，哪还叫什么九五之尊呢？连慈禧太后，还从云南找来一位姓缪的贵妇，教她书法，替她写字呢！
做御用文人除了随班唱和，歌功颂德，吾皇万岁万万岁外，一个必须严格自律的准则，就是只能有皇上的看法，万不可以有自己的观念。政见不可有异，要跟上形势，在文学观点上，也必须和皇上保持高度一致的。
沈德潜一是由于圣眷恩渥，一是由于文望崇高，在官场，一言九鼎；在文坛，领袖群伦。于是，不免有点忘乎所以，结果，因此栽了个不大不小的跟头。他主编了一部《国朝诗别裁集》，乾隆一看，火冒三丈，因为在这部书里，沈德潜不但选了钱谦益的诗，还选了钱名世的诗，乾隆大光其火：“这两钱，一为明朝降臣，一为‘名教罪人’，将钱谦益的诗，置于诗集首位，荒唐，将钱名世的诗入选，荒谬。那是皇考雍正在年羹尧一案定性的呀！”
碰了这一鼻子灰的沈德潜，惶恐万分。自以为这么多年为第一御用文人，觉得自己有一点自由度，可以放开一点手脚，谁知这位早过了不逾不惑年纪的老先生，却是感觉错位的老胡涂。
不过还算走运，乾隆高抬贵手，放了他一马。
但没有想到，他死了以后不久，“四十二年，东台县民讦举人徐逑夔《一柱楼集》有悖逆语，上览集前有德潜所为传，称其品行文章，皆可为法，上不怿，下大学士九卿议，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清史稿》）
其实御用文人，是个美差，工作不多，任务不重，好吃喝，好待遇，皇上要高兴了，随手一赏，不是钱财，就是官位，你只要起个陪衬点缀作用，歌舞升平作用，拾遗补阙作用，清谈随侍作用，也就足够足够了。然后，赏一个官当当，领一份干饷，放一任学差，到外省去捞一票，就算皇恩浩荡了。
太史公司马迁早看透了，御用文人，皇帝的玩物，饭桌上一碟开胃小菜而已，想吃，挟一筷子，不想吃，推到一边去，不高兴，扔进泔水桶当垃圾处理，不怎么当回事的。他在《报任安书》里这样评述自己：“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闲，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所以，御用文人活着时，要察颜观色，小心侍候，死后，还得战战兢兢，惶恐九泉，因为不知什么时候，龙颜大怒，就要鞭尸戮骨的。
虽然逝世多年，已故的沈德潜，恼了乾隆，也得不到饶恕。这位顶括括的御用文人，在九泉之下，肯定会觉得，早知如此，就不陪您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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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才子（1）
袁枚、赵翼、蒋士铨，这三位乾隆才子，能在文字狱的阴影下讨生活，而且能活得自在，活得滋润，一直活到垂垂老焉的年纪，寿终正寝，汗毛也没掉一根，真是不容易啊！
他们拿皇帝没办法，皇帝拿他们也没办法。中国文人能活到这等境界，你不得不竖起大拇指叫好，简直绝了。
清代戏剧家蒋士铨在《临川梦》杂剧中，有这样一首出场诗。
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
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声名尽力夸。
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
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蒋的这出戏，以明朝汤显祖的艺术生涯为题材，自然要涉及万历年间文人圈子中的瓜葛龃龉。据清人倪鸿的《桐荫清话》披露，不过是作家在借古讽今罢了。
“蒋苕生临川梦院本，刻意诋毁眉公。番禺叶兰台太史衍兰，谓此诗非诋眉公，实诋袁子才也。所说未必足据，然诗中神气颇相肖。”
眉公，即陈继儒（1558…1639），为明代文学家和书画赏鉴家。此人自命隐士，然以闲人身份奔走于忙人之间。翩翩如鹤，周旋官绅，口给交御，干谒权贵。作清高状，干蔑片事，时人对其鬻隐求显的行径，颇为不屑，时有讥评。蒋士铨拿前朝文人开涮，是冲着当朝文友袁子才而去的。
蒋苕生和袁子才，加上赵瓯北，时人称为“乾隆三才子”。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随园老人，仓山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三十出头年纪，即弃官归隐，退居随园，终身不求仕进，但求快活，是一位日子过得亚赛神仙也似的文人。
蒋士铨（1725…1785），字苕生，又字心余，江西铅山人，曾充武英殿纂修，因母丧乞假归，先后主持江南诸学院，讲学授徒，声誉卓著。后供职国史馆，记名御史，专修《开国方略》，是一位诗词戏曲诸体俱工，文章学问为时所重的文人。
赵翼（1727…1814），字云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翰林学士，内阁中书，在清廷要害部门军机处任章京，进奉文字多出其手，顷刻千言，倚马可待，深为宰辅所重，是一位在史学研究上，在文学创作上，都具有开创意义的文人。
袁擅于诗，赵长于史，蒋则以戏曲杂剧著称于世，“江右三大家”并驾齐驱，既是好友，也为劲敌。其实乾隆年间，也有类似时下文坛的歪风邪气，随便几个小瘪三，暗箱操作，私下猫腻，就把相好的哥儿们姐儿们，或某公某老某前辈，吹捧上了排行榜，穿上一袭皇帝的新衣。这种给文人定出前后高低的闹剧，排排坐吃果果，还真有人当真，为之打破脑袋，撕破脸皮。沐猴而冠者，如中六合彩，欣喜莫名；名落孙山者，如死老子娘，泣血稽颡。这种焚烧冥币式的哄鬼游戏，竟弄得一些文坛大人物，也趋之若鹜，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其实，在文学领域里，施行这种体育比赛的做法，究竟有多大准确性，恐怕连笨伯也会质疑的。文学本是形象艺术，无法量化，此文人与彼文人，其作品很难进行比较。被称之为大师者，有他功力的软肋，三流作家，未必不具有他的强项。被称之为史诗的作品，会有败笔；而市俗的消费读物，说不定有其精彩之处。这和运动员跑百米，一秒或几分之一秒定乾坤，是绝不相同的。
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先生，曾经喟叹过“愧在卢前，耻为王后”的不平之鸣。看来，古代文人也有被这类低智商游戏搞昏过头而进退失据的。乾隆年间，以袁枚为首，蒋士铨次之，赵翼再次之的位序，也弄得蒋和赵，既不服气，也不买账，只好变着法儿，著文立说，宣泄满肚子的无名火。但云中鹤却毫不在意，飞来飞去，美不滋滋地当他的金牌老大，就更让二位添堵了。
可是，我国乃礼仪之邦，而我等文人则更是孔孟之徒，每到公开场合，如开会听报告，如饭局打牙祭，蒋和赵两位，又不得不拘着面子，作谦谨状。让袁走在前面，让袁坐到主位，让袁先举筷子，看老先生挟了菜，也许是一整条海参，也许是一大块鲍鱼，拖进豁牙拌齿，说话漏风的嘴巴里，大家这才风卷残云，大快朵颐。于是，接下来的节目，顺理成章，第一个拿起麦克风即席讲话的是他，第一个拿起毛笔蘸墨题词的是他，第一个拿起剪刀揭幕剪彩的是他，第一个拿起小姐的玉手翩然下场共舞的也是他。
乾隆三才子（2）
却之不恭嘛！在众人一迭声地“你先请”，“你走先”的逊让之下，老先生也就不客气了。只见他搂着小女子，踩着华尔滋，“老夫聊发少年狂”， 满场飞舞，裤裆生风，那身体内部雄激素的残渣余沥，居然回光返照，蠢蠢欲动起来，果然应了孔夫子的话，不亦乐乎了。
这当然是以今度古的拟想了，不足为凭，聊发一噱而已。不过，文坛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热闹过来的，我们都曾有幸看到，文人一老，而不自量，而不安生，而不甘寂寞，而不肯淡出文坛，不停裹乱，不断搅局的讨嫌场面。好像不到八宝山，躺在那儿再也起不来，人们是无法阿弥陀佛，如释重负的。
因此，居然活到81岁的袁枚，自然也是可憎面多，可爱面少，可恶面多，可敬面少的文学老人之一了。
他的翰林院两位学弟，蒋士铨死在他的前头，赵翼死在他的后头，硬是拿这位特别自信，特别自我感觉良好的老先生没法办。他只听他想听的话，而把不想听的话拒之耳外，听见也当没听见；他只由着性子做他想做的事，而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一个文人能达到如此不进油盐的境界，实在是了不起，让我对他膺服不已。我在文坛厮混数十年，发现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同行，多得不可胜数，一片污泥浊水。然而，他们比起这位老爷子的文，老爷子的才，甚至老爷子的风流，有着天壤之别。可今人之神气活现，几乎都超得过袁老爷子。因此，我觉得袁枚管别人怎么看，怎么想，怎么烦，怎么笑话，他在南京城里的随园里，坐定了头把交椅，那就更理所当然了。
他这一辈子也真是开心，他的全部快乐，是建筑在他的识时务，知进退，善经营，能鼓吹，会炒作，擅公关，广交游，好风雅上，这当然也并非很容易就能达到的高水平，那是智商加上阅历，才华加上胆识的结果，仅此还不够，还要加上老脸皮厚，加上不择手段，方可臻至圆满境界。因此之故，长达半个世纪，他在儒林，他在官场，他在民间，他在三流九教，五行八作中所造出来的非凡声势，足以让蒋和赵自愧弗如。
那时候，老先生退隐在随园里，左拥佳人，右列美姝，谈笑鸿儒，往来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会，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员慕名来访，商绅络绎于门，门墙桃李攀附，造请座无虚日；书商靠他挣钱，刻局赖他赐活，名流借他增光，诗坛由他主盟。他可以说是乾隆年间中国文人的风流魁首，引导时代潮流的浪漫先锋，那时，既无文联，更无作协，但他却成为众望所归的不具领袖名位的实际文坛领袖。
“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随园投诗文，几无虚日。君园馆花竹水古，幽深静丽，至棂槛器具，皆精好，所以待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