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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才子（6）
写此文时，已是晚年，能以一个文人的认知，来看待自己的经历了，可酸溜溜的行文，却依然读出为帝王奴才久了以后，那卑下的品味和格调，看起来，磕头磕多了的奴才气息，长成在骨头缝里的，也难轻易褪掉。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专制制度下，即使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也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论。
在那个黑暗王国里，在精神的扼杀胜于一切压迫的时代里，纵使有天大的才华，也只能付诸流水，任其消逝，化为乌有，抱憾苍天。因此，无论为叛逆，无论为奴才，也无论既非绝对奴才，也非完全叛逆，能在一丝缝隙中求生存，如袁枚这样侥幸者，在这样一个高压窒息的乾隆年间的政治气氛下，作为诗人的袁枚，除了倡“性灵说”，还有别的道路可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么？
他之这样做，固然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也是为免受文字狱殃及的巧妙逃避，乃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毫无疑义，袁、蒋、赵，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得大发展，当有大成果，如果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写，不知该给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华章？然而在统治者的精神阉割下，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下，在奴才思想浸润到心灵的腐蚀下，他们不得不风花雪月，不得不游戏人生，不得不关在随园那小天地里，与整个社会，整个民众脱节，不得不改弦易辙，奉旨填词，不得不官样文章，马屁哲学。因此，袁枚所发起，所推动的倡写性灵，摆脱陈腐的新诗歌运动，对于清代文学的发展，多少起到一些促进作用，也就是难能可贵的贡献了。
大概稍晚半个世纪，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德国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国的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这样双子星座似的诗人，也将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而且，远比“乾隆三才子”，或“江右三大家”，要产生更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假如，倘非满清“盛世”，对于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严酷统治，袁枚，蒋士铨，赵翼，对于世界文学史的意义，绝非今天这样简直不足为外人道的寒怆了。话说回来，即使对中国人而言，知道他们三位者，又有多少呢？
呜呼，天才的悲哀，莫过于生不逢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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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1）
中国文人之好名，也算是一癖了。
第一，人之好名，与其成就高低成正比，成就愈高，愈在意名。第二，人之好名，又是与人的年纪成正比，年纪越大，越追求名。于是，中国文人的全部快乐和不快乐，便系于这个名上。
而大文人，老文人，则是最不肯安生，最能够折腾，最害怕冷清，最热衷于人来疯的一群。
鲁迅先生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一篇《买记》的杂文。其中，引用了《论语·季氏》的一句话：“君子有三戒……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细细品味，很有道理。
老了，就要见好就收，就要适可而止，就要鞠躬谢幕，从运动场中回到看台，当一名观众。人的一生，其实是一个加减法的过程，年青时期，不断地追求，不停的获得，是加法。进入老年以后，便是减法了，一直减到两手空空，如同刚出生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那样，再离开这个世界。至此老天拔地，老眼昏花，老态龙钟，老朽无能之际，你老人家还不厌其烦地求，还不厌其多的得，那就很不令人尊敬了。
《小学大全》的著者，为清乾隆朝人尹嘉铨，一位道学先生，官做得也不小，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长官，熬到这个位置上，也就可以了。人就是这样：没有钱的时候，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欲望就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得可怕。尤其人到晚年，更着重声名的满足。
没名者求名若渴，有名者求名更热，名小者求得大名，名大者与人比名，名不怕多，就怕不名，名上加名，最好是举世闻名。按说，一个人当上了皇帝，譬如隋炀帝杨广，应该是得到了名欲的最大满足吧？不！他对大臣杨素说，我的骈体文，四六句，也是满朝第一，当仁不让的。因求文名，他竟把一位诗人杀了，还说，看他今后还能写出比我好的诗？
由此可见求名者那一颗不得安宁的心。
小孩子希望大人注意他，就闹人来疯。成年人同样希望别人注意他，也要闹人来疯的。
这位求名心切的尹嘉铨先生，所作所为，就是典型的人来疯。
人来疯，医学上定名为“儿童多动综合症”，通常发生在三岁到六、七岁的儿童身上。但如今，由于社会公共关系日趋表面化，竞争化，浅薄化，商品化的结果，人来疯便愈来愈成人化，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一些有头有脸的，有声望有地位的人物，或颠三倒四，装疯卖傻；或出出洋相，唱唱反调；或奇形怪状，哗众取宠；或故作悖谬，语出惊人，也在以吸引他人眼球为能事，这就叫作“成年多动综合症”。其症状，越是公众场所，越是人多场合，越是有重要人物，有年青异性，有传播媒体，有镜头灯光的所在，这些成年多动综合症者，就会躁动不宁，没话找话，就会表演卖弄，搔首弄姿，就会为老不尊，失态失控，就会挤眉弄眼，情不自禁。
人来疯，是病，又不是病，你说它是病，就是病，你说它不是病，也就不是病。一般来说，小孩子的人来疯好治，长大以后，不药自愈。而上了年纪的人，得了人来疯，基本上是没治的了。
最厉害的，也是最可怕的，还数六十岁，七十岁，乃至八十岁的“老年多动综合症”了。抖擞着一把快要散架的老骨头，要耍起人来疯来，那才叫恐怖。第一，四不：不甘寂寞，不肯罢手，不能安生，不愿休止，第二，四有：有饭必吃，有酒必喝，有话必讲，有屁必放。凡出场、出席、出镜、出台，总有他们身影在；凡褒扬、授奖、表彰、上榜，总是他们当主角；凡聚会、团拜、联欢、饭局，总推他们坐到主座；凡检查、视察、剪彩、指导，总少不了老爷子临场……
总而言之，人来疯的根本目的，求名，求大名，要大家众星捧月地围着他，水涨船高地抬着他，为了名。要大家相信他老当益壮的存在，相信他风头正健的存在，也是为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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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2）
由此看来，名是一个无底洞，真是欲壑难填啊！半截入土的老人家，还疯个没完没了，这些年来，可真让我们看得眼晕目眩啊！
尹嘉铨已经致仕，享受离休待遇，回到老家河北博野，论理，享他老革命的清福吧！不，他怎能就此罢手呢？因为“名”这个东西，如同海洛因，染上了就难戒掉，一生一世也摆脱不了。有的同志，甚至奄奄一息，回光返照，不最后看一眼亲人骨血，战友伙伴，仍于弥留期间，念叨着悼词怎么写，惦记着墓志铭怎么刻，是“坚定的”，还是“不屈不挠的”；是“忠诚的”，还是“久经考验的”，放心不下，斟酌再三，不肯闭眼，不能瞑目。
这就好比文坛的大师名流，文人墨客，等外作家，鱼鳖蟹虾一样，作品放在头条，还是放在二条，得正式奖，还是得提名奖；排行榜第一，还是第二或第三；是著名作家，还是知名作家，都会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讨价还价，面红耳赤的。看来，这是“名”之酷爱者的古今同好了。
所以，尹嘉铨想出来为他父亲请谥，也是名欲薰心，才弄得不安分的。鲁迅先生写道：“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祸。”
“戒之在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近年来，文坛上有那么一些人，说写得不那么太坏，可以，但绝说不上写得很好。能力有大小，才华有高低，这本也无碍，但一定谋什么头衔，当什么委员，顶什么桂冠，挤进什么排行榜，而奔走竞逐，累得屁滚尿流，巴结攀附，功夫全在诗外，为这个“名”，折腾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而且，不知伊于胡底？
也许文人更容易为名所诱，为名所驱，所以，尹嘉铨做出令乾隆爷大为光火的事，也就不必奇怪了。
公元1871年4月，乾隆西巡五台山回銮，驻跸保定，在籍休致的这位前大理寺卿，按捺不住他的表现欲了。当然，这样的接驾盛典，侍候过乾隆的他，怎么能缺席呢？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北眺望，会不会从大路上飞来一彪快马，奉圣旨，亟传老臣尹嘉铨入觐。其实他应该明白，官场是很势利的，所有冀图固宠的臣下，只是希望皇帝的眼睛眷顾于他，哪里愿意他老人家出现，而分散皇上的注意力呢？这位道学先生，站在路口，左望不来，右望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
博野位于蠡县、安国之间，离保定府，要是有私家车，也就几十分钟的路程，照老先生退下来的三品官，享受二品的离休待遇，肯定地方政府会给这位京官，配官轿侍候的。要不，他自己去一趟，尽一分老臣护驾之心，人家不会用乱棍将他打将出来；要不，他就现实主义，死心塌地在家待着，只当没有发生这回事，也就天下太平。四月份，雨前毛尖也该上市了，泡杯新茶，与夫人、小妾调调情，也是怪不错的养生之道。
可是，名欲烧心，使得他坐卧不安。人老了，就像一个老小孩，很拿他们没有办法。这位假道学，去罢，怕人家把他这过气的官僚，不放在眼里，主席台，上不去，贵宾席，没位置，只能跪得远远的，用望远镜才能看到圣上。不去罢，这就意味着他真成了在野之人，林下之民，拉架的黄瓜，基本上的无名之辈了，这是他绝对受不了的。又想吃，又怕烫，既自尊，更自卑，那一夜，尹嘉铨光在炕上折饼了。
苦思冥索大半宵，他终于想出来锦囊妙计，为其老爹尹会一请谥和从祀，是个绝好的主意。皇上恩准下来，不但孝子当上了，风头也出尽了，想到这里，高兴得直搓手。天色露曙，让下人赶紧为大少爷备马，火速前去保定府，向乾隆皇帝行宫呈上这份自以为是两全其美的奏折，哪晓得名未求着，反倒搭上了一条老命。
其实，皇帝也未必不小人，乾隆一看，你尹嘉铨不来朝拜，不来面谒，竟打发你儿子来，也太荒谬，太嚣张，也太目无王法，目无纲常了吧？或许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看到尹嘉铨的请谥奏章，马上龙颜不悦，面露愠色。“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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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3）
可接下来，看到尹嘉铨请祀的另一本奏折，打的旗号是请批准本朝的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这当然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然而，发现奏章中这位老先生“名”令智昏，竟敢奏请：“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等不逊词句，弘历不是昏君，对如此下作，如此无耻的挟带私货的邀名行径，乾隆能不勃然大怒？“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尹嘉铨还在家里静候佳音呢？谁知死期已经不远。
李白的“天子呼来不上船”，冯延已的“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这两位诗人敢于跟皇帝逗逗闷子，都是有先决条件的，是吃准了皇帝在那一刻心情不坏，胃口很好，血压正常，精神不错。问题在于尹嘉铨退居乡闾，已是闲云野鹤，肯定信息阻绝，孤陋寡闻。再加上人老以后，脑细胞固化，容易囿于己见，自我封闭。被人总捧着，总抬着，也容易自以为是，自成一尊。
所以，他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当回事，乾隆在第五次南巡前，已经处理了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诗狱，这是一件很大的案子，涉及了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他在北京还有公馆，能看到邸报，也会有人通风报信，但他忙于讨小老婆，竟疏忽了。
凡文字狱，都是先有小人举报，然后才有皇帝震怒，下令严办，然后才有杀一儆百，人头落地，这次也不例外。在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发现了“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犯禁诗句，有人举报出来，因为这种影射讥剌，太过显露，触动了清廷种族忌讳的敏感神经，定为十恶不赦。于是，将已死多年的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从棺材里拖出来戮尸，其孙徐食田论斩砍头；失察的江苏布政使陶易，列名校对之徐首发等俱押往斩监候，用现代的话说，也就是死缓罪吧？
最关键的一笔，也是尹嘉铨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对江南大才子沈德潜的处理。算起来，这位已故的礼部尚书，是声望不让其父尹会一的朝廷同僚。尹会一是道学家，沈德潜是诗人兼诗评家，而且还是乾隆做诗的枪手。所以，尹会一虽任过吏部员外郎、工部侍郎，能面见乾隆，得睹天颜的机会很少，沈德潜则不同，是乾隆十分赏识，亲自擢拔的首席御用文人，经常蒙召到内廷，赐平身，可以坐下来与陛下，谈论诸如唐诗和宋词，李白与杜甫之类话题，很神气一时的。
此人也是太老了的缘故，八十多岁致仕，告老还乡，作为皇帝的第一笔杆，光焰万丈，何其了得？肯定招摇过市，大出风头，苏州本不大，简直装不下他。在中国，文人皆喜欢被捧，老文人尤其需要大家捧。捧昏了头的沈大学士，没细看徐书中的“反动”内容，倚老卖老，为这部诗集的作者写了篇传记，结果，作者满门抄斩不说，老先生虽死，因这篇序，也受到“扑其碑，戮其尸”的处置。
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缠心，求名心切，应该从三年前发生的这次文字狱吸取教训。乾隆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妄自尊大，自成一统，是相当反感的。鲁迅先生分析道：“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以为‘太平盛世’之累。”
所谓学说，所谓门徒，所谓门户，或所谓流派，或所谓渊源，或所谓圈子，或所谓山头，江湖……说到底，无论过去，无论现在，那些权威，大师，泰斗，名流，老了以后，一定要当老爷子，老宗师，老太爷，老祖宗，就是要大家高山仰止，礼拜赞美，哪怕心脏上了支架，哪怕三天两头住院，哪怕上气不接下气，哪怕明天去见上帝，生命不息，求名不止。名，对他们而言，如同氧气和水，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了。
要让尹老夫子明白，人到了这把岁数，“血气既衰“，应该”戒之在得”的道理，是绝不可能的。名，上了瘾，也是无药可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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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之在得（4）
大学士三宝奉命主审这件案子，此人手法，与几百年后的红卫兵批斗走资派采取的策略，大致相同，先从生活问题，男女关系入手。所谓批倒批臭，只要在臭字上大做文章，将其批臭之后，不倒也歪了。
对这位道学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就是纠劾他强娶烈女为妾的道德败坏一事。跪在堂下的尹嘉铨，一边掌自己的嘴，一边骂自己寡廉鲜耻，欺世盗名，假道学，伪君子。
三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