险记》，到《九死一生录》煌煌钜著中，那十年间，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宗旨下，在绝不提倡“温良恭俭让”的主张下，知识分子所领教的辱，当不逊色于彼时的王国维。
他们之所以宁可当孙子，当王八蛋，当臭狗屎，当牛鬼蛇神，宁可被踩上千万支脚，踩得喘不上气，踩着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也坚决不死的缘故，就是算清楚怎么划算，怎么不划算的这份账。否则，如今种种###的主席台上，要没有这些巍巍长者，矍烁前辈，耄耋泰斗，文化象征在座，该是多么寂寞和令后人生出无所傍依之感啊！
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中国文化人，当然不是全部，但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对工宣队的俯首帖耳，对军宣队的唯唯诺诺，对造反派的低三下四，对红卫兵的惟命是从，所表现出来的含垢忍辱的求生哲学，其实，倒是值得后人敬重的。不管是否有污清听，不管是否有亵先贤，在这方面，两千年前的，那位身残处秽的刑余之人，那位著“无韵之离骚”的大师司马迁，开创了中国文人苟活贪存的传统，才是中国文人所以求生拒死的榜样。
说到底，在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中，文化，文艺，文学，永远只是一个有也可，无也可的零配件。文人的这等角色身份，注定了他们的依附和从属的命运，以及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生存准则。也许外国文人不尽如此，但在封建社会里我的那些古代同行，却是必须如此，一定如此的。
一个堂堂关中汉子，血气方刚，凭什么像一头猪那样，被按住了，活活地把那话儿给阉了，不就因为汉武帝那老匹夫，是他的主子吗？试想，哪是一种什么样的辱呀？当将他宫刑以后，他不但失去“一种非凡的力量”，他不但无法“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 甚至连一个常人的力量也不具备，像一个男人那样生活也不可能。如果，他按茨威格的想法，一百回都死过了。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在蚕室里一头撞上墙去，弄死自己，而是忍受着创伤的折磨，和比创伤更痛苦的羞耻，埋头在一车一车的竹简中，著书立说。
正因为他存活了下来，中华文化宝库里，也就有了这部不朽的《史记》。
如果，屈原在汩罗江边趔趄地站住，听渔夫的话，然后，打道回府，当一个自由作家，不拿楚国的工资，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的作品就不会仅仅是《离骚》以及《九歌》、《九章》、《天问》等篇。王国维在颐和园长廊的尽头坐上一会，然后，叫一辆黄包车，心平气和地拉回清华学堂，那他遗留在世的文集，就不是那几本《观堂集林》了。
从屈原到王国维（5）
对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是暂时的，只有闪烁着你的睿智，活跃着你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你的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强大的秦始皇、汉武帝、朱元璋、康雍乾这些帝王的原因。
只有活着，便有一切。只有活着，而且写作，便也拥有未来。这就是说，早在达尔文学说形成之前的两千年间，中国文人就明白“适者生存”这个人类演化的原理了。由此推断，若普希金和莱蒙诺夫，不去决斗而死的话，他们将会为俄罗斯文学贡献得更多，当是毫无疑义的。
呜呼！虽然很难熬，很痛苦，但在历朝历代帝王的挫折底下，中国文人终于活明白了，不但不肯死，不便死，不想死，不去死，而且，求不死，求长生，求活得更久远，成为他们的追求。
司马迁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的。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到，也是在他《报任安书》中强调的，“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他这种“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苟活”哲学，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
虽然这种样子的“苟活”，缺乏最起码的抵抗和斗争，有点消极，尤其会被当下的革命青年瞧不起。若从大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不死而且活着，应该承认，那倒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这种尽量使生命延长的做法，是以时间在我的优势，换取空间在你的劣势，绝对是中国文人的聪明之举。
拿鸡蛋跟石头碰，石头无损分毫，鸡蛋却是要粉身碎骨的，这是封建社会里的文人与统治者的相处之道。因为石头有一种磕碰碾压鸡蛋的嗜好，努力避免发生这种状况，便是智者的抉择。倘若鸡蛋完整地存留，孵化为鸡，鸡后有蛋，蛋后有鸡，如此往复，以至无穷。想到这点，也就欣欣然了。
石头，只不过是石头，永远定格在历史的那一章，那一节。作为鸡蛋的文人，也许搬不开它，但当历史掀过这一章，这一节，时间和空间便统统划归“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范畴里了。
或许因为这点明白，中国文人通常不采取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做法，更不赞同从屈原起到王国维的那种因为想不开而扑通一声的行为。先贤司马迁一定等到写《封禅书第六》，等到写那个老匹夫的完蛋，然后才如释重负地不知所终。
从这则端阳节的文人旧话，联想到屈原，联想到王国维，也随而想到与这两位截然不同的司马迁。
我想，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绝对强者，之所以要“苟活”下来，道理恐怕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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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和驴的寓言（1）
“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功藏；敌国破，谋臣亡。”这句从韩信口中说出来的话，版权并不属于他，而是一位高明的谋士蒯通。他早就看出来，当刘邦当上皇帝，坐稳江山，就跟你韩信再也不讲哥儿们义气了。
权力使人腐化，权力也使人疯狂。
中国民间有一句谚语，叫做“卸磨杀驴”，其实是一则很精彩的寓言。凡谚语或寓言，都因其形象生动，典型意义，以及富涵哲理，言简意胲，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过河拆桥”本来是很损的了，现在，小毛驴卖了力气，将粮食磨好以后，还得把命搭上，可见这个小毛驴的主人，没良心到了极点。看来这个宰驴的人，是位政治家，第一狠毒，第二残忍，第三背信弃义，连眼皮也不眨。毛驴服了，扔下两句话，厉害！厉害！任其大卸八块，投到锅里，和以大料茴香，成为卤煮驴肉。
汉代的淮阴侯韩信，对这条驴的感想，深有体会，当他在云梦，可能是现在洞庭湖一带，被汉高祖刘邦抓起来问罪的时候，他没说“卸磨杀驴”，而是说了一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意思相类的话。据考证，驴是汉代才从西域引进的家畜，还未普遍役使，所以，这位受过胯下之辱的将军，只能发出这样的感慨了。
刘邦立国，张良，萧何，韩信，最有功劳，韩信的战功甚至更显赫些，所以，封楚王。他在巡行县邑时，时常带着前护后拥的甲兵。有人向刘邦密告，说他存谋反之心。刘邦一想他不但善战，还有实力，更有地盘，为防激则生变，接受间谍头子陈平的建议，假作天子巡狩，会诸侯，放一个烟幕弹，趁此机会把他擒获。把他缚在囚车里，押回咸阳。韩信没料到刘邦会来这一手，半点旧情不念，于是这个阶下囚扼腕长叹：“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功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句话虽然不如“卸磨杀驴”精练简洁，但可以想象韩信说这话时，一定很气愤，也一定很懊悔。
气愤的是刘邦的手段透得卑劣，其实韩信不了解，封建社会里的开国皇帝，即或不是流氓，也是不反对使用流氓手段，来夺取江山和巩固政权的；懊悔的是当初不该不听蒯通的话，如果自立门户，刘邦也许坐不成江山，说不定现在和他平起平坐。
蒯通就是他说的“果如人言”的那个谋士，是这句话的最早创意者，版权应该属于他，毫无疑问。当楚汉相争未定局时，他曾经跑去向给韩信进言，“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夫势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窃为足下危之。”于是建议韩信“参分天下，鼎足而居”，还引文种、范蠡辅佐越王句践复国后被弃绝的例子，说明“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道理，韩信的牢骚，由此延伸发展而来。
韩信是位了不起的军事家，在用兵上，多多益善。但在政治上，却不是刘邦的对手。别看他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得心应手，在官场上，就常有败棋。他未必不知道自己是举足轻重的一个方面，也未必不想称王成霸，可他对蒯通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以事，吾岂可以以乡利背义乎！”
他曾经批判过项羽的“妇人之仁”，结果他自己却感情用事，成了一个大老娘们，估计他对蒯通说出这番充满知遇之情的话时，眼中说不定还闪着泪花咧。政治家在决策时，要是搀进了私人因素，无有不败的。搀得越多，败得越惨。韩信“载人之患”，“怀人之忧”，“死人以事”，作为一条汉子，绝对够格，作为一个朋友，天下难寻。但他不知道刘邦为了维护他的政权，是一点也不能汉子似的讲义气，也不能朋友似的讲交情。
老实说，从一开始，对他就十分防范，百倍警戒的，从来也没有放心过。要不是韩信南征北讨，立下汗马功劳，刘邦能不能当上皇帝，还是未定之数。但一旦坐稳江山，对不起，就要收拾这些有功劳，但不放心的元勋了，也不惦念往昔为他拉磨的历史了。这也不仅仅刘邦如此，封建社会里很多皇帝，立国以后，都按照卸磨杀驴的原则，无情地对待当年共生死的战友，打江山的伙计，相濡以沫的患难之交，舍命相随的左膀右臂。
磨和驴的寓言（2）
所以，凡称得上是皇帝的股肱，或非股肱却是皇帝眼中认为具有实力的人物，他们的命运大多数是不值得羡慕的。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北海敬王睦薨。这位分封的诸侯王刘睦，就是个比韩信要聪明得多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汉明帝眼中是并不放心的。是处在脆弱险恶的环境之中，所以不得不始终保持清醒，不敢有丝毫令汉明帝生疑的表现。有一年，“尝遗中大夫诣京师朝贺，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将何辞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土，臣敢不以实对！’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孤袭爵以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好，乃为相爱耳。’”《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写到这里，给他一句评语：“其智虑畏慎如此。”于是，总算得了一个善终，没有死于非命。
刘睦所以这样一生“智虑畏慎”，因为他不过是皇弟，按祖宗规矩，“非刘氏不得王”，才得以分封一块土地为北海王，不过是沾了血统的便宜。皇帝要是不喜欢你，随便找个名目，就可以“除国”，让你卷铺盖滚蛋，这是客气的。弄得不好，让你仰药死，你也不得不喝皇帝赐的那杯毒酒。班固在《汉书·景十三王传》后说：“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为什么刘睦偏要部下像班固所说的向皇帝汇报，把自己糟蹋得不成样子呢？很简单，正因为他明白，他有“少好学，光武及上皆爱之”的名声，对汉明帝来说，他不怕你堕落，而怕你有为。统治者最怕的是对他构成威胁的人物，包括潜在的威胁。所以，韩信的倒霉，就在于缺乏刘睦这样的“智虑畏慎”。
韩信觉得身上的征尘，胸前的勋章，赫赫的战功，彪炳的资历，与刘邦起事时的交往，是一份谁也不敢拿他怎么样的本钱。其实错了，他忘了皇帝是“唯辟作威，唯辟作福”，“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可以随便“予取予夺”的天子。你再大的本钱，也没有他可以杀你的本钱厉害。“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闹开情绪），信由此日夜怨望（发开牢骚），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肯定是骂骂咧咧了）。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不光言，还有行了）！’”结果，他因策划陈豨兵变，而从中应合，被吕后镇压，夷三族。刘邦征陈豨归来，“见信死，且喜且怜之。”这个“喜”，证明刘邦早就想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假惺惺做出“怜”的样子，也是猫哭耗子的表演了。
比刘邦还要多一份流氓精神的开国之君，恐怕要数朱元璋了。他在杀戮功臣的记录上，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简直到了病态的程度。最没有道理的屠杀，莫过于杀他的儿女亲家李善长了。
此人是追随他最早的开国元勋，据《明史·李善长传》：他早在朱元璋还没有成气候，说不清是兵是匪是流寇的时候，就同他一齐闹革命。“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他劝朱元璋不能以打家劫舍为目标，而应该目光放远。是他使这位凤阳皇觉寺的小和尚，相信自己也可以有九五之分。“从下滁州，为参谋，预机画，主馈饷，甚见亲信。”那时，朱和李都在郭子兴属下，郭很赏识李善长，要他给自己出谋划策，他婉拒了。始终追随朱元璋不变，表现出难得的忠诚，从此，一直成为朱元璋的智囊亲信。“太祖得巢湖水师，善长力赞渡江。”正因为这一步，朱元璋便有长江以南的大片土地，得以最后打败元帝国。由于他多年参与决策，为朱元璋立国，作出杰出贡献，所以，“太祖为吴王，拜右相国。”说明他是一位绝对称得上股肱之臣的人物，要不然，朱元璋也不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的长子为妻。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对大家宣布：“善长虽然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但跟随我多年，一直担当后勤工作，保证粮草供应，稳定军心，巩固后方，他立下的功绩，和汉代的萧何一样值得名垂千古，所以，一定要进封到大国的爵位！”但是，李善长官至极位，忘了“天下已定，我固当烹”的韩信这句名言。而且追随朱元璋大半辈子，竟不了解这位流氓无赖出身的皇帝，其狡诈多疑，残忍冷酷的本性，他逐渐失去了最起码的“智虑畏慎”之心。一些恣意枉法的行为，也惹得朱元璋不快。到了胡惟庸案起，他对所有的功臣都持怀疑态度。于是，大开杀戒，连同蓝玉一案，杀了好几万无辜臣民，最后杀红了眼，脸一抹，连儿女亲家也不认了。“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遂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善长子祺与主徙江浦，久之卒，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要不是有这点金枝玉叶的庇荫，这一家就是满门抄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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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和驴的寓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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