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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和驴的寓言（3）
显然这是毫无疑义的冤案，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有人敢给朱元璋上书，为他平反。理由很简单：如果李善长自己要谋反，还说得过去。他已经位极人臣，再去策动胡惟庸推翻朝廷，是没有道理的。纵使胡惟庸成功了，能够给予他的一切，会超过陛下对他的宠遇吗？朱元璋是个喜怒无常的皇帝，是个动不动在朝廷上要杀人的君主，像这样责问他的一个虞部郎中，而且结论是冲着他的：“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很奇怪，朱皇帝竟然隐忍不发，显然他也觉得这样卸磨杀驴，未免太过分了吧？
相比之下，唐代的尉迟敬德遇到李世民这样的皇帝，就是一件幸事了。这位武将，当初，因为他是从隋军投降过来的，唐军上下对他极不信任，建议秦王李世民将他杀掉，以除后患。李世民却很有远见，对他深信不疑，并且说，你愿意走，我资助你，你愿意留，我们是朋友，这实在把他感动了。所以，李世民在一次打猎中，恰遇王世充的几万兵马，亏了尉迟敬德枪挑单雄信，才救了陷入重围中的秦王。
如果说，这多少属于报恩的行动，那么，李世民能够登上帝座的最重大的一次行动，也就是玄武门之变，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次宫廷政变，尉迟敬德起了推进器的作用。因为杀弟逼父，对李世民来说，是一次痛苦的抉择，一是考虑实力，二是考虑舆论，三是考虑亲情，故而犹豫不决，下不了决心。这时，尉迟敬德给他做工作：“人情畏死，众人以死奉王，此天授也。若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虽存仁爱之小情，忘社稷之大计，失人臣临难不避之节，乏先贤大义灭亲之事，非所闻也。”然后他说：“勇士八百余人，今悉入宫，控弦被甲，事势已就，王何得辞？”并且还声言，如果你不敢干，我们大家便只有逃命了。
在他的一再说服下，于是李世民动了手，“###，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绊，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也就从此刻起，李世民正式即太子位，开始他的贞观之治。后来在评功时，唐太宗认为“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
可是尉迟敬德这位武人，“好讦直，负其功，每见无忌、玄龄、如晦等短长，必面折廷辩，由是与执政不平。三年，出为襄州都督。”可见他和历代居功自傲的臣下一样，不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的跋扈专横，甚至背久了这样一个功臣包袱，连皇帝也不大买账的。可以想象李世民对他不会太愉快的，所以，把他外放了。“贞观八年，累迁同州剌史，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为争座次，把劝架人的眼睛差点打瞎，也实在太过分了，难怪唐太宗一甩袖子离席而去。
但唐太宗李世民到底要有修养多了，对尉迟敬德的处理，与以前的汉刘邦，与以后的朱元璋不同，他采取冷处理的办法，而是晓喻尉迟敬德，一下子就提到那位淮阴侯韩信：“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祖之愆。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谨饬，无贻后悔也。”
给老兄先敲一次警钟，到时候别怪朕不讲情面！
尉迟敬德不是傻瓜，李世民明确提到了韩信，这教训他不会不汲取。于是，从此以后，这位老兄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笃信仙方，飞炼金石，服食云母粉，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不与外人交通，凡十六年。”这就是说，有如此明智的皇帝，才有如此顺达的臣下。从那以后，他只是讲究享受，追求快乐，注重生活，甚至和社会，和政治，和权力，采取绝对疏离的政策，闭门杜客，自我隔绝。这就合乎那位北海敬王希望皇帝知道他的近况一样，到了“声色是娱，犬马是好，志衰意惰”的地步，李世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所以，他一直平安地活到七十四岁去世，给自己画了一个很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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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和驴的寓言（4）
看来，尉迟敬德要比韩信的下场好，比李善长的结果强，但要不是李世民，而是刘邦或朱元璋，他能享有死后“高宗为之举哀，废朝三日”的荣耀吗？细细分析起来，除了客观情况的不同外，都是九五之尊，文化的有或无，高或低，其文明程度上是存在着相当差异的。也许这就是磨和驴的寓言，在封建社会里还时不时会出现的缘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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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嘴脸（1）
在封建社会中，皇帝要不恕你平身的话，你连头都不敢抬的。你跪在地下，先矮了半截，又低着脑袋，根本看不清楚陛下的嘴脸，是个什么德行。
于是，在官方史家的生花妙笔之下，哪怕是最孬的最高统治者，无一不是天纵聪明，英武神圣、庄严肃穆、至威至尊折“伟光正”形象。其实，中国三百多个皇帝，可以说找不出一个能够得上这个标准。
据说，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长相，不敢恭维。
清代史学家谈迁的《笔乘》，其中有记述明太祖的《疑象》的一则短文，说到这位具有窥私癖的皇帝，经常易服微行于金陵市井间，走街串巷，观世情民习，听言察色，查吏治政情。因为他唯恐被人识穿，遭到暗算，所以，赐给诸王侯的“御容”，也就是他的标准相，都是假的，非他本人写真。吴晗先生所著《朱元璋传》（人民出版社版本），印有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他的图影，其可靠程度，大可怀疑。
他之所以不向外公开其真实面貌，既有为他微行侦伺，方便行事的一面，也有其尊容不雅，难以示人的一面。《明史》里，对他的外观形象的描写，有点莫明其妙。“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奇骨怎么可能贯穿于他的脑顶，着实是外科医生也回答不上的状态。
估计，他对自己这种比较奇怪，比较个别的模样，缺乏自信，于是，相当忌讳，是个绝对碰不得的痛处。明无名氏的《翦胜野闻》一书，记他“尝微行京城中，闻一老媪密指，呼上为老头儿。帝大怒，亟传令召五城兵马司总诸军至，曰：‘张士诚小窃江东，吴氏至今呼为张王。今朕为天子，此邦居民呼朕为老头儿，何也？’即令籍没民家甚众。”
由此可见，这个农民出身，为盗、为僧、为游兵、为义军，而成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对于维护其天子权威，保卫其形象尊严，到了病态的偏执狂程度。明吕毖《明朝小史》的《洪武纪》中，记载了朱皇帝###孟子的一出令人笑掉大牙的闹剧，便是最典型的例子。
“帝览《孟子》，至‘草芥寇仇’之说，大不然之，谓非臣子所宜言，议欲去其配享，诏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书钱唐抗疏入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帝见其诚恳，命太医院疗其箭伤，而孟子之配享，于是得不废。”
这事发生在朱明王朝一统天下以后，江山坐定，再也不是当造反派不管不顾，无法无天之时。他要修理与他相距千年的孟子，有点近似相声《关公战秦琼》，两个不同朝代的人，偏要进行较量，岂不令人喷饭？举国上下，没有一个人不觉得此事之荒唐可笑，可没有一个人敢对此事公开笑出声来。因为这出闹剧的主角是朱皇帝，你如果不想死，你就只有掩住嘴，要笑也只能在心里笑，要乐也只能关起门来偷着乐。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圣人。一位是至圣先师孔子，一位是亚圣孟子。历代统治者，都需要借助于孔孟之道，来统治老百姓，所以对这两位圣人恭敬得不得了，供在文庙里，四时八节派代表奉祀。不定期地还要御驾出动到山东曲阜祭孔，那场面隆重浩大，壮严肃穆，九五之尊的天子陛下，都要朝他们两位磕头，以示崇经尊儒。因此，孔子有“百代素王”之称。去过曲阜的游客，都知道孔庙、孔府的规格，基本上参照北京紫禁城的规模修建的，富丽堂皇，显赫威风，确有王家气派。
但是，农民出身，造反起家，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朱元璋，对文明、文化、文人，有一种抵触情绪。因之他比较另类，不怎么买圣人的账，尤其反感孟子。主要是这位亚圣，不把帝王放在最恭敬的首位。说什么“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公开号召老百姓反抗君王，让他气得两手直是发抖，这还了得，这个从哪里钻出来的孟轲，你要找死啊！
洪武二年，他下令把孟子的牌位，从文庙里撤出来，取消孟夫子的配享资格。满朝文武都慌了手脚，大家都是孔孟之徒，不执行命令不行，执行命令又感到极其纰谬。于是，一位刑部尚书，准备好了棺材，誓与亚圣共存亡，但也没能制止住这位皇帝。幸亏，钦天监的星象专家出来说话了。他说，荧行于惑，是天要发怒的先兆，陛下是不是有些什么政策举措，让上天感到不安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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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嘴脸（2）
朱元璋楞住了，迟疑了。第一，他终究是个农民，而且是小农经济社会下靠天吃饭的赤贫农民，由于靠天吃饭，在基因中就种下了对天的敬畏之心，别人是不敢对他怎么样的，但老天爷要对他怎么样，他还是不能不在乎的。第二，他虽然贵为天子，唯辟作威，唯辟作福，谁也奈何他不得，可是，他再伟大，他再英明，他的命是掌握在老天手里的，阎王要你五更死，决不留你到天明。所以，这位本质上的农民，让步了，撤消圣旨，总算让孟夫子在祭祀时，可以有一盘冷猪头享用。这出农民皇帝撤孟配享的闹剧，在清人全祖望的《鲒琦亭集》中，也有所记载，是当笑话说的。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下令当场拷打臣属，叫做“廷杖”，打死，打伤，打得终身残废者，以朱明王朝最厉害；屡兴大案，株连人数之多，地域之广，造成“村墟断炊烟，陇上无行人”的疯狂，也以朱明王朝最凶残；刑罚之残暴严酷，灭绝人性，例如“剥皮揎草”，例如“腰斩”，也以朱明王朝最为骇人听闻；而宦官之多，特务之众，也以朱明王朝创最高纪录。
因此，有人说，朱元璋坐江山后杀掉的人，比他打江山时杀掉的人还要多，史书上通常缺乏精确统计，此说姑且存疑，但这位历史上数得着的暴君，连自己的儿女亲家，从他最初起义时就是亲密战友的李善长，都格杀不论，做他的臣民可想而知是如何的命悬一丝了。那时，大臣早朝，临行前，全家人都出来与之挥泪送别，因为不知道晚间下了班，他回得了家，还是回不了家。
战国时的孟轲，怎么会把明朝的朱元璋得罪了，在当时没有人敢试探一个究竟的。哪敢啊，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到了洪武二十二年，距离撤享的二十年以后，满朝上下，早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没料到，小人之记仇，真到了“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地步，他对亚圣的憎恨情结，不知怎么搞的，又一次地神经质起来。这回好，朱元璋下令，索性取缔《孟子》这本书，人们终于明白，孟夫子是因为什么招他的恨了。
在封建社会，科举年代，《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学塾的基础教科书，称之《四书》。这位皇帝发话，另出一本《孟子节文》代替原来的《孟子》。在这本新版《孟子节文》里，把他反感的，抵触的有碍词句，统统删节掉了。他对主持这项出版重任的编纂者，恶狠狠地咆哮：“如果这老小子活到今天，落在我的手里，不要了他的命才怪！”
中国历代帝王，来自草根阶层者多，或一介武夫，唯知行伍，或草莽英雄，胸无点墨。或刑徒黥囚，目不识丁，或边野牧竖，蒙昧未化，这些在精神领域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者，一朝得意，难免会有仇恨知识的反常心态，嫉恶知识分子的逆反情绪。但终究是要在文化上不得不补课，在文明上不得不追赶的，否则他的统治也维持不下去。汉高祖刘邦当皇帝后，还得意洋洋地拿起儒生的帽子作尿壶，可后来，还不是强迫和他一块打天下的伙计，按照叔孙通的教导，在那儿学习礼仪了嘛？这位亭长衣锦还乡回到下邳时，不也咧开大嘴，吼出“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烂诗，作前卫诗人状嘛？
只有朱元璋，坚持小农心态到底，一直跟孟夫子过不去。这本《孟子节文》，甚至到他的儿孙接班当皇帝后，也不怎么提倡了。后来，也就任其自消自灭，湮没无闻，后来，大家甚至都忘了曾经发生过的这场闹剧。现在，据说在国家图书馆里，还收藏有这本书，那自然是珍本孤本，一般读者是很难一饱眼福的了。也许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任何倒行逆施，挡不住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最终只是成为笑柄，留给后人作谈资而已。
但是，从朱元璋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如“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以及“草芥寇仇”这些话，就了解他为什么要跟孟夫子结下深仇大限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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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嘴脸（3）
在中国古代先贤中，孟子也许是最具有民本思想的哲学家了。他反对一切残民以逞的暴君，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理论，因此，他认为，好多最高统治者，根本不是人君，弑君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但杀这些独夫民贼，是不必觉得有什么不妥的。
朱元璋也很不喜欢孟子这句“望之不似人君”，对君主进行分类的说法。
此话的原文为：“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
翻成白话文，要费点口舌：“孟子见到梁襄王，出来以后，告诉人家说，‘远远望上去不像一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了看，也没有什么使人敬畏的地方。突然间，他向我提了个问题：先生，你说天下怎么才能安定呢？我就对他说，大王，我认为天下的安定，在于统一。’”
“不似人君”，这是个相当负面的评价。若是加在哪位皇帝身上；或者加在那位虽不是皇帝，但握有权力的统治者身上；或者加在那位既不是皇帝，也不是统治者，但坐在一个相当重要位置上的什么人物身上，就等于说此人不是那材料，不是那东西，比成语“尸位素餐”还差劲。至少那个空占职位而不尽职守的家伙，还有一个样子在，而梁襄王，大概是一个站无站相，坐无坐态的上不了台盘的二赖子。
中国历史上，先后出过三百多个的皇帝，其中，“不似人君”者，颇不少。这大概是中国在汉唐时曾经是世界上的领先国家，后来到了明清，不领先反而成为落后国家的重要原因。
孟子干吗一出魏国都门就大讲主人的坏话呢？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他早些年，曾找过梁襄王的爹，也就是旧时启蒙读物《孟子》，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的那位。当时，孟子很以为自己的学问，能得到一份精神教父的工作，结果碰壁而归。
老子死了，儿子接班，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