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大将军授意嵇康的好友山巨源，动员这位著名作家，出来做官，纳入自己的体系。但嵇康，断然拒绝了。
司马昭的这种拉拢手法，同样也施之于阮籍。阮籍当然与嵇康一样，也是要拒绝的。不过，他拒绝的办法，不是像嵇康那样公开表示不尿，而是一个月醉了二十九天，剩下的一天还总是睡不醒。《世说新语》载：“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座，箕踞啸歌，酣放自若。”司马昭对他哭笑不得，跟醉鬼计较，岂不要被人笑话？
嵇康不会喝酒，也不愿这样耍奸脱滑，非要让人家尝他的闭门羹。按说，不想干，就算了，或者，婉谢一下，也就拉倒。他不但不稀罕司马昭给的官，还写了一封绝交书，寄给山巨源，公开亮出观点。显示出他的不阿附于世俗，不屈从于金钱，不依赖于强势，不取媚于权力的坚贞刚直，冰清玉洁的品格。这样，他不仅把老朋友山涛得罪了，也把期望他投其麾下的大将军司马昭，也得罪了。
这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在《古文观止》里可以读到。他把绝交书公开出来，等于发布他的战斗宣言。嵇康告诉世人，我为什么不当司马昭的官，就因为当他这个官，我不快活。这篇书信，写得淋漓尽致，精彩万分。读起来无比过瘾，无比痛快。尽管我们未必能做到嵇康那样决绝，那样勇敢，但不妨碍我们对其人格的光明磊落，坦荡自然，表示衷心钦佩。
鲁迅一生除写作外，研究过许多中国文人及其作品，多有著述。但下功夫最多，化时间最长，来剔微钩沉者，就是他刚到北平###当佥事，住在绍兴会馆，亲自辑校的《嵇康集》，这大要就文化巨人在心灵上的呼应了。
他说：“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很激昂慷慨，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所以，含胡其词，语焉不详，王顾左右而言它，最好了，后来的聪明人，都这样写文章的。而针砭王纲，议论朝政，直书史实，布露民瘼，就是那些不聪明的文人，最犯统治者忌的地方。
而嵇中散的死，最根本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是他文章中那种不以传统为然的叛逆精神。任何一个帝王，最不能容忍的，除了推翻他的宝座，莫过于否定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纲常伦理了。司马昭虽然还未篡魏为晋，还未当上帝王，但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江山早就姓司马了。他自然不能容忍这个中散大夫，挑战他的权威。
嵇康在给山巨源的信中，提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口号，司马昭一看，这还得了，不是动摇国之根本嘛，当时是要把他干掉的。第一，山涛保护了嵇康，说，书生之见，一家之言，大将军何必介意？第二，司马昭也不愿太早露出狰狞面目，没有马上下刀子，按下不表，但不等于他从此拉倒，只是看时机，等借口罢了。
鲁迅分析：“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的，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这是鲁迅先生的笔误，应是司马昭，但真正坐上帝位的，却是白痴司马炎）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在司马昭的眼中，凡与曹魏王朝有联系的人，都是他不能掉以轻心的敌对势力。何况嵇康的太太，还是曹操的曾孙女长乐亭主呢！这门婚姻的结合，使一个贫家出身的文人，娶了一位公主，已无可知悉细情。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金枝玉叶，看中嵇康并嫁给他，还使他得到一个中散大夫的闲差，很大程度上，由于嵇康是当时大家公认的美男子。
嵇康和阮籍（3）
古代作家有许多风流倜傥的人物，现在，作家能称得上美男子者，几乎没有，而歪瓜裂枣，獐头鼠目者，倒不乏人，真是令后来人愧对先辈。史称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按近代出土的魏晋时的骨尺，1尺约合23…24厘米计算，嵇康该是一米八几的高个子。史称他“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雕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长乐亭主能不为之倾心么？何况那是一个持性解放观念的社会，她的曾祖父曹操，在平袁绍的官渡大战中，还不忘找个三陪女呢！
另外，魏晋时期的嵇康，颇具现代人的健康观念，好运动，喜锻练，常健身，他擅长的项目，曰“锻”，也就是打铁。“性绝巧而好锻，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激水环之，每夏月居其中以锻。”这个经常抡铁锤的诗人，肯定肌肉发达，体魄健全，比之当今那些贴胸毛、娘娘腔，未老先衰，迎风掉泪的各式作家，要男人气得多。“弹琴咏诗，自足于怀，”“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像这样一位真有学问的文人，不是时下那些糠心大萝卜式作家，动不动弄出来学问浅薄的笑话来，令人丧气。加之保持身体健美，一位运动健将式的未婚夫，打着灯笼难寻，自然是一抓住就不会撒手的了。长乐亭主以千金之躯，下嫁这位健美先生，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嵇康讨这个老婆，倒有可能与他跟掌权者的对立情绪有关，是一次很政治化的选择，也说不定的。试想，他的朋友阮籍为摆脱司马氏与之结亲的要求，干脆大醉两月不醒，让对方找不到机会开口。而他却与司马氏的政敌通婚，显然是有意的挑战。他难道会不记取曹魏家另一位女婿，同是美男子的何晏，娶了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最后不也是被司马懿杀掉的教训嘛！嵇康就是嵇康，他却偏要这样行事，这正是他的性格悲剧了。
虽然，他写过文章，他很明白，他应该超脱。“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谅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自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实际上，他说得到，却办不到，至少并未完全实行这个正确主张。
他也找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病根所在，因为他有两点连自己都认为是“甚不可”的“毛病”，一是：“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闲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是他给山巨源的绝交信中说的，说明他对自己的性格了如指掌，
但由于他对世俗社会，官僚体制，庸俗作风，无聊风气的不习惯，对司马氏统治的不认同，对他们所搞的这一套控制手段的不开心，他就更为顽固地坚持己见，知道是毛病，也不想改掉了。如果说前面的“甚不可”，是他致祸的原因，后面的“甚不可”，就是他惹祸的根苗了。
阮籍，就比嵇康聪明一些，虽然他对于司马昭，跟嵇康一样，不感兴趣，但他懂得如何保全自己的首级，不往大将军的刀口上碰。一是捏住酒葫芦，不撒手，二是写文章时，竭力隐而不显，犹如当代新潮评论家那些佶屈聱牙的高论，说了半天，连他自己也不知梦呓了些什么一样，尽量不让司马昭抓住他的把柄。三是偶尔地随和一下，不必那么寸步不让，针锋相对。
《世说新语》载：“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教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而且，不得已时，阮步兵也会给大将军写一篇祝寿文，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 应付差使的；
嵇康和阮籍（4）
到了实在勉为其难，不愿太被御用，而推托不了时，索性佯狂一阵，喝得烂醉，躺在当炉的老板娘旁边，作出拍A 片样子的亲密状；甚至像亚当夏娃似的，把衣服脱得精光，像一个大字躺在屋当中，人家笑话他荒唐，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房舍，以屋宇为衣服，你干嘛钻进我的裤衩里来呢！这样一来，司马昭也就只好没脾气。
但嵇康做不到，这是他那悲剧性格所决定的。史称嵇康“直性狭中，多所不堪”，是个“不可强”、“不可化”的人物，这就是俗话说的：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了，一个梗惯了脖子的人，要他时不时地低下头来，那是很痛苦的事情。
他想学，学不来，只好认输：“吾不如嗣宗之资，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结果，他希望“无措乎是非”，但“是非”却找上门来，非把他搅进“是非”中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凡古今文人，如果他是个真文人，便有真性情，有真性情，便不大可能八面玲珑，四处讨好，也就自然不善于保护自己。
现在只有看着嵇康，一步步走向生命途程的终点。最痛苦的悲剧，就在于知道其为悲剧，还要悲剧下去，能不为悲剧的主人公一恸乎！
嵇康虽然被司马昭引以为患，但忙于篡夺曹魏政权的大将军，不可能全神关注这位皇室驸马，在他全盘的政治角斗中，嵇康终究是个小角色。如果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周围，君子多，小人少，尤其小人加文人者少，那么知识分子的日子可能要好过些。但小人多，君子少，加之文人中的小人，有机会靠近统治者，那就有人要遭殃了。假如此人特别想吃蘸血馒头的话，首选对象，必是作家同行无疑。
不幸的是，司马昭极其信任的高级谋士钟会，不是一个好东西，跳出来要算计嵇康，对司马昭来说，是件正中下怀的事情。现在，已经无法了解，究竟是钟会心领神会大将军的旨意，故意制造事端；还是由于嵇康根本不甩他，衔恨在心，予以报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不怕贼偷，就怕贼算，从他后来与邓艾一块儿征蜀，整死邓艾接着又背叛作乱，是个货真价实的小人，当无疑问。
碰上了这样的无赖同行，对嵇康来说，等于敲了丧钟。
钟会年纪与嵇康相仿，只差一岁，算是同龄人。不过，一是高干子弟，一乃平民作家，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但钟会也玩玩文学，以为消遣，这是有点权势的官员，或有点金钱的老板，最易患的一种流行病。这种病的名称，就叫“附庸风雅”。或题两笔孬字，或写两篇歪诗，或倩人代庖著书立说，或枪手拟作空挂虚名，直到今天还是屡见不鲜的。
钟会虽是洛阳贵公子之一，其父钟繇位至三公，其兄钟毓官至将军，但贵族门第，并不能使其在文学上，与贫民出身的嵇康，处于同一等量级上。因此，他有些嫉妒，这是文人整文人的原始动力。假如，钟会写出来的作品差强人意，也许眼红得不那么厉害；但是，他写得不怎么样，又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怎么样，心头的妒火便会熊熊燃烧。
于是，就有了《世说新语》所载的两次交锋，第一次较量：“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如果，嵇康赶紧追出门来，拉住钟会的手，老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写序？写评论？开研讨会我去捧场？那么，自我感觉甚好的钟会，得到这样的首肯，也是就天下太平了。嵇康显然不会这样做的，一个如此圆通的人，也就不是嵇康了。肯定，他拾起钟会的《四本论》，扔在打铁的红炉里，付之一炬。
第二次较量：钟会约了文坛上的一干朋友，又来登门趋访。嵇康却是有意惹他了，这可是犯下了致命错误。现在，已弄不清楚嵇康之排斥钟会，是讨厌他这个人呢？还是对他政治上背魏附晋的唾弃？还是对他上一次行径的反感？当这些“贤俊之士”到达嵇康府上，“康方于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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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和阮籍（5）
这当然是很尴尬的场面，但钟会可不是一个脓包，而非脓包的小人，往往更为可怕。临走时，他撂下来的这两句话，可谓掷地有声，然后，拂袖而去。不知道嵇先生送客以后如何态度，依我度测，中散大夫对这威胁性的答话，恐怕笑不大起来。也许爽然若失，把铁锤扔在一旁，觉得没劲吧？那位拉风箱的向秀，肯定也怔怔发呆了，如此低水平地，没风度地羞辱对手，又能顶个屁用？
唉！这就是文人意气，不谙世事的悲哀了，只图出一口恶气而后快，却不懂得“打蛇不死反遭咬”的道理，如果对一个一下子整不死的小人，绝对不能够轻易动手的。何况这种脱口秀式的挑衅，只不过激怒对方而已。“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后果，便是钟会跑去向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没有说出口的一个字，便是“杀”了。
凡告密出首某某，打小报告检举某某，而听者正好也要收拾某某，那这个可怜虫就必倒大霉不可。等到嵇康的朋友吕安，“以事系狱，辞相证引”，把他牵连进去，钟会就公开跳出来大张挞伐了。“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他的结论，透露出小人的蛇蝎之心：“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其实，也正是司马昭的想法，不过利用钟会的嘴罢了。“于是录康闭狱”。
现在看起来，嵇康第一个要不得，是曹党嫡系，在政治上站错了队，第二个要不得，是个公开与司马政权唱反调的不合作的文人，第三个要不得，或许是最关键的，这位中散大夫得罪了小人。
一部文字狱史，通常都是小人发难，然后皇帝才举起屠刀的。但对于惑乱其间，罗织罪名，告密揭发，出卖灵魂的小人，常常略而不提，所以，这类惯用同行的鲜血，染红自己顶子的文人，才会络绎不断地繁殖孳生吧！
接着，便是嵇康最后的绝命镜头了：
一，“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
二，“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悉解喻，一时散遣。康竟与安同诛。”（《世说新语》注引王隐《晋书》）
三，“康临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晋书》）
四，“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世说新语注引《文士传》）
读到以上的四则记载，不禁愕然古人比之后人，有多得多的慷慨，胆识，豪气和壮烈，竟有好几千罢课的太学生，居然跟随着囚车向法场行进，而且打出标语口号，反对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