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与谢脁，为什么殊途同归，走上同一条路呢？
第一，刘宋诸王子，萧齐诸王子，都是斯文风流的皇室贵宙，而大谢和小谢，都是真正的诗人，领袖文坛，誉满江左。一方面，这两位大腕，殷勤巴结权力阶层，，求得进身之阶；一方面，这班王孙们，儒雅自命，与知识分子结交，也可体现斯文风度，士人品味，这既是互相需要，也是互相利用，因此，一拍即合，相见恨晚。
第二，两谢都是真正的贵族，有很高的利用价值。而那班王子们，当下身世显赫，可上一代的卑微出身，也希望与这样顶尖的贵族后裔交游，改变门风。南北朝时期的门阀观念甚重，高门寒族，泾渭分明，等级森严，不通音问。依魏晋九品中正制，不同等级的人，是不可以同坐在一张凳子上。这也是王子王孙们乐意与大谢小谢结交来往的原因。
以谢脁为例，其父在前朝，娶了宋文帝的长城公主，他自己娶了本朝开国元勋王敬则的千金，其子也差点成为下一朝梁武帝萧衍的女婿。北朝那边也不例外，那些放牛的，牧马的，一朝坐稳江山，都来不及地要跟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联姻，希望通过生殖器官的努力，获得贵族身份的认证。
庐陵王刘义真与“江左第一”的山水诗人，“情好款密”（《资治通鉴》），与贵族子弟 “周旋异常，昵狎过甚”（《南史》），也有借谢灵运为之自炫的因素，和弥补家世出身低下的心理弱势。而谢灵运，更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把宝就押在这位年青王子身上，成为这位候补帝王在享乐，消费，优游，贵尊生活的精神教父。因此如鱼得水般快乐的他，许下了愿，一旦登基，答应诗人必是他的宰相。
但是，那些政权中的实力派，强硬派，早就密奏执政当局，于是，一道敕令，谢灵运灰头土脸地离开都城，到永嘉上任，当一方刺史去了，这是永初三年（422）夏天的事。六十年后，永明十一年（483）秋天，谢脁因与随王萧子隆关系莫逆，为长史王秀之所嫉，找碴将他由荆州遣返京都，竟是一点也不走样地重蹈其叔覆辙。马克思说过，历史总是不厌其烦的重复，如果，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则是喜剧，但实际上，连上帝也嫉妒特别有才华的人，更何况这世界上有着数不胜数的小人之辈，结局便注定是不幸的。
谢脁比谢灵运更受王室抬爱，先是豫章王萧嶷的参军，后在随王萧子隆的东中郎府为吏，还与竟陵王萧子良谈诗论文，过从甚密，是号称“竟陵八友” 的文学沙龙中的特约佳宾。沈约评价他：“二百年内无此诗也”，可以想见他被这些王子们的倚重程度；甚至，萧子隆带着他一齐赴任，该是何等宠信。“子隆在荆州，好辞赋，脁尤被赏，不舍日夜”（《南史》），邀他为自己的秘书长，参与政府事务。那位长史王秀之，一个绝对的嫉贤妒能之人，怎能容得下谢玄晖呢？
小人的舌头，永远是有才华的人，头顶上悬着的那把克利达摩斯之剑。进谗言，说坏话，造舆论，放空气，是投入最少，产出最多的害人手段。谢脁还算聪明，比谢灵运要强出许多，了解自己再待下去，必讨更大的没趣。他很识相，离开荆州。写了一首《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的告别诗，以表心情。最后四句，“常恐鹰隼击，时菊委严霜，寄言罻罗者，寥廓已高翔。”其中鹰隼、严霜、罻罗者，就是对小人谗害贤良的形象化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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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谢和小谢（5）
这说明小谢比大谢，清醒，有头脑，从这首归途中写的感遇诗看，虽然他也世俗，也功名心重，但明白处境的险恶。谢灵运则不然，没有杀头之前，他尽管不得意，不开心，但想不到别人在算计他。所以，他从不收敛，继续保持着他的狂。甚至刘义真在宫庭政变中死于非命，也未使他警醒。谢灵运满肚子不快，到永嘉去当太守，上任后吊而浪当，游山玩水，对谁也不买账。最后，被免职，被发配，在广州，被小人诬告兵变，诏下，弃市。
谢脁与之相反，能够逃脱罻罗者所结的小人之网，额手称庆。齐明帝建武二年（495），被派到宣城任太守，他高高兴兴地赴任去了。对一个山水诗人来讲，还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么？这年他32岁，来到美不胜收的风光佳境，又是意气风发的锦绣年华。那得到解脱的形体，那摆脱羁绊的心灵，有如鸟飞森林，鱼游大海的自由舒展。
但是，小人如蛆，这是旧时中国文人永远的噩梦，无论你走到哪里，危机总是像阴影笼罩着你。而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待价而沽的求售心态，鱼跃龙门的腾达理想，不甘寂寞的躁动情绪，不肯安生的难耐冷落，诗人有一点不安于位了。
谢脁从宣城太守转往徐州任行事，离政治漩涡较远，安全系数也就较高，内心应当是窃喜的。但是，他也不能不看出来，离权力中心较远，功利系数自然也就较低，因此，他多少感到失落。中国旧时文人，最后从命运途程中的悬崖摔下去，都是从这最初的一点点不平衡开始的。
永泰元年（498），南齐政坛发生了一些变化，尾大不掉的王敬则，开国元勋，谢脁的泰山大人，使得最高统治者不放心了。尤其，“明帝疾，屡经危殆，以张瓌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佐，密防王敬则，内外传言当有异处分。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只是欲平我耳！’诸子怖惧，第五子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帲б郧楦嫘熘菪惺滦幻x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南齐书》）
谢脁在密室中会见了小舅子派来的特使，心惊肉跳，差点休克过去。诗人的脑子转得快，马上盘算，第一，他个人写诗可以，并不具备造反的胆量，不可为。第二，老头子造反，纯系意气用事，不可信。第三，保持沉默，没有态度，既得罪老头子和小舅子，也瞒不住当局，是不可以的。
将岳父推上断头台，谢脁有其一贯胆小怯懦，畏罪惧祸的成份，但也不可否认，诗人存有相当程度的投机侥幸，冀获重赏的心理。他从荆州脱身出来，那时他手里没有什么本钱，现在，押着五花大绑的徐帲В赘澳暇┐笠迕鹎祝蹙丛虺雎簦强墒且淮蟊收巫时尽�
文人，染指权力的欲望，不亚于别行别业。我就亲眼目睹，一些同行们为免去的衔头而失魂落魄，有如宝玉丢玉；为获得的职务而欣喜若狂，有如范进中举。求权之热烈，甚于作文之认真者，大有人在。虽然一个个嘴上挂着清高，脸上挂着不屑，但是进了名利场，君不见一个个，排排坐，吃果果，那开胃通气，消食化痰的快活，权力的诱惑，大概任何人都不能例外的。
尽管谢脁的诗写得非常之棒，但他的出首行径却是卑鄙透顶，不但为当时人所不齿，后来人也觉得这位诗人，为文和为人，背道而驰到如此程度，不可理解。据《南史》载：“初，脁告王敬则反，敬则女为脁妻，常怀刀欲报脁，脁不敢相见。及当拜吏郎，谦挹尤甚。尚书郎范缜嘲之曰：‘卿人才无惭小选，但恨不可刑于寡妻。’脁有愧色。”
《资治通鉴》载：“上赏谢脁之功，迁尚书吏部郎，脁上表三让，上不许。”揭发岳丈，卖父求荣，捞一个官做，人皆以为耻，他良心也不得安生。所以，他也承认：“我虽不杀王公，王公因我而死”（《南史》），
毛泽东曾经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成语，来形容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谢脁肯定算过细账，将这位狗屠出身的岳丈出卖，没准荣华富贵也就随之而来。所以，他老婆要杀他，不仅仅为报父仇，而是觉得这种人不值得活在世界上吧？连诗人自己也不得不说：“天道其不可昧乎？” 也知道快走到他人生的尽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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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谢和小谢（6）
但是，没等王敬则女儿动手，谢脁的又一次卷进宫廷政变之中，故伎重演，又因为“告密”，到底把自己的脑袋，乖乖地送到刽子手的刀下。所以说，上帝不但能在有才华的人周围，还能在这个人的灵魂深处，安排下你的敌人，掘好坟墓，等着你往里跳。
《资治通鉴》对此事的始末由来，交待得比较明晰：“东昏帝失德浸彰，江祏议废帝，立江夏王萧宝玄，刘暄尝为宝玄行事，忌宝玄，不同祏议，更欲立建安王萧宝寅，祏密谋于始安王萧遥光，遥光自以年长，欲自取，以微旨动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难保，劝祏立遥光。”
“祏、祀密谓吏部郎谢脁曰：‘江夏年少，脱不堪负荷，岂可复行废立。始安年长，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贵，政是求安国家耳。’遥光又遣所亲丹阳丞南阳刘沨密致意于脁，欲引以为党，脁不答。顷之，遥光以脁兼知卫尉事，脁惧，即以祏谋告太子右卫军左兴盛，兴盛不敢发。脁又说刘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则刘沨、刘晏居卿今地，但以卿为反覆人耳。’暄阳惊，驰告遥光及祏，脁常轻祏，祏固请除之。遥光乃收脁付廷尉，脁遂死狱中。”
胡三省评注《资治通鉴》，至此，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谢脁以告王敬则超擢而死遥光之手，行险以侥幸，一之为甚，其可再乎！”一个为自己着想得太多的人，一个以为别人都是傻子而只有他聪明绝顶的人，那上帝可就省事了，用不着别人打倒，自己就能把自己搞死的。
当文人遭遇皇帝，一般来说，幸者绝少，不幸者绝多。但如大谢和小谢这样，不是遭遇，而是招惹，那就绝对不会有好果子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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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忘形（1）
得意与忘形之间，确实存在着一道最好不要逾越的界限。得意可以，但绝不要忘形。因为一旦忘乎所以，而又不知节制，失态丢人事小，遭忌惹祸事大，说不定还要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公元四世纪末，拓跋氏少数民族的北魏政权在北方踞起。
鲜卑族的拓跋氏这一支，好战尚武，以骑掠剽劫为生，旷居漠北，封闭阻隔，愚昧落后，拒绝开化。因此，其野蛮程度也甚于其他边外民族。他们对于汉文化，采取绝对的排斥态度，并且顽固地坚持旧习俗不变，甚至到了很晚的时期，才禁止同姓通婚。所以，越远离文明的人，也越害怕文明，有机会摧毁文明时，也就越是残忍。必然要把体现文明精神的一切，视作烧杀抢掠破坏毁灭的对象。
北魏政权，只是到了统治巩固的孝文帝时期，才实施中原化，和汉族化的政策，向往文明。他命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不允许穿自己民族的服装，“昨望见妇女犹服夹领小袖，卿等何为不遵前旨？”而且“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放，清河崔宗伯，荥阳郑义，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陕西李冲以才识见任，当朝贵重，所结姻亲，莫非清望，帝亦以其女为夫人。”（以上均见《资治通鉴》）直到这个时候，拓跋氏政权才完全摆脱了早先的落后愚昧状态。
实际上，野蛮的民族习性，甚至到了很晚的后来，也不能根除。从《北史·韩风传》里，可以看到一位权要对汉人的仇视心理：“恒带刀行马，未曾安行，瞪目张拳，有啖人之势。每咤曰：‘恨不得杀汉狗饲马。’又曰：‘刀止可刈贼汉头，不可刈草。’……朝士咨事，莫敢仰视，动致呵叱，辄詈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由此想见早期侵入中原，是如何的暴虐残杀，野蛮成性的了。
历史上不时出现的文明倒退，就是这样产生的。欧洲十字军的东征铁蹄，将埃及，拜占庭文明消灭殆尽；汪达尔人从西西里杀来，辉煌的罗马文明便毁于一旦。同样，中国的每一次劫难，也都发生在外来的低文明的少数民族政权，和无文化的农民革命政权，进行野蛮和半野蛮的统治时期。回顾文革十年，以破四旧为名，进行打砸抢者，其中一大半是痞子运动的先锋，以及无知的红卫兵；那些提倡读书无用论者，赞成知识越多越反动论者，以折磨知识分子为乐者，都是些文化低下的造反派，这与土地革命时期，“痞子”们要到小姐少奶奶牙床滚一滚的行为，异曲同工。撇开特定的政治条件，与拓跋氏肆虐文明，摧残文化的野蛮心理分不开的。
像在此以前的羯族石勒，氐族苻坚，由于长期统领部落，居游在汉民族的边境内外，虽然不断骚扰中原，但由此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和感化，也就相对的多些。于是，产生出对于高级文化的亲和性和企慕性，所以，他们更追求民族的文明进步，甚至禁止穿胡服，用胡语，努力融入中华文化。拓跋氏则不同，胡服骑射，游掠虏获，许多陋习，迄无变化，于是，必然形成抱残守缺，恐惧文明的敌对心理。
民族如此，具体到一个人，甚至一位作家，也是如此。
在一些作家的头脑里，由于对接踵而来的现代文明，时代进展，新鲜事物，生活变化，简直来不及适应，便产生所谓的“拒绝投降”的怨尤情绪。有的作家发出思古之幽情，留恋昨天那其实一点也不愉快的贫穷生活，好象几尺布票，几斤粮票，几两油票，倒是天堂一般的生活。好象春节到了，才供应一只鸡，一把炒花生，倒是最公平的黄金时代。于是，像古人怀念葛天氏之民的原始岁月，将满目疮痍的昨天，涂上乌托邦的理想色彩，以阿Q式的精神来对抗现实。这和远古时期的拓跋氏，把同姓通婚，翁媳同庐，奴役制度，虏掠人口，视作正常现象甚至还引以为荣一样，是一种鸵鸟式把头埋在沙漠里，缺乏最起码的面对现实的勇气。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因为变革而打乱了陈规陋习的旧秩序，使他失去了往日的被恩渥的殊荣，长期养尊处优的结果，再找不到与新生代在同一起跑线上冲剌的力量。才对新时代带来的文明变化，产生像对待洪水猛兽似的畏忌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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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与忘形（2）
因此，野蛮落后而又顽固保守的拓跋氏，凭藉武力，统治中原，必定忌恨文明。作为战胜者，就要进行残酷的报复。文化上的差异，也形成可怕的压迫。弱的劣势文化，便要凌驾于强的优势文化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时常空白的由来。拓跋氏以人数不多，文化低下的游牧民族，统治人多地广文化较高的汉族地区，不得不使用汉族的官吏，士族，和文化人，但又十分忌畏这些文化教养高于他们的被统治者。于是，猜疑忌畏，动辄问罪，大张挞伐，殃及无辜，便成为文化低下的主子们的发泄肆虐的手段。
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劣强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一部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嫉恨不已。好一点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一点的，就是敌对仇视，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