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等到李治当真要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就不是随便睡一睡就拉倒的性放纵，可以不当一回事地马虎过去。既然要堂而皇之地册封，就不能不考虑这个女人的来路不正，妾身不明，就不能不考虑整个社会的纲常伦理，礼教规范。舆论导向怎么办啊？宣传提纲怎么写啊？着实使当朝待诏的御用文人们，伤透了脑筋。
我一直相信册立武后的这份诏书，为上官仪手笔。因为，在高宗的心目中，要解决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棘手难题，非上官莫属。第一，他的官位摆在那里；第二，他的文名摆在那里；第三，或许不无重要的一点，他的人品摆在那里。
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全唐诗》称其长于五言，“绮错婉媚”，承袭梁陈余绪，沿续江左风格，形成风靡一时的“上官体”，人多效之。他的诗，形式上的华丽浮艳，是足够的，内容上的沉重切实，就欠缺了。作为御用文学，讲究的就是这一套，只要好看，不怕浮浅，只要好听，不怕肉麻，只要主子满意，哪怕狂拍马屁。做到这三点，他也就算得上是克尽厥职了。
因此，太宗、高宗两朝，上官仪一直为御用文人的首席写手，成就最大，声望最隆。“太宗每属文，遣仪视稿，私宴未尝不预。高宗即位，为秘书少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全唐诗》）
在朝廷里，在宫阙中，在帝王左右，才叫御用文人。同为御用，也是流品不一，爵禄不同，高下区别，亲疏差异的。这其中：一等的，出理论，出思想，称为国士；二等的，出主意，出韬略，称为谋士；三等的，出笔杆，出文章，称为学士。上官仪介乎二等三等之间，与李白、王维纯粹哄皇上开心，完全为帮闲的文人，稍有不同，层次稍高一畴。
在中国文学史上，真正在朝，直接被御用的文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连紫禁城的大门都进不去，更甭说想出现在帝王的视觉范围之中了。这些乱拍马屁，乱捧臭脚，乱表忠心，乱唱赞歌，乱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者，只是一心想被御用罢了。为什么在中国，会有这么多的文人，自觉排队，自动靠近，自作多情，自我献媚，冀求挤进御用行列之中呢？
道理很简单，凡在朝，有官可当，有车可坐，有赏可得，有福可享，什么都有；凡在野，无职无权，无车无房，无钱无势，无门无路，什么都无。所以，逼得他们不得不拼命巴结，拼命表现，拼命炒作，拼命兜售自己，拼命攀附要员，拼命贴紧官方，心痒难禁，做青云直上之梦，眼红不已，作一步登天之想。
说白了，就是幻想着皇帝打来电话，小车开到门外，一张大红请柬，恭请阁下进宫。金殿赐坐，引为上宾，成为经筵的侍讲，成为御用的笔杆；金榜留名，宠幸有加，成为穿黄马褂的作家，成为戴纱帽翅的诗人。从此，引导潮流，所向披靡，主宰文坛，领袖群伦；从此，荧屏露脸，媒体曝光，记者包围，网络追踪；从此，大众情人，风流倜傥，美女如云，追捧对象；从此，官方色彩，身价腾贵，帝王知己，无比荣光。
这就是可爱又可恨，可怜又可嫌的中国文人，埋藏在心底里一个永远的梦！
民国初年，在北京的胡适之先生，就有过这样一次意想不到的梦境实现。一天，他当真接到爱新觉罗·溥仪的一通电话，
“你是胡博士吗？”
“Yes！”
“你知道我是谁吗？”
“I don’t know！”
等到终于弄清楚电话对面是逊帝时，胡适也按捺不住亢奋之情。
武则天与“北门学士”（3）
无论如何，他曾是满清王朝拖过辫子的臣民呀！虽然那是一位末代皇帝，约他进紫禁城一晤，岂有敬谢不敏之说。他不但去了，事后还相当张扬了一番。这也是人之常情，终究不是北新桥的骆驼祥子，或者三河县的老妈子约他会面。
从鲁迅先生调侃他的文章里读到，好像有人问过，你见到逊帝，是不是跪下来磕头呢？好像还有人问过，你见到逊帝，是不是向他宣讲杜威主义呢？他笑而不答。这种无声胜似有言的表情，显然这次逊帝的召见，有点喜出望外，使他那中国文人的御用情结，得到了大满足。尽管胡适先生如今已被追捧为当代圣人了，与日月同光，与星辰同辉，差点要在孔庙里配享了。那时，他也难能免俗。可以想象，当他从东华门里走出来时，那种侥幸得之的意外宠遇，恐怕也是掩不住那一脸贾桂相的。要不然，他后来也不会跟蒋介石走得那么近的。
中国文人，努力削尖脑袋盼着被御用，然而，在嘴上却绝对讳言御用。所有已被御用的，未被御用的，想被御用的，都做出一副蔑视御用的清高神气来。这种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假撇清的表演，胡适先生拜见末帝，便是一则绝妙的小品题材。
唐代的上官仪，似乎不那么装假清高，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御用文人的名声，还未顶风臭四十里。从他的诗作题目看，如《奉和过旧宅应制》、《早春桂林殿应诏》、《奉和秋日即目应制》、《咏雪应诏》，颇以此为荣焉！好像这种被御用的情结，后来成为他们上官家的遗传基因，他的孙女上官婉儿也成了操这一行业的内廷写手。
肯定为草拟这封册立武氏为后的诏书，李治把上官仪找来。“爱卿是先帝的笔杆子，也是朕的笔杆子，这份诏书就拜托阁下了！”御用文人之高明，就在于他是皇帝肚子里的蛔虫，你不用张嘴，他就能领会精神；你不用点明，他就能体贴上意；你不用吩咐他如何写，怎样写，他就明白他该说什么，该写什么。所以，当年梁效、石一歌之流，能捧上这碗饭吃，也非等闲之辈。现在好多勇敢者，一张嘴，就骂得人家狗血喷头，体无完肤，如果真把他放在这个角色位置上，也许 未必玩儿得转的。
上官仪的脑袋，立刻进入构思状态。
第一，你不能否定过去她是太宗女人的这段史实，又不能改变如今她是高宗的女人的这个存在；第二，既然事实不能回避，要怎样才能以正视听，既然历史不可改写，那么该如何乔装打扮呢？这份诏书真是好难做好难做的。
上官仪不愧是高手中的高手，大笔一挥，一字千金，把那个废物皇帝看傻了：
“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忤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
真不愧为大师啊！连高宗对他琢磨出如此奇思妙想，也佩服得五体投地。
照这个说法，父子聚麀的宫廷秽闻，成为慈爱恩渥的舐犊嘉话，既然李世民早就将武则天赏赐给他，也就不存在“蒸”，不存在“以下奸上”，不存在“二次使用”上的任何道德问题。而且，还找到历史上的先例，汉宣帝就曾把内宫的王政君，赐给太子，后来太子继位为汉元帝，王也顺理成章为皇后，有什么不光明正大的呀！也难怪高宗要格外倚重他了。
于是，本是唐太宗的小妾，如今成了唐高宗的媳妇。历史就是这样，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是经不住推敲的，许多解不开的谜，也是永远找不到答案的。所以鲁迅先生说过，“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个已经撵到感业寺为尼的女人，是用什么手段，把这个与她已是天地之隔的新科皇帝，牵线搭桥，拉到尼姑庵来，重叙旧情呢？
太宗崩后，恰逢“忌日，上诣寺进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史传上的这两句话，看来似乎是一次无心中的巧遇。然而细想开去，殊为吊诡，为什么要到城南的感业寺进香，而不到大行皇帝暂厝的祖庙进香？就在安业坊，既有东南隅的济度女寺（即感业寺），还有西南隅的资善尼寺，为什么偏选此寺而不选彼寺？看来，李治这次进香安排，是按武则天的精心策划而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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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北门学士”（4）
那时，既不能发E…Mail，又不能发手机短信，武则天怎么能使旧情人得知她的想法呢？因此，历史上的很多模糊空间，千万不要那么较真，只好不怕有识者撇嘴耻笑，依靠想象来填补了。
如果没有在一旁的王皇后，武则天也许要在寺里青灯孤影，当一辈子尼姑了。但年青皇后看到老公和这个《思凡》的女主角，眉目传情的眼神，非但没有生气，相反，忽发奇想，却认为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契机。
因为高宗登基后，便敢公然地有宠于萧淑妃，而冷淡王皇后，使得她很郁闷。于是，识短见浅的她，想利用高宗与武则天的这段旧情，以制约这个萧淑妃，使其失宠于高宗。她自以为聪明，把她弄进宫里来，谁知却是一个很馊的主意。王皇后鬼鬼祟祟与已经削发的武则天咬耳朵，“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
“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后爱之，数称其美于上。未几大幸，拜为昭仪，后及淑妃宠皆衰，更相与共谮之，上皆不纳。”这样，引狼入室的王皇后，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从此，她和萧淑妃，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
如果说，武则天的这出连续剧，至此，其故事情节，仍属于后宫性饥渴女人们的争风呷醋，飞短流长；可接下来，就连莎士比亚也编不出下面这样四幕连台的精彩大戏：
第一幕，政治＋权术的野心暴露；
第二幕，欲望＋贪鄙的邪恶展现；
第三幕，无所不用其极＋杀人不眨眼的无端恐怖；
第四幕，淫乱＋面首＋无聊的御用文人的肮脏黑暗。
大幕拉开，武则天第一次出场，就做了一件正常人绝做不出来可怕举动。公元654年（永徽五年），这个坏也坏到了不起的女人，亲手掐死自己的新生儿，栽赃于王皇后。
“（王皇）后宠虽衰，然上未有意废也。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视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
虎毒尚且不食子，武则天敢下这样大的血本来赌命，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找不到她的对手。嫁祸于王皇后的结果，便是公元655年（永徽六年），武则天正式册立为皇后。“十月，废后及萧良娣皆为庶人，囚之别院。武昭仪令人皆缢杀之。”
《资治通鉴》对于她报复这两个情敌兼政敌的女人之狠毒，有着骇人听闻的记载：
“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同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其手脚，捉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王氏初闻宣敕，再拜曰：‘愿大家万岁，昭仪承恩，死自吾分。’淑妃骂曰：‘阿武妖猾，乃至于此！愿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由是宫中不畜猫。寻又改王氏姓为蟒氏，萧氏为枭氏。武后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后徙居蓬莱宫，复见之，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
从此，东都洛阳成为武则天的首都，并将其改名为神都。十年浩劫期间，中国也兴起过一阵改名热，溯本追源，老祖宗恐怕就是这位武则天。大概没有什么真功夫，真本事，真学问的浅薄之徒，就热衷于这种表面文章，文字游戏。武则天尤其喜欢改年号，积习为癖，她一生改过十八次年号，创中国帝王记年麻烦之最。她还喜欢改字造字，久之成瘾，连她姓名中的那个组合字“曌”，创中国汉字笑柄的破天荒记录。女人搞政治也好，搞文学也好，要没有大胸襟，大视野，永远也摆脱不了那种小女人的狗屁倒灶，永远也根绝不了从厨房走进客厅的婆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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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与“北门学士”（5）
我见过的女政治家不多，我见过的女文学家不少，不幸，证实了这一点。
那个李治奈何不了她，一，惧内，二，懦弱，三，无能，四，多病。估计此人患有神经关节痛，高血压，视网膜脱落，美尼尔氏综合症多种疾患，碰上这样一个泼妇式的老婆，只好将最高统治权，拱手相让，由她来统治这个国家了。
但是，至少在中国，在封建社会里，女人染指最高权力，绝对是件可怕而不幸的事情。因为第一，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中，“牝鸡司晨”，从来被认为是不祥之兆。所以，处于权力巅峰之上的女性，永远生活在这种精神上的被迫害感当中。第二，在满朝文武悉皆须眉的男性世界里，势必要面对这种超强势的性别压力。所以，作为单个的女性最高统治者，永远在这种性心理的不安全感当中。
即使一个最善良的女人，放到这个位置上，早晚也会变为一个最恶毒的女人。不管是若干年前的吕雉，或者武则天，还是若干年后的慈禧，或者江青，只要登上权力的珠穆朗玛峰，高处不胜寒，必定在诸多压力之下，要乖戾，要变态，要歇斯底里，要神经质，要恶性膨胀，直到不可救药，直到倒行逆施。
由于武则天的控制欲望，排他念头，疑惧一切，扭曲心态，弄得李治也终于受不了，爆发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冲突。兔子逼急了也会咬人，可李治，还没张嘴，武则天把他的牙全给薅光了。
这事发生在公元664年（高宗麟德元年）秋天。
“初，武后能屈身妨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废掉皇后的诏书，高宗要上官来草拟，由此推断，册封皇后的诏书，肯定也是上官草拟的。上官仪虽御用文人可并不低三下四，虽体贴上意可并不无聊无耻，虽巴结讨好有之，但正直善良更有之。他旗帜鲜明地站在皇帝这一边反对皇后，而不是当骑墙派两边讨好。没想到，这个怕老婆的家伙，尚未交锋，先竖白旗。尤其没想到的，这个废物皇帝背过脸去，厚颜无耻地将他出卖，说是受他教唆，这就要了他的命了。
武则天是何许人，能不布眼线于这个窝囊废的身边么？李治与上官还未密谋完，小报告早打过去了。“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书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
武则天能放过这个背后给她下刀子的上官仪吗？“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谋大逆。十二月，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资治通鉴》）
上官仪事件发生以后，武则天感觉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抓而不紧是不行的了。于是，中国御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