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改换茅台后，她还是连连摇头说：“我要北京‘猫太’。贵州‘猫太’太普通了！”北京何来茅台？翻译询问后笑着说：“她要的是北京‘二锅头’。”原来，这位洋记者把中国的白酒都叫“猫太”。她从北京来蓉时，喝过二锅头，感到味道很不错。加之二锅头“猫太”在法国恐怕很难喝上，到中国才算开了这类烈性老白干儿的洋荤，于是，痛痛快快喝了二锅头。二锅头老白干儿，在中国算不算酒类之国粹，我不敢断言，但在这位洋记者心中，它早已胜过了本国的莱雅城堡、我国的贵州茅台。这真是土到极致胜过洋啊！
近读一篇散文，题名《人杰鬼雄咏叹调》，进一步悟出了土洋辩证法的真谛。西柏坡是当年毛泽东等领袖人物指挥三大战役的统帅部，指挥中枢就设在隔壁院落里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大屋里，内摆三张大桌便成了三个科：一张是作战科，一张是情报科，一张是资料科。当时很难买到红蓝铅笔，参谋们便用红毛线、蓝毛线在地图上标志敌我态势。然而，在同一个时候，营垒那边的南京国防部大楼里，却是呢绒大桌、真皮沙发、咖啡香烟、时鲜水果。穿着笔挺美式军服的将星们，一面享受着最舒适的生活、工作待遇，一面绞尽脑汁地谋算着如何与对手进行死亡前的最后一搏。结果，失败的不是寒酸普通的“农家小院”，而是豪华极致的“国防部大楼”。由此得知，“土”里往往生长出艰苦奋斗的无限生命力；“洋”在某些时候（注意，不是全部时候），又往往孕育出奢靡*的酵母菌。这种情形下，“土”战胜“洋”，不会是历史的偶然吧。
当然，我绝非说“洋”就一定不如“土”。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外国列强的洋枪洋炮、坚船利舰，就很使我们中国人吃了大亏，疆土遭受蹂躏。我只是想说，当“土”的条件一时所难以改变的时候，我们应当敝帚自珍，视土若洋，以土胜洋。还有许多时候，土和洋都可达到同样目的时，也不可刻意破费资金，弃土求洋。不然，由此带来的副作用就如一柄“双刃剑”，既“利”了自己，也害了自身。
土洋之道，极富哲理。愈辩愈发人深思，愈辩愈给人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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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得起么
1988年奥运会，女排兵败汉城时，犬子年方七岁。那日荧屏前观战，一家人目不转睛，心儿随着球儿起伏飘忽。一球得手，犬子欢呼雀跃；一球失利，他又顿足捶胸。终于一声哨音长鸣，中国女排0∶3负于苏联女队。犬子一个“鱼射网”扑向床头，号啕大哭：“输啦——爸爸！全输啦！”接着两餐饭不吃，一天内不语。
全家人的心一阵战栗：犬子不知赛事艰，孩童到底“输不起”！只好逗他，哄他，慰抚他。
1990年9月1日晚，又逢中俄两支女排再决雌雄。荧屏前观战的球迷中，上有耄耋老翁，下有精强汉子，济济一堂人，拳拳盼胜心，球在空中飘，心在胸中跳。末了，苏队一球杀下来，中国女排再次败走麦城。顿时，傻小子们愣了，愣小子们疯了：或顿脚打掌，或仰天长叹。更有甚者，口吐秽言，一路骂出门去。
我的心又一次战栗不止：儿童输不起，怎么精壮汉子，城府老者也输之不起哟？
不知是国人为雪“东亚病夫”之耻辱，还是欲走“体育强国”之宏途，总之，近年来一“球”一“剑”的胜负看得过重了。体育固然可能兴邦，金牌也许可以洗耻，但强国绝非完全靠体育，雪耻洗辱也不可能仅仅靠金牌。道理无须细说，也能明白“国强民健”的标准是哪些。再说赛场即战场，强手如林，楼外青山，风云突变，实难测料。况且，胜败利钝要受多种因素的制约。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若有失利也不能全怪运动员，许多时候情如楚霸王乌江仰天长歌曰：“非战之罪也……”
“哎呀呀！怎么拙文尽‘灌输’呢？莫非要灭我华夏之志气，长他夷人之威风，还我‘东亚病夫’之旧颜不成？”
我曰：“非也！”听吾道来：
此次亚运盛会，我们是东道主，是操办大会的资格主人。主雅客来勤，同样主人豁达客人安。据说，数千名海外记者已如过江之鲫来我华夏，遍布神州。他们扛着摄影机，提着录音机，身背照相机，怀揣发报机，除赛场采访外，还要到大街小巷、家庭院落“侧记”同胞，“直播”我人民对待赛事的态度、反响，倘若遇见犬子当年“见输便哭”，或者看到那晚“群生骂败”的场景，录其音容情貌，传之天涯海外，岂不有悖“亚运”团结、友谊之初衷，有损礼仪之邦之名节？抑或让列国朋友感到：“中国人的——气量小小的，心眼小小的！”也不值得。
输不输得起，更要紧的还体现了一个民族对待挫折的态度如何。小到球赛，大至国事，输不起的民族不能谓之强悍、奋发的民族。当年鲁迅喜看竞走比赛，他厌恶那种一见败北、名次无望便溜入看客群中，或佯装跌倒让红十字队抬走的竞技者，更厌恶那种耻笑最后仍坚持奔走者为“傻瓜”的看客。他说：“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总之，亚运开始时，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心理准备：取胜者我们为之鼓掌；失利时我们为之“加油”；某个项目“一锤定音”真输了，我们也不必肝火大动，喊爹骂娘。倒是可以在沉默中去“思考过去，也思考未来”。若能触景生情，举一反三思考自己者，恐怕眼量更远，受益更多。“中国未来的脊梁”说不定就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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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青山多妩媚
十多年前，我从北国调到蓉城安营扎寨，新结识的第一张报纸，就是《成都晚报》了。当时一般报纸都是4个版，报道的内容也窄得多。《成都晚报》则不然，虽说版面也只有4个，但总觉得容量大、信息多，各类副刊也隔三差五出现。在每天送来的一大叠报纸中，我总是先看《成都晚报》。一日不看，就有如隔三秋之感。其时，宣传部的值班干部，有协助公务员分发报纸的任务。我很快发现，分报时如其他报纸错漏了尚不打紧，倘若《成都晚报》稍有错漏，无论是公费订阅的，还是自费订阅的，就会闹个不停：“哪个拿了我的《成都晚报》，快交出来！”口气都很硬。
那时我已担任了军区新闻处长，爱上了《成都晚报》，就想登门造访。带点什么礼物合适呢？想来想去，还是送上一篇稿子吧！因为我与这里的工作人员一个也不熟，传统意义上的礼品，若被人拒收那是很难堪的。稿子嘛——“用了是报道，不用是报告”，无关紧要。稿子带到编辑部后，责任编辑不在，部门领导也不在，面对其余人员，我本无名片可递，自报家门又觉得唐突，便询问一大姐：“这杂文给谁？”大姐笑笑指着临窗一办公桌说：“放那里就行了。”
不想两周后，这杂文《“顺杆爬”小议》就在《锦水》副刊右上角的《夜谈》专栏里用出来了。方方正正一块，原稿风貌不变，一看就知是自己生的“儿子”！晚报给一个陌生的作者留下了“量稿不量人”的好印象。
苦于杂务缠身，加上军事新闻的局限性，一连七八年中，我很少给晚报写稿。但只要在蓉，晚报总是必看的。就是出差归来，也要找出旧报翻翻，每当看到这报纸越办越红火，就打心眼儿里高兴。多少次提起笔来想给这报写点什么，又怕多年不投稿了，让人感到“面生”、“稿生”。尽管辛弃疾曾经说过：“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但那是大词家的气派，小作者哪敢有那样大的胆子！一些你多么钟情的报刊，寄去本来质量不错的稿件，但它就是不用你的，你能说什么呢？不写也罢了。
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天，突然收到晚报一信，要我参加一个笔会。我立即感到：大概“青山”见我还未老吧！于是如期赴会，如期交稿，写得不一定好，但自有军人特具的认真态度。结果稿子用出并获大奖。领奖时，编辑同志说：“你们军队那个电话真难打哟！我们多少次想与你取得联系都未打通。”看来，不是晚报嫌弃作者，而是通讯不便冷落了我们的交往。我也玩笑了一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愿青山见我应如是。”我故意把“料”字改成“愿”字，以示我的祝愿。这祝愿在往后5年中，都变成了现实。
“愿”也罢，“料”也罢，作者与编者的关系，群众与报社的交往，总应当在健康的基础上求得发展与信任，支持与帮助。如此，“喉舌”才能成为为党和人民讲真话的“喉舌”，“代言人”才能成为人民的“知心人”。这大约是办好报纸的关键所在，也是培养和拥有作者的经验之谈吧！
末了，仿辛稼轩词，写胸中意，吟哦一阕——
“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两不欺，最相知。”
酷食者戒
我这里所说的“酷食”，绝不像玩计算机的“网虫”们所使用的“酷名”那样有趣，而是指人对动物残酷的烹制和食用方式。
实在残忍得很：
一只猴子，活蹦乱跳的，极通人性。它或许是猕猴、犸猴都说不定。但在南方有的城市里，只要有人点了“猴脑”，又称“猴豆腐”一菜的，就有厨师将这猴儿香汤沐浴后牵到餐桌前，用一截玉米或面包什么的将它连哄带骗地固定到一个木架上，那厨师突然从身后取出一把“鬼头刀”，当顶猛劈下来，这猴儿的颅骨就不多不少地被削下一片，那厨师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出猴脑髓，置入早已备下作料的器皿中，几经拌和，便分给了满桌的食客。
这是“咸吃”，如需“淡吃”更残忍：对猴儿先前的准备都一样，或许还先给它注射了麻药，当然厨师突然下手时使用的是“钉锤”，而非鬼头刀。那一锤子猛敲下去，猴儿的天灵盖就刚好被击开一个小孔，一只长长的塑料管子就插入猴的脑髓中，食客们则轮流吸食起脑浆来。
又有一种叫“霸王别姬”的酷食，也同样让人毛骨悚然。先有一个鸡形的生铁模具，分上下两瓣恰如一个古代的“兵符”。不过这兵符内里是掏空的，正好容得下一只王八。厨师先将这王八装入模具，头一定伸在外面而且对准了一盘五味俱全的作料汁。客人到齐后，厨师便点燃模具下的酒精炉子，文火攻之。随着模具温度逐渐升高，那王八便躁动不安而且口干舌燥起来，只好去舔舐那盘中的作料。温度愈高，它舔得愈急，直至将盘中作料舔光而被活活烤死，这个漫长的残酷过程，常使有的目睹者不寒而栗。
……
我不主张酷食，就如同对犯人不主张酷刑一样。可有人认为酷食无妨，酷食就是美食，酷食可以充分利用营养，只要不酷食国家保护动物就行了。其实，这是一种以饱口福而损心灵为代价的愚昧思维。据心理学家分析，凡是“焚琴煮鹤”之类有悖人性的行为，它不仅是对美的毁灭，而且也是对人类特别是妇女、儿童美好善良心灵的一种亵渎以至伤害。这种残酷的场面见得多了，谁能保证对我们青少年的性格情趣、道德养成不产生负面影响呢？所以古人讲“君子远庖厨”，今天有教养的人和文明的家庭依然注重回避尴尬和一切有碍观瞻的景况；节假日我们乐意带孩子去公园、绿野游览而不去屠宰场玩耍等等，这些都是人性中对“假丑恶”的自然疏远，而对“真善美”的本能趋求！
还有人以为酷食可以刺激消费，可以吸引外地客人，可以活跃当地经济。这自然又是一种财迷心窍的糊涂思维。目前中国市场普遍疲软，许多消费领域是可以刺激刺激的，但唯有吃吃喝喝、大吃大喝、“美吃美喝”这个市场是不需刺激的。试想哪座城市没有气派而林立的饭店酒楼，没有挥金如土的食客队伍。而且这支队伍还是以公款消费为主的。应当说时下餐饮行业正是“生逢其时”、“宠幸有加”的时候。如果我们有的城市再明里暗里加以酷食助奇，使这支庞大的食客队伍又有了高消费的新去处、新内容、新刺激，这不仅于廉政建设无益，而且对当地的野生动物也将带来一场新的灾难。
我手头现有一套1980年版的《十万个为什么》。其中有一个“为什么”就是：“你知道蛇肉可以吃吗？”文章说内地人不知蛇肉可吃，而广州和南洋早已有了百年的“蛇肉老店”，随之介绍蛇肉的具体做法和吃法。看来10多年前“吃蛇肉”还是一项鲜为人知的科普知识，而如今保护野生蛇资源又成了我们许多地区一项艰巨的任务。由此得知，凡有害于野生动物生存和生态平衡保护的事情，越是早发现早治理越是好！否则，酷食一旦成风，捕杀一旦成性，最后受害的只能是自然界暨人类。
。。
探子屠生（1）
探子来信了，其意大略如下：
春节一别，常在念中。尽管你做了官，但实在地说，你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遇——市场经济本应赐给你的发财机会。如果你不愿坐失良机，我们可以合起手来干一场，既给家乡人民谋了福利，又给你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比如家乡的辣椒、生猪、红薯粉到了省城，价格将是家乡的一倍以上。而你们的军用品，如大头鞋、皮鞋、军大衣、米黄色衬衣到了家乡，价格又将是两倍以上。你不要担心诸如运输、销售之类的烫手事情，只要你在闹市区找到一间门面，挂上“川北土特产品销售联络中心”牌子，事情就妥了。而你们部队的军需产品，你只要按厂价联系好我所需要的品类、型号、数目，告诉我具体找谁联络、提货，你就大功告成了。届时将有一笔可观的收入等待着你的接纳……
读完这信，我大惊失色。探子刺探情报居然刺探到军营来了！我立即给他回信，告诉他军人不准经商，我已经丧失了这诱人的资格。因此，你所需要的“川北土特产品销售联络中心”的牌子，我绝对不敢去挂；你所需要的各类军需产品，我也更不能出面去联系。此事还望吾兄海涵云云。
我的信发走之后，心里总有些不安。一怕他在乡亲们中骂我：“人一阔，脸就变。”何况我还并没有“阔”起来。二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有探子谍报社情，毕竟是好事，你何苦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于是，我便决定利用刚刚实行的“双休日制”，给他写一点文字，以示我的补偿。
今年春节回乡探亲，刚进门坐下，似乎便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在门外探头探脑想进来。我一下认出他来了：邻村的一位少年朋友、同班同学。我忙喊：“屠生，咋不进来坐呀！”他不大好意思地进得屋来，很不自然地坐下，似乎手脚也无合适的放处，颇有点像当年绍兴的“闰土”见了“迅哥”。
我说：“老同学，多年不见了，嫂子、孩子都好吗？”他点点头。我又说：“这几年你都在干啥，发财了吧？”因为我见他衣服的款式、质地很讲究，非一般农民可比。
他停了一会儿，说：“当信息员！”
“啥信息员？”
“经济信息员。”他说完后，接住我敬给他的香烟，很有些不好意思地离去。
他一走，母亲便嗫嚅着说：“那‘信息员’不是李咪娃吗？怎么他又送起信来啦？”
父亲瞪一眼母亲说：“那李咪娃叫邮递员，他叫信息员。两码子事，你说到哪里去了！”
这信息员显然是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