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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是否“立杆”的、“爬杆”的，半斤八两，责任无主次可分呢？也不能一概论之，那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不过，有一点倒是共同的，这样做都是出于一己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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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有余地
“留有余地”，未必是成语，但一到嘴边，就有成语的感觉，而且还让人有陈词滥调之嫌。
近来发生在成都的一件大喜事，又使我感到“留有余地”一词，不但不陈词滥调，而且还时时提醒我们，这词依然光彩夺目，永远充满无限生命力。
成都是一座拥有600多万人口的大都市，连续几年被评为国家级卫生城市，府南河整修又即将竣工，李冰父子当年所蓄都江堰之水，届时将绕城一周作舟楫航行之用，给这座文化名城平添了几分姿色。然而遗憾的是，这城市多少年来一直没有一座像样的广场，现代大都市没有大广场，就颇如当今的新居没有大客厅一样令人扫兴，令人觉得不够规格。然而石破天惊，6月份成都市在中轴线的“心脏”部位，最繁华、最令人神往的地方——人民南路展览馆前，似乎一夜之间兀现了一个数十万平方米的大广场。这是我所到过的城市中，除北京天安门广场外难得的大广场了。我伫立在这刚刚平整出来的广场内，既惊叹当今成都人建设速度的迅速，更佩服市政部门在规划城市格局问题上的眼力。他们早些年就批准各路商家、企事业单位在展览馆的四面八方修建高层建筑，但唯有今天作为广场的这块地旧貌陈颜。开初我们都不理解，在成都市的这块“脸蛋”处，留下这陈旧建筑干啥？现在我们才突然钦佩起市政部门在城市规划问题上的好眼力，这眼力就是想问题、办事情总是“留有余地”，便于发展。
留有余地，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一*宝啊！
感慨之余好读书。回家后我翻开鲁迅先生的《华盖集·忽然想到》夜读起来，一段文字映入眼帘：
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麻麻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很少有“读书之乐”……
这真是“天作之合”了。想不到鲁迅先生的“华盖”，与我们今天城市建设的“华盖”，也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是的，书若是没有“天地头”和“副页”。就如同衣服没有领子、袖口一样，多么别扭，不成式样。像毛泽东同志那样读书，有什么感慨体会，狂体记下，一展情怀，怕就难以附丽了。由此看来，城市建设的“华盖”，也当预先留下许多空隙，决不能像北方城里人冬天在破旧脸盆里插蒜养葱一样，密密麻麻，不见盆土。否则，成都今天要在市中心辟建这样一个广场，损失就必然惨重了。由此而推之，我们的工作安排、经费开销，一切经济建设指标的制定，都当“留有余地”，不能安排得太满、太挤、太急。毛泽东同志一直提倡在做工作计划、定生产指标时，都要留有余地。然而可惜的是，1958年他老人家违背初衷，犯了性急的毛病，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的损失，给人们思想造成的创伤，恐怕今天也是很难弥合的。我们再看1956年第3期《文艺报》，内有某作家《向新的高潮前进》一文，曾做过这样的预言：12年后，在这土地上，谁都不会有忧愁，除非他送给爱人的礼物没有被接受；谁的脸上都不会有眼泪，除非他在看一个动人的古典剧或是笑得太过分。这预言显然是失算了，高兴得过头了。因为3个多“12年”过去了，我们还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普通人的忧愁和眼泪，是不会太少的。
我仍然要鼓足勇气引用明代江盈科所编《雪涛小说》中的一则：一市人，贫甚，朝不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市人）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悖（雌牛），悖复生悖，三年可得二十五牛。悖所生者，又复生俘，三年可得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这市人愈说愈玄乎，最后还打算发财后另娶一妾受用，于是其妻“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一个鸡蛋的家当，就这样彻底打破了；一个发财享乐的美梦，也就无情毁灭了。邓拓同志在20世纪60年代初引用过这段故事，用意深刻，我们今天重温这段故事是想说明：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不切合实际的发财美梦、工作指标、建设指标，总是靠不住的。老老实实按照*同志初级阶段的理论考虑问题，按“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迈进，才是我们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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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W
在“三讲”教育中，重读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颇有新收获：该文共分7个部分，前6个部分分别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反对本本主义”等；最后的第7部分“调查的技术”——详细介绍了如何召开调查会、什么样的人参加最好、到底来多少人合适、如何制定调查纲目、如何做记录等等具体操作方法。读后不但让人懂得了调查研究的重要社会价值，而且学会了如何去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本文写于1930年，我过去多次读过，并未发现这第7部分多么可爱，以为不过是“顺理成章”的收尾之笔罢了。现在看来事情绝非那么简单，其中有真意存焉！
近读一本西方科普著作，谈到人们要认识某个事物并解决其中的问题，一般应当掌握3个W，即“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中，一个W也不少。尤其是第三个W——“怎么办”——也就是“调查的技术”问题，可以说是备述其详了。他老人家亮出了当年庶几为教师爷的本色，对调查研究中应注意的各种细枝末节的具体问题，都苦口婆心地一一传授给弟子们。
伟人的严谨作风，科学的普遍规律，我们今人又待之如何呢？且看一组漫画吧：某地区环境污染严重，该级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如何解决。书记说：“环保问题，我们的方针、原则早已有了，如何具体落实，那是技术问题，就让技术部门去办吧。”文件下发后，技术部门又开会说：“环保问题——技术问题，那就让技术员们去办吧！”显然，在这个地区，环境污染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因为环境保护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基本建设问题，有各行各业配合问题，还有人文道德水准提高问题，等等。这比不得党委会上研究年终总结，委员们充分发表意见后，书记再归纳几条后说：“基本内容和框架都有了，其余的就是文字搬家——技术问题了，几个秀才辛苦辛苦去吧！”年终总结如何写，秀才们可以捉刀代笔，而环保中的若干具体问题需要解决，仅靠技术员的努力，那是远远不够的。由此使人联想到在当前改革的攻坚阶段，各级机关的精简“拆庙”问题，干部的下岗分流问题，职工下岗后的再就业问题，国有企业的增效扭亏问题，干部队伍高科技水平提高问题，国防实力的增强问题，等等，这其中固然有许多“是什么”、“为什么”需要我们弄清楚，搞明白，然而第三个W——这些问题如何具体地、一一地加以研究和解决，这才是当前我们最急需认真对待和仔细处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推不得，拖不得，空谈不得，小看不得，我们只有上下齐心协力，以科学的态度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去对待和处理它，改革的胜利才会属于我们。
眼下，我们看重第三个W，说到底就是看重研究解决改革开放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也就是主张在大政方针已定的情况下，人人都要为改革攻坚多做具体工作，多办具体事情。《隋书·百官制》中言：本朝“置三公三孤，以为论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务”。庶务，就是事务，就是干具体事情。《易经》中也谈到：“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道”与“器”结合，才构成事物的整体。坐而论道是雅事，具体“制器”也绝非俗事。“不扫斗室，何以扫天下？”这些道理，我们当今某些领导并非完全不懂，关键是何时力主“论道”——也就是主张“抓大事”、“管原则”；何时又力主“制器”——也就是注重解决具体矛盾、“技术问题”，这是很有学问的。准确地说，矛盾并不复杂，工作难度也不太大时；有利于本单位、小团体和个人的切身利益时；既解决问题又不太得罪人时；或者短期行为而又社会影响大时……我们就大讲“鼓实劲，不要鼓虚劲”，“贵在实干、重在落实”；反之，我们则讲党委要议“大事”，领导要抓“大事”，管“方向”，管“原则”。具体事情嘛，“技术问题”嘛，下面去办！这真是“大事”、“小事”，“原则问题”、“技术问题”，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途了。
归根结底，“技术问题”小看不得。它背后牵连着思想路线问题，工作作风问题，道德品行问题，是大问题而非小问题，我们绝不能等闲视之。
你在第三个W面前，态度又如何呢？
书友
在浩若烟波的书海中游泳，能否有一种用时较省而又多读好书、收获颇丰的办法呢？我想会有的，那办法就是结交书友。
明朝冯梦龙先生说过，交朋友有三种名色：“恩德相结者，谓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谓之知心；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他说，交上“知音”才是人生最大的乐事。我想，结交书友应列入知音的范围吧。*和恩格斯，鲁迅和许广平，首先的印象不就是“书墨知音”吗？
我交书友是从“书墨误我知多少”开始的。参加工作后，条件好起来了，买书多，读书也多。“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我就常入这番景象。
然而，而立之年时，我发现脖子上、眼皮上不知何时生出了神经性皮炎。脖子上的，尚有衣领遮掩，不妨事；眼皮上的便暴露于众目睽睽之下，看人和被人看都有碍观瞻。我只好去问医生。医生说：“熬夜太多，睡眠不足，要治好这病，非按时休息不可。”
按时休息，何来时间读书？况且就是按时躺下，翻烙饼似的睡不着，最后还得爬起来继续读书。终于，我由神经性皮炎又读成了“偏头疼”！
头，人体“司令部”。这里出了故障，马虎不得。我便带着“头疼病”去旅游风光，于名山胜水中思考“头疼”的问题。
那天，参观云南建水“燕子洞”后，返回昆明时再游“石林”。见天色不早，若全游下来，恐怕来不及了。问导游小姐：“怎么游法，才既省时间又最精彩？”她含笑颔首。随着她的指引，我们游览了“擎天柱”、“一线天”一带。一个多小时完毕，对石林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印象。事后听朋友说，游其他地方也大同小异，这真是有效的游览办法。
我猛然受到启示：看石林有导游览胜有方，读“书林”有“导游”不也能事半功倍吗？我过去读书10多年收获不大，毛病恐怕就出在“胡子头发一把抓”，不分重点、品位地乱读上一气。“年年一年级，年年一加一”。读起来忘情、忘命，而实际获得却是有限的。
于是我开始注意书评介绍、内容提要，电视台的读书节目等等。根据这些信息选择我应当阅读的书目，自以为这一定是顺应时代的精品了。然而，我又上当了：此类信息提供的书目有价值的并不多，而相当一部分花了钱实在不值得读。有的简直是误人子弟。我怀疑这是某些作家或者团体出了钱在打广告，兜售他们的产品。
几经折腾，我终于明白了，这“导读”应当是负责任、有学识的书友。他买了、读了上过当的书，你别买，更别读。你读了拍案叫绝的书，告诉朋友，辗转相传。使那些以营利为目的而又借助传播媒介销售的书目少有市场。
我的思路得到了印证。一个美好的春夜，一位多年不见面的文友来访。一进屋，他见我客厅里放一架古琴，拨弄两声，已成曲韵。我顿吃一惊，高声笑道：“吾兄还懂琴么？”他神采飞扬道：“不但懂琴，而且还能‘说琴’呢！”随即口若悬河讲了起来：
“此琴古人叫瑶琴，最早为伏羲氏所造。他见凤凰飞来，不栖别树，专落梧桐。乃知梧桐——树中之良材，植清净之土，夺精华之气，堪为雅乐。便令人伐之，截为三段。取上段叩之，其声太清而弃之；取下段叩之，其声太浊而弃之；取中段叩之，其声清浊相济，音色宜人。便让人送入瑶池长流水中浸泡七十二日，取出阴干，选良时吉日而制成，这就是制琴的用料。很讲究哩！”
我似听天书，待要问他是从哪里学的这番知识。他按下不表，继续吊我的“胃口”：“你可知古人玩琴有何讲究？”我摇头。
他说：“那古人玩琴有‘六忌’、‘七不弹’、‘八绝’。这六忌是：一忌大寒，二忌大暑，三忌大风，四忌大雨，五忌迅雷，六忌大雪。如遇此时，对琴要倍加保护。”
“七不弹呢，”他拖长声音说，“闻丧者不弹，奏乐不弹，事冗不弹，不净身不弹，衣冠不整不弹，不焚香不弹，不遇知音不弹。”
“八绝呢，”他说，“‘清奇幽雅，悲壮悠长’便是。高明的琴师可以弹得‘啸虎闻而不吼，哀猿听而不啼’。这就是琴声的真谛所在。”
我听出这些学识不过是古人演绎而已，但它毕竟构思美好，内涵丰富，给人以许多联想，就要请他说慢点，好记录下来。他这时才不慌不忙从口袋里掏出两本书《古今优秀散文选》《闲情偶寄》指着内里的两篇说，就出自这里，精彩处我都画有红道，还写了批注，抽空自己看吧，篇篇都是精品呢！读书就要读这样的好书啊！
“书友，好一个书友”！从这时起，我至少将过去若明若暗的思路理为清晰的四条：
一是读好书要交好的书友。他应当是较有学识、眼力的挚友。既能提供好书的信息，又能讲书、谈书。开口便画龙点睛，直指精妙。使人大有“听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的收获。
二是交书友应是相互依存的。静静的夜晚，不打麻将不打牌，清茶摆下，“临东窗静听人谈，对皓月讲与人听”。别人或许会有一定获得，而自己必定加深对读过书目的印象和理解。必要时展开一点争论，互相布置点思考题，更有情趣。
三是书友们学识、爱好、工作不尽相同。各自先读什么书，后读什么书，重点读什么书收益更大？就需要书友们经常会诊会诊，辨症施药。
四是我们都很忙，收入又不丰。好的书友应当互相借书，互为购书，读书时要倍加爱惜，借书读完后及时奉还。自己的书有了心得感受，蝇头小楷择要写在页码的空白处，留给后面的书友品尝。
结交书友几年，年龄也随之增长，我每天读书的数量不一定比原来多，而从书中学到的知识自觉得比先前更为扎实、丰富，柜里的藏书也精悍得多。前不久，我居然送走几三轮车书，让它去变成纸浆。因为这些书是过去瞎买下的，如今要读、要藏的书，绝非是它们之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