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这就是卡夫卡通过自己的道德－宗教沉思——或者说自我审判——而达到的道德自觉：谦卑和祈祷对于把为了天堂永恒那边而立的约信守到底，是必不可少，对于在婚约状态中把欺骗持续到底，也是必不可少的。 109。 “不能说我们缺乏信仰。单是我们的生活这一简单的事实在其信仰价值方面就是取之不竭的。”——“恰恰在这‘总不能’中存在着信仰的疯狂力量；在这一否定中这种力量获得了形象。” 从对正道的沉思开始，以对信仰的言说作结，卡夫卡亲身经历了一场道德－宗教的变形记。 如果只有这一边，没有那一边的世界——或者，即便有那一边的世界，却不朝那边望，人无需信仰。卡夫卡的受苦是自己性情中的两个世界的紧张引起的，他的信仰就是这两个世界的紧张之间的绳索。这根绳索绞住了他的脖子，令他窒息，没有这根绳索，他又无法呼吸。这就是卡夫卡所谓“信仰的疯狂力量”的含义。只有当人们清楚了卡夫卡私人的受苦，才会了解他私人的信仰的疯狂含义。卡夫卡使得如今若要理解一个形而上学问题，都必须事先了解提出这一问题的人私人的受苦。 不必多想了：尽快解除与菲莉斯的婚约。作为自我拯救手段的这场拖带太久的婚事纠葛，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 卡夫卡的道德－宗教沉思笔记以下面这则收尾，几乎是意料中的了： 你没有走出屋子的必要。你就坐在你的桌旁倾听吧。甚至倾听也不必；仅仅等待着就行。甚至等待也不必；保持完全的安静和孤独好了。这世界将会在你面前蜕去外壳；它不会别的；它将飘飘然地在你面前扭动。 Eco homo！ 卡夫卡写下这段文字，表明他重返天堂所需要的沾染这个世界的恶，已经完成了。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地窖人，做一个现代社会的隐修士。 如果海德格尔确如洛维特所说，是贫乏时代的思想家，卡夫卡就是贫乏时代的修士。尽管他们应用暗示性语言的才能是卓绝的，就思想和信仰的蕴含而言，都是贫乏时代的思想和信仰的写真。
深紫色的叙事思想家
一九九六年四月，基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在巴黎病逝，享年五十五岁。 我没有读报习惯。基斯洛夫斯基逝讯发布两天后，友人小林特地打电话告诉我。小林知道我敬爱基斯洛夫斯基，称他是“用电影语言思考的大思想家”，自以为对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有真切的理解。听到基斯洛夫斯基去世的消息，我感到在思想世界里失去了一位不可失去的生活同伴，心里觉得好孤单。对一位同时代思想家的去世感到悲伤，在我是头一次。 一九九一年，瑞士德语电视台介绍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每周一片，播放了《盲目的机遇》（Blind Chance，德译片名“极有可能的偶然事件”）、《永无休止》（No End）和《十诫》（Decalogue）。每一部作品都让我深受触动。那时，基斯洛夫斯基的新作《薇娥丽卡的双重生命》（La double vie de Veronique，台湾译名“双面薇若妮卡”，香港译名“两生花”）在影院上映，我赶首场观看。从此，我认定基斯洛夫斯基是我最喜爱的当代电影艺术家。 《蓝、白、红》三部曲是基斯洛夫斯基的天鹅之歌。制作三部曲时，基斯洛夫斯基回忆了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这部读来不时让人感动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回忆，谈到好多生活伦理问题。 让人在精神深处有所感动的艺术家历来就不多，如今更少，多的是肥皂泡的煽情。基斯洛夫斯基很幽默、也很有智慧。这些都算不上什么，难得的是，他令人产生莫名的感动。 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带有各种寓意的色调：冷漠的黄｜色调、纯情的红色调、沉静的蓝色调。这些都还是作品中的形式色调。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中还有一种质料性的色调——作品中的思想带有的神秘主义的、悠悠怆情般的深紫色，正是这种只能用灵魂感觉的色调触碰到我生命和思想的敏感部位。 小林问过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基斯洛夫斯基去世几个月来，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他的去世令我感到思想的在世孤单。 现代的生活世界是一个文字化的世界，有形而下和形而上的两界：形而下的文字世界是商品流通性的信息、技术、买卖文字，形而上的文字世界是个体内在性的感觉文字。思想叙事是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主要表达形式。如今，叙事作家越来越多，以小说为主的文学刊物数也数不过来，电影叙事已经成为市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形而上世界。 据说，叙事作家的本领全在于对生活感觉的敏感，能够感受出黄昏的恐慌、清晨的厌倦…… 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说或想说，而且，有独特感受力的人并不少见。每个人都在切身地感受生活，感受属于自己的黄昏和清晨的颜色，只是程度和广度不同而已。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是叙事家？对生活的敏感只是成为叙事家的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 生活的敏感浸透到生活的隐喻中，往往让人失去言语的表达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对生活的隐喻世界有所感的人并不少，而叙事作家却不多。讲故事需要一种运用语言表达对生命中的微妙音色的感受、突破生活的表征言语织体的能力。生活在言语中，人人都在言语中生活。叙事家是那种能够反向运用语言、进入形而上的文字世界的人。 人人都在生活自己。 但生活有看得见的一面——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有看不见的一面——生活的隐喻层面中轻微的音色。叙事家大致有三种：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的，是流俗的叙事作家，他们绝不缺乏讲故事的才能；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是叙事艺术家；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觉的思想表达出来的人，是叙事思想家——基斯洛夫斯基就是这样的叙事思想家，他用感觉思想、或者说用身体思想，而不是用理论或学说思想。基斯洛夫斯基对时代生活带着艰苦思索的感受力，像一线恻隐的阳光，穿透潮湿迷蒙的迷雾，极富感性的语言带有只属于他自己的紫色的在体裂伤。 这就是基斯洛夫斯基特别令我喜爱的原因吗？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感受力强、不乏语言突破能力、也不乏思想的叙事家，并非基斯洛夫斯基一人。为什么他的早逝特别让我伤心？
人民事业生活中极有可能的偶然
基斯洛夫斯基一九四一年出生在华沙，与我们这个大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一样，由共产党文化制度的｜乳汁哺育长大。上中学时，基斯洛夫斯基撞上“波兰十月”革命和匈牙利事件，以后当兵、做工，后考入三十年代由当时的先锋艺术家创立的克拉科夫Lodze电影学院修导演课程。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眼睛一开始就关注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个人在道德上的艰难处境，毕业后拍了十余年纪录片，捕捉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个人如何在生命中克尽其责地扮演自己”。后来，基斯洛夫斯基觉得，“纪录片先天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限制。在真实生活中，人们不会让你拍到他们的眼泪，他们想哭的时候会把门关上”。 于是，基斯洛夫斯基开始编故事。 在基斯洛夫斯基的眼睛看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每天碰到的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活的生活并不是生活的真实，而只是社会主义生活的表征语境。革命政党用一种历史主义的对生命和世界的意义解释虚构出一个语词性的全民事业，并通过国家的行政统治把它变成生活秩序的日常结构。这个语词性的全民事业具有道义律令：有一个终极美好的社会就在历史发展的未来阶段，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它献身。建立终极美好的社会的事业是历史的宿命，愿意的人跟着走，但不会拖着不愿意的人走。历史进步的脚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愿意为这事业献身的个人会被历史车轮碾碎，没有什么好希奇。历史宿命的事业编织的生活伦理像一具吸血的僵尸，吸干了生活中单个的人身上的生命想象的血液。个体不应该有自己关于美好生活的想象，不应该有别的选择，只应该选择社会主义事业，因为，个体命运的在世负担已被这种事业伦理背后的历史进步的正当性理念解决了。 个人的生活命运在语词性的全民事业生活中真的是命定的？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活的生活中的个人的真实生活究竟是怎样的？ 《盲目的机遇》讲的是一个叫Witek的小伙子的故事。他是一个富有生活热情的年轻人，总是急匆匆地去赶那班定期开出的火车，好像那班火车就是驶向人类未来的历史列车，不能错过。 第一次，他抓住正行驶出月台的车厢手柄，跳上了火车。在火车上遇到一位虔诚的共产党员，布满革命皱纹的话使他成了革命积极分子…… 又一次，他追赶正行驶出月台的火车时，无意撞上铁路警卫，被拘捕、判刑劳教，与一位对社会主义事业心怀不满的“分子”关在一起，结果自己也成了“分子”…… 再一次，他没有赶上正行驶出月台的火车，意外地与一位早就忘掉的女同学相逢，于是结婚、读大学（学医），当医生。就在家庭生活和个人职业都走上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轨道时，Witek持因公护照出国访问，遇飞机空难…… 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设想Witek的个体命运有三种可能结局，这些不同的结局都不是Witek 自己能够决定的，也不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够决定的。重复三次的“上火车”是一种叙事隐喻，表现个人生命中极有可能的偶然性，与人民事业的历史必然性相抵触的偶然性。Witek本来心想，只要搭乘上那班火车，他对自己的未来生活就有把握。每当他发疯似地跑上月台，那班火车都正缓缓驶离，他必须以自己全部肉身的体力来追逐不断加速的火车。 基斯洛夫斯基隐喻的眼睛紧紧盯住那只全部肉身的希望凝结其中的手和正在远离的车把之间的一发距离。极有可能的偶然与必然只有千钧一发的距离，但终究不是必然。所有的偶然加在一起，也不会得出一个必然：尽管一万年来太阳每天升起，也不能证明太阳明天必然会升起。太阳一万次的每次升起，都是偶然。 故事中的积极分子、坏分子、医生（中间人物）在社会主义日常生活中的生存位置不同，但这些生存位置标示出的只是个人生活的表征层面，关键在于，成为某一种“分子”对于一个人来说完全是偶然的。 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眼睛看到社会主义事业生活中的隐喻层面：个体的生存偶在。 偶在意味着，各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性。个体的偶在意味着，一个人的生活有各种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都有可能成为现实性。各种可能性中的某一个可能性成为现实性的契机，是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选择。由于个人的美好生活的想象只会在各种可能性中的某一个可能性中实现，个体选择就成了以自己的身体拋起的铜币做的骰子，一面是令人想在此驻足的幸福，另一面是令人身心破碎的受伤。 每天我们都会遇上一个可以结束我们整个生命的选择，而我们都浑然不觉。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也不知道未来有什么样的机遇在等着我们。……在情感的范畴里，我们可以享有较大的自由，但在社会生活的范围里，我们却大大地受到机遇的主宰。有很多事我们非做不可，或者我们必须变成某种人。 基斯洛夫斯基的隐喻叙事就在这里突破了肩负着人类终极使命的人民事业伦理：社会主义事业有如那班定时开出的火车（历史的必然），某个人与这班火车的个体关系仍然是偶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制度安排也许是一种精致、美妙的理性设计，然而，无论这种社会制度的设计如何完善，都是不切身的，不可能抹去个体偶在绝然属我的极有可能的偶然。在社会制度、生活秩序与个体命运之间，有一条像平滑的镜子摔碎后拼合起来留下的生存裂缝。偶在的个体命运在按照历史进步规律设计的社会制度中，仍然是一片颤然随风飘落的树叶，不能决定自己飘落在哪里和如何落地。 无论有多么美好的社会制度，生活都是极其伤身的。 Witek遇到的空难只是一个令人哆嗦的隐喻。对个体生命有绝对支配权的无常，像湿润的雪花沾在身上。 个人身体上的一道道生命裂伤“不论是发生在飞机上或床上，结果都一样”。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伦理依据普遍的历史规律为个体生命提供的意义证明，在飞机上或床上发生的偶然的生存裂缝中，成了最大的生活谎言。
人民伦理生活中黏液般的双重无奈
基斯洛夫斯基是一个###的叙事思想家？ 一九八二年，波兰闹起民主工潮，军政府为了社会的稳定，依法戒严，然后大逮捕。一时间，拘押所和监狱里人满为患。人民法庭只有加紧审判。《永无休止》在这种政治语境中问世，故事讲的是： Zyro三十出头，正处在女人生命熟透的开端。丈夫是律师，当初嫁给他时，情感暧昧模糊——寻找一位兄长、父亲、还是情人，自己并不清楚。夫妻关系并不融洽，但也没有到无法过下去的地步。他们有一个儿子。 团结工会运动被镇压后，政府安排Zyro丈夫当反革命分子的法庭辩护人（这意味着只能为败诉人辩护），刚上任就患暴病死了。一位替人民法院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律师接替了Zyro丈夫的工作。 丈夫死后，Zyro的生活变成了空落落的大厅，只有自己的高跟鞋钉发出回响，阴森极了，仍然健硕炙热的身体过早憔悴，丰润的眼帘日渐干涩。她只身带着孩子，失魂地游荡在孤单中，只能听到自己心灵轻若游丝的滴答声。神思恍惚的彻夜不眠时分，Zyro浑身燥热地抚弄自己的双｜乳，在喘息中感到那个同自己生活过、曾经对自己并不重要的男人，虽然已经离开了，其实一直在身边，用像快燃尽的烛光般的目光注视着自己的生活。 Zyro想要摆脱这个缠绕着自己的幽灵，鼓足勇气把自己的身体拋给一个个素昧平生的男人。 Zyro的身体在这样的交欢中像渐渐湮没的车辙，愈来愈荒凉。 Zyro再也经受不住身体的沉落，灵魂迷迷糊糊彷徨于模糊的光亮处，丰润的手臂在索索央求守住肌肤之亲这最后一道生存边界时渐渐干涸，倾述和抱怨的书信都只能写给自己。 一天夜里，Zyro望着冰凉的青灰色的四壁，无奈地闭上对生活湿润的眼睛，打开了煤气…… 这部以政治事件为背景的电影没有着意表达###的正义和受迫害，也没有捍卫民主政治异见。基斯洛夫斯基关心的是：个人在遭遇偶然的生存裂伤后如何继续生活？什么叫做一个女人孤零零的无奈？ 伦理问题根本上是人的在世性情问题。 人的在世不是无缘无故的在世，每一个“我”在世与前人、后人、旁人的关系构成了“我”的在世的缘和故，一般认为，这就是伦理的基本元素。这种对伦理的理解其实相当片面。一个人在世的生存关系同样、甚至更主要是受自己的性情支配的，个体与自身性情的关系，是更为根本的伦理元素——伦理的在体性基础。每个人的性情都是一个随机形成的价值感觉秩序，它决定了个人的生命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