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草木灰，贴在女人脸上，几个手指拉动两根线一开一合，把脸上的汗毛绞掉，脸就油光水滑了。做这种事情是不要给报酬的。嘻嘻哈哈、快快乐乐之中就做好了。我看到一些女人想学着做，可是看似简单的事情她们老是学不来。
奶奶为人很善良，从来不会做一丁点有损别人的事情。邻居都说她和我妈妈相处胜过母女。奶奶会调制“火药”。其实应该叫烫伤药。“火药”是方便邻居的，不能收钱物的。我家附近这片房屋住着两百多人。大人孩子烧伤烫伤的事情时有发生。都来我家向奶奶讨“火药”。奶奶的“火药”很灵验的。要是不灵验，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求奶奶了。每当有人来要“火药”了，奶奶要是正在吃饭，就会马上把饭碗放下。奶奶调制“火药”的原材料是保密的。她说到她快要死了就传给我妈妈，不传我的姑妈。奶奶很心疼家里的石磨。她背地里说，别人用一次，自己家里就要少用一次。借磨盘磨粉的人多了，磨盘上面的齿容易磨平。磨平了就要请石匠师傅来加工，叫“洗磨”。不过她不会当着借磨盘的人的面说，只是心里想少借为好。爷爷就开导她，说：“远亲不如近邻哩。你不也时常向别人借一升米、几角钱吗。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最要紧。”
不过奶奶有时候也得罪人。她看见小孩子打架了，不会装糊涂说没看清楚，硬要实事求是证明谁打了谁。她的证言往往导致小孩的家长吵架。打人一方的孩子和大人都怨她。她还忍不住学舌传话，引发争吵。争吵的双方拉她去对质，土话叫做“对唇舌”。比如她对邻居说，哪个家里煮菜餐餐有油放，菜锅幽青的；哪个家里米坛子拍满的……好在邻居都知道三娘是个本份人，对完唇舌，奶奶也没抵赖，斥责她一两句，过两天又三娘三娘的喊。有的还向她道歉：“三娘啊，我脾气不好莫怪哦，你就是嘴快忍不住，我晓得你心好。”
人们非常重视过年。家家户户都要打豆腐。家境好点的人家还要蒸糯米甜酒。老话说“蒸酒打豆腐称不得里手”，就是说即使有点经验和技术，也不敢说每次蒸酒打豆腐都不出问题。而过年的酒和豆腐是不能出问题的。因为出了问题远不只损失了几升糯米和豆子，是新的一年的坏兆头，一年都要提心吊胆的。所以到了阴历十二月二十五六，我爷爷、奶奶和妈妈都被邻居请去当顾问。这个时候是我和妹妹最兴奋最甜蜜的节日。我们跟一会妈妈又去跟爷爷和奶奶。我们走路都是跳着走，恨不得飞起来。到了年边，大人都比平时大方些，何况我家的大人在给他们家帮忙。年底前的几天，喷香的糯米锅巴尽我们吃饱。我往往因为贪吃消化不了，睡在床上喉咙里回出难闻的馊气，我也不告诉大人。蒸糯米甜酒除了要掌握饼药的量，还要把握温度。那时候没有温度计。妈妈的做法是把手伸到衣服里面去探自己肚子的温度，那就是酒坯的温度。
爷爷、奶奶和妈妈给人家蒸酒打豆腐当顾问是没有报酬的。不过他们得到了情感上的回报，结了很好的人缘。
我长到五六岁了，天蒙蒙亮爷爷就把我喊醒来，叫我跟着他出去卖豆腐。奶奶不准他喊我，说：“你老癫了是吧，晓不晓得‘宁可三岁离娘，不可五更离床’！”爷爷就说：“你晓得个屁！‘早睡早起，三分财喜’！”妈妈倒是帮着爷爷催我起床。她知道爷爷是喜欢带我在身边。爷爷就喜欢听别人夸他的孙子相貌好又聪明。听一次高兴一次。爷爷卖完豆腐回到家里，坐一会又带我去稻田边或菜园里转。照样见到什么可以吃的就吃，没有吃的就讲白话、鬼话给我听。见到别人丢下一只烂得不能用了的箢箕，就像见到了宝贝，不管上面沾着狗粪还是牛粪，捡回去放到菜园里，经雨水冲洗，太阳晒干，然后把篾片拆了，夜里点燃插在墙壁砖缝里，照着教我认字。家里有一盏洋油灯，那是照着奶奶和妈妈纺棉花的。篾片用完了接不上，就不认字，改成读书。所谓读书，就是跟着爷爷念《三字经》或《增广贤文》，还有“子丑寅夘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声音拖得很长，像唱歌。我长大了才知道，其实爷爷念不全《三字经》和《增广贤文》，他只记得一小部分，无数次地重复那些句子。读书读累了，爷爷就教我别的知识，比如：天上的月亮只能看不能用手指，指了就会被月亮婆婆割耳朵；饭菜是不能浪费的，掉到地上都要捡起吃了，要是不捡起吃了，雷公爷爷会打人的；儿女不孝敬爹妈，小孩不尊敬大人，雷公爷爷也要打人的；天落雨是神仙在哭；冬天寒冷是因为山上的树在摇风……爷爷是我心目中的博士，学问家。直到我小学快毕业了，老师教了空气流动产生风，我还是情愿相信爷爷说的风是树摇出来的。
爷爷也恐吓我，给我造成困惑。我跟着他走夜路的时候，忽然听到黑暗中一声怪响。我壮起胆子问他是什么声音？他说是鬼。我吓得发抖。他说不怕，还牵着我的手向发出响声的地方走过去。当然是什么也没有。他说：“人有三分怕鬼，鬼有七分怕人，鬼被我们吓跑了。”爷爷问我：“余宝你说你的小*是做什么用的？”我说：“屙尿的。”爷爷笑了，说：“现在是屙尿的，以后长大了是做种的。”我就吓蒙了。我知道的，所有的种子都是要种在土里的。既然*是做种的，那就得割下来，就会流很多的血。于是我睡觉都用手捂着，捂了好几年。我还有一件被困惑得更久的事情，就是我长大了娶了老婆怎么称呼？为了我长大以后过得比爷爷奶奶和爹爹妈妈好，爷爷给我取的小名叫余宝，不但有吃有穿还有剩有余。爷爷想得很远，我是季家的香火传人，还得有个正而八经的“大名”才行。年头到年尾吃不上几个鸡蛋的爷爷，却舍得花钱请八字先生给我算命，请远在三百里外的堂爷爷给我取名字：世荣。爷爷问我：“余宝你说，你长大了娶个老婆怎么叫？叫世嫂吧，下头屋里有个勤实嫂；叫荣嫂呢，也有个嵘嫂。”我们那里的女人是随丈夫的名字称某嫂的。这事真把我难住了，我甚至想到了改名字。
我爹爹在兴化一家织染厂当工人。所以邻居说我家有股活“银水”。我爷爷四十多岁开始腰痛，不能做重体力活，挣不到什么钱，还得花点钱治疗。我家人口多，没有家底。我爹爹一个月只有二三十块钱。所以其实我家比那些没有活“银水”的还穷三分。大家都穷。不过穷人又分几等。白米饭加上杂粮能吃饱的算是上等家庭。长年吃不饱，青黄不接的时节靠借贷度日的算中等。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是三等。我家算是中等吧。从我能记事起，妈妈和奶奶每餐只吃很少一点饭。春夏麦子秋冬红薯。一年四季豆腐渣。那时候我不懂事，以为豆腐渣和白米饭一样好吃，以为妈妈和奶奶喜爱吃豆腐渣，所以不知道怜悯妈妈和奶奶。我永远记得妈妈那个令我几十年里每当想起就心痛欲碎的“理想”，她说：“要过上几年这样的日子就好，米坛子里面拍满的米，想煮好多就煮好多。”好在妈妈的“理想”在十几年之后实现了。从一九七三年起，我妈妈实现了“想煮好多就煮好多”的“理想”。
一九五四年那九场大水，是罕见的天灾，政府有记载的。我家的五亩稻田恰好在离家一里远的南冲桥附近。接连九场大水，九次决堤，别说禾苗，田里泥巴都没有了。奶奶说，地上的凡人做了伤天害理的恶事，天老爷来收拾凡人了。我想不明白，既然天老爷看得清地上谁做了坏事，那么他应该派雷公爷爷打死那个做坏事的人，为什么要惩罚所有的人呢！奶奶天天跪在神龛下面失声痛哭。妈妈没有时间哭。当时叫互助组还是别的什么名称，我不记得了，反正是集体的意思。妈妈请很多男人和女人给我们家挑土筑堤。自己也跟着一起挑。还没筑到一半大水又冲来了。九次大水，妈妈多次想到这个难关过不去了，不想活了。风趣幽默的爷爷变成了哑巴。爷爷和奶奶白天黑夜盯着妈妈的举动，生怕家庭的顶梁柱寻死路。等到九次大水发完了，妈妈垮成半死不活的痨病样了。奶奶求神拜佛，爷爷寻医问药，好长时间才把妈妈救转来。本来请人是要付工钱的。可是拿什么付？请人家吃顿饭都请不起了。所以爷爷说“天下农民是一家啊！”这些事情我当然不明白，那年我才六岁。后来我听说，大水冲垮了河堤，也不能算是我家的私事。只不过我家的稻田恰好在那段河堤下面，看起来好像那垮掉的堤是我们家的。用爷爷的话说，大家还是帮了我们家的忙。
九场大水的第二年我七岁了。我天天心馋眼热地看着戴着红领巾走在我家门前石板路上的学生，在家里闹着哭着要上学。爷爷已经衰老得走路都要拄拐棍了。三个大人一致认为我们家单门独姓的，叫我再过一年满了八岁才报名。为了说服我，爷爷说我七岁只有人家六岁的高，怕同学欺负我。奶奶就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个陌生孩子。盯了好久才说：“你说我余宝像爹爹还是像妈妈？要是像妈妈应该不会矮，起码长五尺高。要是像爹爹就怕长不高哟。”爹爹回来的时候我听见邻居说过他比妈妈矮。爹爹就绷着脸说男人经量不经看，女人经看不经量。他叫妈妈过来跟他比给邻居看。比的结果是他比妈妈高一点点，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妈妈说我的脸像我爹爹。爷爷说：“高点矮点倒不要紧，就是要有本领。我余宝从小就灵性得很，长大了肯定比他爹爹强啰。”既然三个大人都不同意我今年报名读书，我也没办法，只有等明年了。我对爷爷说：“爷爷，我去报名读书，不报‘余宝’报‘世荣’好吗？”三个大人都看着我。爷爷咧着嘴笑：“爷爷取的名字不好听啊？”我已经懂得不要让爷爷伤心难受了。我说：“爷爷取的名字好听。不过听着好像我总是小宝宝的样。”一家人都笑了。爷爷就说：“本来你是世字辈，世荣这个名字不是给人叫的。是以后爷爷和奶奶死了，写到墓碑上的。不过如今解放了，新社会了，你要报这个名字也要得。不过你读书了爷爷还要叫你余宝噢。”我连连点头。
就在一家人确定了我明年报名读书之后不久，爷爷就去世了。他去得很安详，一点痛苦都没有。奶奶说，他要是哪里有痛痒，哪怕轻轻哼一声她都能听见的。爷爷自从拄上了拐棍，就不再早睡早起了，早晨要奶奶喊他起来吃饭。那天早晨奶奶叫我喊爷爷起来吃饭。我喊了两声爷爷没有应答，我告诉奶奶爷爷还要睡一会。后来奶奶又到房里去喊，发现爷爷死了。竟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辰死的。他死后身体倒挺直了。这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爷爷知道那么多的事情，好像也没有想到呢。我告诉奶奶，爷爷最后带我捡地耳子那天说过他快要死了。奶奶说，爷爷也对她说过这话。还说要是每天有半升米给他吃，他还不会死。奶奶就伤心地哭了。妈妈也哭。奶奶就止住哭，对妈妈说：“俊嫂你哪有时间哭哦。你要出去报信了。先报近边的邻居，要邻居拢来才抬得出啊。邻居来了你就去七树坪给寅俊拍电报。拍了电报就去水西殿。”报丧本来是男人的事，头上戴着白纸，“见小都要拜”，把邻居和亲人拜拢来。可是我爹爹远在兴化，还不知道爷爷的死讯，就只能由我妈妈做男人的事情，替爹爹行孝了。
爷爷去世的时候我七岁。我好像没哭。要是哭了也是跟着妈妈哭。我还不懂生离死别的含义。我后来长大些了，倒常常为爷爷伤心。时间长了，我脑海里爷爷的音容反而比从前更加清晰。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爷爷出殡的时候举的是田家的大旗。四面红色的三角形大旗，上面都有一个大大的白“田”字。按理说我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是我当时确实很不解还很愤怒。觉得那个“田”字特别刺眼。我觉得应该举“季”字大旗。如果我们季家没有大旗，就不要举。我不知道爹爹是怎么想的。我也想起了爷爷说的“天下农民是一家”。但是这句话消除不了我对于那四面旗子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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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童年玩伴A
A
我在五岁以前很少一个人去花屋里玩，总是由爷爷或奶奶带着。梓玉公祠紧挨着我家，我就经常下去玩。梓玉公祠有三个和我玩得来的。田子福比我大两岁多，瘦瘦的。他爹爹是国民党军队的团长。在衡宝战役中被俘，一直关在监狱里，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邻居们传说他很多的故事，说他枪法怎么准，百步穿杨；武功怎么厉害，两丈高的墙壁不要起步纵身就飞过去了；更神奇的是他那“一碗水”，无论你的骨头摔断了还是摔碎了，他不用仔细看，端一碗凉水喝上一口，对着你的痛处“噗”的一喷就好了。……总而言之是个特别神秘的人物。他爹爹的名字有个元字，我叫他妈妈“元娘”。由于我家是外姓，称呼邻居不是按辈分而是按年龄。以男人为准，年龄和我爷爷同辈的叫某爷爷某奶奶；和我爹爹同辈的，比我爹爹大的叫某伯某娘，比我爹爹小的叫某叔某婶。元娘也是个琢磨不透的女人。她比我妈妈大十来岁。她的相貌还算端正，就是上嘴唇有几条明显的皱纹，就显得老相。她自己说她的皱纹是饿纹，注定后半世要饿肚子。后来因为这句话，开社员大会的时候她多次被勒令跪在台上。干部指着她说，她这是仇恨新社会，对现实不满。元娘对人好起来亲热得很，粘着你说话，一说就是大半天。跟人吵起架来就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凶得不得了。据说她读过两年书的。她骂人不是光用嘴，她右手拿菜刀左手拿木棒或木板，剁一刀骂一句，从清早骂到天黑喉咙不会嘶哑。奇怪的是她对我妈妈这么个从来不会骂人的人倒好象有点敬重甚至畏惧。她经常拿着硬纸片请我妈妈给她剪鞋样，裁衣服。她很少说她男人，偶尔说起，就说“那死鬼”。大家都说她男人是反动军阀，坏分子。我在她家里玩得最多，有时候玩到夜深，我家大人也不着急，他们知道田子福会点燃竹片或松枝送我回家的。
田子福很聪明也很能干。在稻田边抓泥鳅，往往我一条还没抓到，他抓了几条了。他教我“技术”：抓黄鳝要快要猛，抓泥鳅要慢要轻。他有一个网小鱼和虾子的捞子。我和他抓到泥鳅了或是捞到虾子了或是捡到田螺了，就到他家里煮了吃。从来不要放油的，有盐就行，吃得津津有味。他有时候还能打到老鼠，也剥了皮煮了吃。他比我胆大，还带我去邻居家的菜地里偷黄瓜和豆角，不要煮，摘到就生吃。我很害怕，回到家里不敢告诉大人，因为爷爷和奶奶总是说“饿死不为盗”，偷东西是最可耻的，偷摘还没长大的瓜菜就不光是可耻，还要遭雷打。田子福还会做“电话机”。他把青蛙的皮剥下来，蒙在两个小竹筒的一端。晾干后，偷了他妈妈缝衣服的细线，从青蛙皮的中间穿过去。两个人各拿一个竹筒，把细线拉直。一个用嘴对着竹筒轻轻地说“电话”，声音从细线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对方把耳朵贴在竹筒上面听“电话”。我跟他打“电话”一打就是半天，乐此不疲。别的小孩借他的“电话机”就不能白借，得给他零食吃。
田子福还告诉我一些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趣事。他肯定地说我妈妈说我是她从树上把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