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网友问我，几个月之前聊天的时候还说对拍电影不感兴趣，怎么现在已经拍完了？这种事情此一时，彼一时，原来觉得电影离我很遥远，他们说要我拍的时候，我就想着可以试一试，正好手头上的事情也不多。尤其是今年，整个周围环境的变化还是挺剧烈的，像大限、宏观调控、农民耕地冻结、银行要涨利息等等，人在周围环境变动较多的时候，反而需要更加安静一点。拍电影，实际上也是让我能跳出圈子去看一看，保持安静的一种方式，让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不要有太多的想法，也不要有太多的动作。
决定拍《阿司匹林》基本上没什么波折。有一天我在开会，洪晃给我发来短信，问我有一部戏，里面有个“海归”的角色演不演？我回家后就和张欣商量，她说：“你一个纯种的‘土鳖’还敢演‘海归’？”我想也是，可后来见了导演。导演跟我说，虽然我不是“海归”，但我夫人是“海归”，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吧，至少我是最理解“海归”的人。加上我本身多少也有那么一点气质，所以最后决定接这部戏。
在拍电影之前，一直都是看电影，小的时候，家里没有电视，特别是没有互联网的时候，电影对我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尤其是在偏僻的小山村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地道战》、《卖花姑娘》、《地雷战》这些电影。都是露天电影，用大机器每个村轮流放。1969年之后我们村里装上了喇叭，只要喇叭一喊“今天要放电影了”，大家晚上就都跑过去看。有好多村子没有装喇叭，就靠口传，很快一村一村的人都传到了。
那时村子里基本上大半年甚至一年，一个村子才能放一次电影。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到一个临近的村子看电影，那时候放电影之前要先播放革命歌曲，我们想看电影等不及了，就大喊“别放革命歌曲了”。我们去的那个村子，里面的老农从来不知道看电影可以不用听革命歌曲，他们以为多听一首歌就多占一些便宜，死活不让放，也跟着喊，“再听一首歌，再听一首歌”。
电影对我小时候的影响还是挺深的，那时候人们接触信息不像现在这样多，特别单纯。看完《地道战》、《地雷战》，第二天大家能记下各种各样的台词，而且记得很熟。轮到我演电影的时候，背台词成了一大负担，背了好几天，台词死活也记不住。可能是如今需要记的东西太多了，多就不容易深入。
拍电影，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电影完全是导演一个人的作品，在一个摄制组里面，导演是高度的集中，导演说什么就是什么。剩下灯光、道具、服装、场记、摄像、音响都是配合的，包括演员都是配合的。导演说该笑了，我就赶紧笑；导演说左手举起来，我就赶紧举起来。不像电视访谈里面完全是自己做主的，愿意说什么就是什么。表面上看电影和电视没有区别，实际上区别很大，尤其是直播，直播的时候说5、4、3、2、1，一开机，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了，说的时候你要不断动脑筋，可是拍电影时动脑筋的是导演。
导演和一个企业的领导者相比，导演更集权一些，企业显得更民主一些，执行的力度也不那么紧张。以前一看见导演蓄着大胡子或者说好长时间不收拾，常觉得是装酷吧？这次发现他们拍电影，确实是顾不上刮胡子，也顾不上吃和睡觉，通宵就是通宵。好像老母鸡在孵小鸡，到最后几天，老母鸡死活不出来，不吃也不喝，等孵完小鸡以后老母鸡都是枯瘦如柴，它是在用自己的能量把小鸡孵出来。
《阿司匹林》的导演鄢泼刚从法国回来，比较客气，什么事都跟大家商量，好多演员就说，“你怎么跟副导演似的。”一般导演是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副导演是做说服工作的。
我在剧组里跟导演没有任何矛盾，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可不像论坛，说房地产市场，一会说泡沫了，一会说崩盘了，争论来争论去。片场里没有嚷嚷，也没有你嚷嚷的场合，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气氛也不是让你嚷嚷的气氛。这次拍电影我的另一个体会是拍电影还是要做功课，之前他们给了我一本书，我根本没看，给了一个剧本我也没看。后来发现一定要看剧本，因为只有看完以后，你才能理解每个场景的前后关系，这一点特别关键。不看剧本就不知道故事的情节发展，也不知道导演想要表达什么事情。
很多人问我觉得自己演的好不好，我也不知道自己演的好不好，一头扎到里面去，人家说怎么拍就怎么拍。我觉得他们整体对我的评价还是挺高的，梅婷说：“我都不敢跟记者说你演的比专业演员好，第一说演的比专业演员好，人家专业演员不高兴；第二这个片子是我们拍的，这样说人家觉得我们吹牛；第三好像我拍你马屁似的。所以，我就不敢说了。”
还是等电影出来大家看了以后再评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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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像“处女卖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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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是不是暴利行业”是最近几个月社会上争论的焦点，耗费了大家的许多精力、口舌和媒体的纸张。为什么会起如此大的争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却迟迟没有争出一个结果。我想这场争论没有结果的最重要症结是，大家都是从自己看到的、了解到的比较片面的信息去看待这个事情。的确，作为一个个人和一般的机构很难准确地对房地产进行全面的了解，更不要说去判断房地产行业到底有没有暴利，它的利润又是多少？所以我想，出现这种争论的根本原因是大家都太坚持自己的观点，而没有看到一些基本的、更加全面的数据。
我曾在我的博客上写了一篇文章，谈到有些媒体报道房地产的利润有50％、90％，这是没有根据的，经过我的计算和所有上市公司房地产行业的年报来看，房地产利润不会超过26％。但在前几天又看到一则消息，说我和王石为“房地产有没有暴利”正在激辩。
我有几个月时间没有见到王石了，对他近来的消息，我和大家一样也都是从网上和平面媒体上得到的，知道他最近不是在登山就是在下海。但媒体关于我和王石激辩“房地产有无暴利”的新闻一出来就铺天盖地的，把我这个所谓的新闻中的当事人给搞蒙了。在新闻里王石勇敢地承认房地产行业是暴利行业，而我却认为不是。而且我看到文章里关于我的话，我的观点大部分都是出自我博客上的那篇博客文章。
“房地产是不是暴利？”激起了大家许多复杂的情绪，有人说是暴利，而且这暴利还很高，说要实施价格管制；也有人说不是暴利，甚至是全行业亏损。我想我们判断房地产是不是暴利的依据只有一个基础，就是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报和这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字，否则就无从谈起。
我记得有位经济学家列举了一大堆统计数字说：房地产行业是暴利行业，而且有根有据。我问他：你这数字是从哪来的？他说是自己调查来的。我说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只有回到一个基本点上，就是回到国家统计年报，回到全国经济普查的统计数字上，否则，我们的任何讨论都会变成吵架。而你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凭借你个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和财力去把全国房地产赢利的状况搞清楚。个人或某个机构如果脱离了全国这个庞大的统计系统，只能像瞎子摸象一样，一定不会有一个准确、全面的判断。
其实全国经济普查的公告在去年年底就公布了，在第三号公告上明确地指出2004年末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共万个，就业人员万人，营业收入13315亿元，利润总额亿元，那么全国房地产开发行业的利润率就是％。这就是房地产行业的现状，与之前媒体报道的90％、50％差距是非常大的。
当然，有人看到这样的数据后会说：数字是这样，但最起码从形象上看像是个暴利行业。我想这就更没有道理了，“形象上像暴利行业”——换句话说就是看起来像暴利行业。这种看起来像跟事实可是有很大差距的，也就因为相信这种凭空臆测的“看起来像”，我们可能犯过很多的错误。
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轰动全国的案件，就是“处女卖淫案”。这个姑娘据说因为卖淫罪已经被司法机关拘留起来了，并且要被当作妓女去处理，但最后体检后发现这姑娘还是个处女，闹了天大的笑话。这就是“看起来像”所犯的错误。
我们讨论房地产是不是暴利行业一定要客观，我们讨论问题的基础是国家统计局的年报，和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否则我们就会犯类似“处女卖淫案”的错误，犯“看起来像”的错误。
评论///
mixel
/// 2006/01/17 /// 11：17：34
这个暴利印象应该是来自房地产发展的初期阶段以及某些不良开发商，只要有一两个开发商的不良行为引发重要个案而引起广泛关注的，那大家就印象深刻了。就像“天价住院费”事件，全中国现在都知道医院是怎么回事了。这也非常符合酒店管理的100…1=0的定律。
###虎
/// 2006/01/19 /// 17：33：19
买的人总是说卖的人暴利，卖的人对买的人说要上吊。信谁的？说没暴利，那那么多的有钱人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说有暴利，那为什么那么多做生意的，真正有钱的有几个呢？
其实做哪行都有钱赚，关键是你是否懂经营。经营好了就有暴利获取，经营得不好，你就没钱赚，甚至可能成为真正的“负”翁。
一句话，穷人看哪个行业都是暴利。有钱人买啥都无所谓，他们的口号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在此浪费时间讨论房地产是否是暴利，而是应该抓紧提升自己赚钱（准确地讲是做事）的能力，以期你有机会也能说：买对的还要贵的。还在乎暴利吗？
六个万通人十年再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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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的4月份，万通集团的六个合伙人发生了一次裂变，这次裂变像宇宙大爆炸一样，越变越小，最后终于裂成了碎片，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整体。这一个个的独立体又不断地在裂变，裂变最后的结果就有了从万通分离出来的30多个做房地产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万通”也被称为是房地产界的“黄埔军校”。
十年之后的今天，冯仑邀请这六个“万通”的创始人再一次聚会，地点选在了长安街旁君悦酒店长安一号餐厅。
在这十年中，我们中有的人一次都没有见过面，不能想象他们变成了什么样子。但见面后大家感觉都很亲切，而且大家都很健康，没有想象中臃肿的体形，穿得也都很干净、体面，没有了我们当年在一起尚未成家时的那种对一切都满不在乎，不修边幅的生活方式和感觉。
在这种环境和氛围下，冯仑又回到了原来的领袖地位，总是关照着每一个人的话题，每一个人的心情，让每一个人在这一次难得的聚会中都能够心情舒畅。大家一边在怀旧，一边展望着未来，也总想听听冯仑对未来宏观趋势的高见。
冯仑首先说了，中国未来发展很可能是走新加坡模式：在政治上，是民主法制下的长期一党执政；在经济方面，是国有企业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在文化方面，是新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思想多元化体制。他一说完，马上遭到王功权、易小迪的反对，他们反驳说，中国与新加坡是根本不同的。这种气氛让我感觉像回到了90年代“万通”开董事会的场景，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意见，所有的观点没有一件是大家都一致同意的。
冯仑谈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他用了四句话来总结：一是资本家的工作岗位，没有办法，不小心成了资本家，只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二是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像老派资本家那样的生活对他来说是种受罪，他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随意的、轻松的生活方式。他一总结就成了流氓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不像老派资本家那样把钱看得特别重。这点我与冯仑一起工作多年，深有体会。我想起了他长期穿着的那件红西服，那件红西服是我们在香港时一起买的，他穿了许多年。我问起那件红西服，他说还在，就是破了，不穿了。四是自由文化人的精神向往。
谈完大事情，开始谈微观的，冯仑一般喜欢谈宏观的事情，说最近跟美国人做业务，见的律师比较多。他说见到的律师有三种。第一种是相当于做构架的律师，每小时要收八百美金，不做具体的事情，就是和你侃，搭架子，人脉关系很熟。第二种律师每小时收费四百美金，相当于建筑师，各个专业的事情都要知道一点，才能把构架律师的完美想法去完成。第三种律师每小时两百元美金，是做具体文字工作的，文字非常严谨。我们都一致认为，冯仑现在已经成了法学博士，最适合做的是构架律师，下面两种律师他都不擅长。所以谈到具体的业务，冯仑都是按构架律师的思想去谈的。
他最欣赏两句名言，其一是“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好像是中央电视台的广告。另一句是“思想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所以他在与美国人做一件惊天地的大生意。因为商业上的原因，现在还不能对外公布，以免透露了冯仑的商业机密。
谈到了律师，还谈到了知名度，易小迪插话说最好的律师和最能治病的医生一样，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并说，中国古代名医扁鹊，是能包治百病的医生，当有人夸奖他时，扁鹊说：我不行，其实医术水平最高的是我的父亲。我们家人还没有得病症状的时候，父亲就能发现蛛丝马迹，及时地给我们调理好，所以他的医术再高明，也显现不出来。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只能在我们家族。而哥哥医术水平要比父亲差一些，他能够发现小病并把小病治好，使其变成健康的人，所以他的影响力就要比父亲大，是在整个乡。而自己（扁鹊）把已经得了大病的人再治好，从本质的效果来看，远没有父亲和哥哥的医术好，因为，并没有及时地发现病人身体的不协调，或者病人还处在小病状态时，就把病治好，病人已经经受了许多的痛苦，但自己却名满全国了。易小迪说，真正的高手、律师并不是名气大的，名气有的时候和他的能力不一定成正比。
易小迪接着谈了许多思想的重要性，说什么东西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思想，最宝贵的也是思想。王功权很不服气地说：我在投资基金干了这么多年，有几条原则，如果符合这几条原则，符合这几个结论的就投，不符合这个结论的就不投，像你这种闭着眼睛斗法的做法，国外的投资者是不能接受的。易小迪反驳说：逻辑的思维是对的，但只能在一定范围之内，超出这个范围就不管用了。
大家天南地北地谈，我在旁边没怎么说话，但仔细想，好在是大家都分家了，要再合在一起开董事会的话，恐怕永远形不成结论，不知道要耽误多少事。
王功权接着说上海下一步发展会如何有前途。易小迪说：发展最有前途的地区是有思想、有创意的地区，没思想、没创意的城市只会沦为一个加工的基地，“依正和，依奇胜”，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