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房地产有各种的排行榜，风云人物、创新、影响力、推动力、操盘手等等，十大、五十强、百杰、名盘、名人、名企……但是中国房地产还差最后一个排行榜、一个真正衡量对社会贡献的榜——税收排行榜。
我不赞成城市建设中分穷人区和富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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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总：您好！
在新浪网上看到了你关于在新城市建设中要把穷人区、富人区分开的观点，也看到有许多网友们参加了讨论，我认为这样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它关系到未来我们城市发展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关系到未来城市中每个人生活得是不是便捷、舒适。
今天上午，我在新浪网上看到，你的观点得到了45％的支持，42％的反对，还有一部分观点不明确。同时，新浪网还把我的一篇博客文章《世界上还有亿人晚上饿着肚子睡觉》放到了支持你的观点这一栏中。其实在这篇文章里，我并没有呼应你提出的观点，更没有对你的观点表示支持或者反对，但对于你提出的问题，我还是有一些想法，我一直以来都是很不赞成在新的城市规划中做功能分区，把穷人区和富人区分开这些观点的。
中国古代的城市面积都很小，人们在这座城市中生活，大部分都可以自给自足，对外界的依赖要比今天少得多，所以就有了北京城里“东富西贵”、“南贫北贱”的说法。解放后，北京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还是依据《雅典宪章》，把城市按照功能进行分区，参考的样板是英国大伦敦地区和莫斯科的城市规划。但从今天的现状来看，这两个被参考的样板也都走了弯路，犯了错误。
前不久，我们公司请来了伦敦市市长的规划顾问Richard Burdett。他说，伦敦正在检讨他们当年按功能分区规划城市所犯的错误，现在正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补救这种错误。其中一项措施就是修一条地铁，贯穿泰晤士河五次，把历史上形成的不同的功能区：穷人区、富人区、商业区、工业区通过地铁更好地融合起来，只有把不同的功能融合起来，不同阶层的人融合起来，才能解决目前大城市遇到的最大困难——交通拥挤的问题。我偶然在一份资料上看到，北京解放初期的规划学习的样板正是伦敦和莫斯科，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划发展，几十年之后，我们遇到的问题将和现在伦敦遇到的问题一样：交通拥挤。
几年前，也有房地产发展商提出他们建的是富人区，我想，这可能只是房地产发展商为了吸引客户打出来的广告而已，如果真正按这种指导思想去建设城市，一定会重复几十年前的错误，会让未来的交通更加拥挤。当我对这些房地产发展商提出我不同意这些观点的理由时，他们反问我说：“你愿意穷人家的小孩划你的奔驰车吗？”我告诉他们说，我从来没有宝马、奔驰。他们认为只有把富人和穷人分开，这样社会才能安全，才能和谐。我是反对这种观点的。我甚至认为，任何社区都不能有围墙，因为社区就是城市的一部分，不能人为地把社区活生生地从这个有机体中割裂开来。而社区中大量的围墙就阻断了城市交通，让这个城市不方便，没有效率，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是社区的围墙使城市交通量剧烈增加。
也有人说，只有封闭的小区是安全的。正好相反，这样的小区反而是不安全的。虽然看起来整天有大量的保安、钢盔、警棒在维护安全，戒备森严，但再严密总会有疏漏的地方，而且从发案的情况来看，有相当一部分是监守自盗。而对一个开放的社区，全社会的人和无数双眼睛都在保护着你，监督着小偷，反而不利于小偷作案。
也有人说，把富人和穷人分开，社会就会和谐，因为穷人和富人的素质不一样。这种观点我也不认同，我也不认为这样的社会会和谐。中国个人财富增长的历史实际上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才开始的，说得更近一点，应该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才开始的。在此前，农民关心的是把自己的地种好，打下的粮食够下一年吃；城市的人更关心的是工资和奖金，工资和奖金也就是基本的生活费。在此之前，大家的财富都差不了多少，今天有一些人的财富多了，是因为他们的机会好、年轻，赶上了好时候。有一些人个人财富少一些，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机会不好；也有可能是产业升级把他所从事的行业淘汰了；或者是碰到困难，得了病；再或者是年纪大了；也有可能是正在成长、求学。在今天的社会，没有钱的人，只要努力，明天就有可能会变成有钱的人，财富多的人；而今天有财富的人，也有可能因为市场经济的经验不足，明天就会变成没钱的人，变成穷人。所以按照财富的多少来评判人的素质高低是不对的。
社会不和谐的最大根源就是贫富悬殊。当然，这种贫富的悬殊并不是房地产发展商盖房子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们要划分穷人区和富人区造成的，但是，如果作为房地产发展商在建房的过程中一定要把穷人区和富人区分开，就会增加这种不和谐。美国有位作家总结了美国上百年城市发展的历史，写了一本书叫《美国伟大城市的生和死》，这本书是西方城市规划的经典著作。他在书中总结出一个有生命力的，生机勃勃的城市应该有四个特征，其中有一条就是：城市功能一定要融合。
我们在开发SOHO现代城的社区时，尝试着把居住和办公楼融合；在开发建外SOHO时，我们让整个区域和城市融合，让建外SOHO成为北京城市的一部分，建外SOHO没有任何的围墙。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些尝试是成功的。
也许以前，我们并不能想象，今天我们可以如此方便地到任何一个国家去，人类的技术，甚至达到可以登到月球上去了。但在同一个城市，却高墙林立，保安森严，一些人永远无法进入到那些被标榜的富人区里去。美国在历史上也曾经实施过像我们国家实施的建经济适用房来解决穷人的住房问题的政策，但最后发现这样的结果出现了好多社会问题，这些区域渐渐变成了贫民窟，成为了政府的一大负担，所以美国政府对穷人住房的补贴，从补砖头开始改成了补人头。有一些穷人，低收入的人，他（她）的工作地点可能就在高收入人群的区域，家庭，如清洁工、司机、家庭教师等等，如果让这些人住在城市的一端，而工作的地点在城市的另一端，每天来回上班，在路上要浪费多少时间？又要给这城市增加多少的交通压力和空气的污染？
有人说，穷人和穷人生活在一起就没有矛盾，富人和富人生活在一起也没有矛盾。事实正好相反，穷人和穷人生活在一起，矛盾更大。因为他们相互之间很难提供就业的机会，如果长期穷人和富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区域，他们就会缺乏了解，一旦缺乏了解就会产生偏见，而偏见正是社会不和谐的本质。在旧的城市中，总是按旧的指导思想来指导建设，所以总是按不同的信仰、收入、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去划分，这些划分常常就是偏见造成的，结果是给人们带来的是不便、冷漠、虚荣心，甚至冲突。
总结过去城市发展的经验，现在文明的思想就是要消除不同种族、不同收入、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的偏见，要有“人类一家”的思想，这样人们才能够互相理解、和平共处。
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中，我们要建新的城市，所以我们要用更文明的指导思想，而不是抱着过去已经给我们造成许多困难的旧观点、旧思想不放。去年我曾写了一篇博客叫《杂碎与牛排》，也提到了这样的想法和观点。
这只是我个人对你提出的关于穷人区、富人区观点的一些想法，写出来与任总和大家一起讨论。
潘石屹
二00六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四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关于穷人区富人区的讨论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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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总：您好！
我写了《我不赞成新城市的建设中分穷人区和富人区》这篇博客后，有三天时间没有写博客，也没有上网，这是我在新浪开博客以来的第一次。以前我总是每天上网，每天写博客。这次，我的确感到自己知识和经验的贫乏，就像你回信中说的——“无知”，但这种“无知”不是相对于你，而是相对于城市建设这个丰富的话题和我们城市中包罗万象的现象。城市建设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穷人区、富人区这个话题的讨论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城市的发展，对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很有意义。我更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吸引社会各个方面的人都来参与，发表意见，尤其是希望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社会学方面的专家和政府的行政管理人员都参与到讨论中来。
在网上写作，最没有创造力、最受人批评的方式是“Ctrl＋C”、“Ctrl＋V”的方式。但在我今天的知识和经验远远不足于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不得不采用这种“Ctrl＋C”、“Ctrl＋V”的方式。以下是一位今年已经80岁的加拿大老人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和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所说的一些话：
“请看看我们当初花几十亿建了些什么：低收入的住宅区成了少年犯罪、蓄意破坏和普遍社会失望情绪的中心，这些住宅区原本是要取代贫民区，但现在这里的情况却比贫民区还要严重。”
“这不是城市的建设，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这些'成就'比他们可怜兮兮的表面假象还要寒碜。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规划行为应对周围地区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典型的情况是，这些被肢解的地区生发出快速增长的恶性肿瘤。为了以这样的规划方式来给人们提供住宅，价格标签被贴在不同的人群身上，每一个按照价格被分离出来的人群生活在对周边城市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对峙中。”
“完整的社区被分割开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做法的结果是，收获了诸多的怀疑、怨恨和绝望。”
这是简对美国低收入住宅区的描述，我担心很可能不幸成为我们实施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未来几十年之后状况的描述。
简在这本书上还举了一个“波士顿北端”的例子，这个“波士顿北端”是历史形成的老城区，一直延伸到河北的重工业区，并被官方认定是波士顿最破败的贫民区，是这座城市的耻辱。也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规划系、建筑系的学生经常做作业的对象。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常常在纸面上把它描述成有超级的街道，规规整整，温文尔雅理想的社区，但虽然多次被大家理想化地来描述，但这个老城区一直没有被改造。简给一位政府负责规划的官员打电话，那位官员说：“那是城里最糟糕的贫民区，我讨厌承认它是波士顿的地方。”又给银行打电话，问愿不愿意给波士顿北边提供新的贷款，银行家告诉他：“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是贫民区。”
但有意思的是，这里的街道上却洋溢着各种活泼、友好、健康的气氛，这是在波士顿许多地区看不到的。从政府的统计来看，这里的死亡率是每千人，美国城市的平均死亡率是，肺结核的死亡率也很低，少于每千人1人，甚至比布鲁克林还要低。
前天下午的一个聚会上，我遇到了加拿大的建筑师周·卡特（Joe Carter），我知道他是研究城市规划问题的专家，他夫人何红雨是清华大学建筑专业的博士。我当时满脑子是穷人区、富人区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一见到他，赶紧问他穷人和富人到底应不应该住在一起。他随手就给我一篇文章，题目是《互惠与城市》，我看了后，觉得写得很好。我征求他的意见说这篇文章能不能写到我的博客上，他说没有问题，如果需要，他可以再给我发来电子文本，免得我打字了。他又给了我一大本他打出来的书稿。他说，看了以后可能会对我提的问题有所帮助。
感谢之余，摘录周·卡特《互惠与城市》中的几段与大家共享：
“有人问孔子，什么是教育。孔子说：如果不得不用一个词来总结教育的话，那就是互惠。”
“周尝试着将这样的原则运用到他的设计并探讨它们的现实意义。为了实践互惠、合作和互助，就需要相互信任，需要了解各自的需求和资源，并且易于相互接近。”
“可接近的概念也是适用于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可以接近世界上每一个文明所提供的财富和文化多样性，就更能够实现互惠、互助和合作。现在我们可以用构建‘天下一家’和谐世界秩序的理念来集体继承这遗产。”
“与在人类的生物学生活和其环境中的基因库所扮演的角色很类似，几千年来所实现的文化多样性的巨大财富对于正在经历集体性成长的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代表了一种必须在全球文明中孕育果实的遗产。一方面，文化表现需要被保护免受当前肆虐的令人窒息的物质主义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必须在不断变化的文明模式中互动。”
“如同生态学中的协同作用所隐喻的，社会、经济、技术、知识和精神生活都是相互依赖的，在任何领域缺乏多样性都会伤害整体的进步。我们需要探寻安全地、便捷地、优雅地接近多样性的途径。”
周·卡特最后告诉我，现代建筑的大师鼻祖勒·柯布西耶曾经设想，城市做高层建筑，高收入的人住在低层，低收入的人住在高层。
这几天，越是看有关城市规划对富人区和穷人区的研究，越感到心惊肉跳，我们现在是不是重复别人几十年前所犯的错误，可能有些错误犯得更大，更明显，这将会影响我们今后许多代人。也许我们的国情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不能盲目地借鉴美国的经验，但我们城市发展正确的道路又是什么？
我曾记得去年任总出钱资助过一种“植物多样性”研究的课题，在大自然中人为地种一种植物，这些植物很容易死亡、退化，如果各种植物混合在一起种植，就会互为营养，互为平衡，植物就会健康地成长。北京前些年在马路边种了清一色的白杨树，每年到夏末秋初，这些白杨树的叶子就会发黄，需要用飞机喷药，我想这肯定与品种太单一有关。北京也曾大面积引进过一种冬天还能发绿的国外过冬草，但没有几年时间这些过冬草全都退化了，死得也差不多了。
我们的城市何尝不是如此？大自然中要有参天大树，也应该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无名小草，也正是有了这些无名小草，才维持着植物多样性的平衡与和谐。
穷人区和富人区到底是不是应该分开？我们讨论的目的不是要誓死捍卫我们个人的观点，把自己的观点像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去保护，那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讨论的过程也是探究真理的过程，也同时发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无知和别人观点中的正确的值得借鉴的成分。我想穷人区富人区的讨论更应该是如此。
任总在给我的回信中提到了我们开发的项目，认为我们是挂羊头卖狗肉。“SOHO现代城”是我们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