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鬼与人间》完本全集阅读-第3部分-人文书库

　　

聊斋是怎样写出来的？
蒲松龄总考不上举人，跟他爱写小说有很大关系。蒲松龄是淄川人，淄川离齐国故都临淄数十里，是齐文化的发祥地。从古到今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淄川县东南有座小山，叫黉山，汉代大儒郑康成曾经在黉山上开过书院。黉山山后有个梓橦洞，鬼谷子曾经在梓橦洞讲学，听讲者何人？有苏秦、张仪。苏秦、张仪下山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合纵连横、逐鹿中原就开始了。淄川南部有个不高的山叫“夹谷台”，孔夫子担任鲁国司寇时，曾经陪着鲁定公到夹谷台跟齐侯相会……各种美丽的传说影响了蒲松龄。蒲松龄从小喜欢天马行空的作品，《庄子》、《列子》、《李太白集》、《游侠列传》。他酷爱小说。蒲松龄青少年时代是明末清初。此时，天崩地裂、改朝换代，发生了很多新奇事，引发了他写小说的热情。我认为，蒲松龄25岁时《聊斋志异》写作就开始了。这个推论是从他的朋友张笃庆的诗得出的。张笃庆说，蒲松龄“自是神仙人不识”，“司空博物本风流”。司空就是东晋时的司空张华，博物就是张华的《博物志》。张笃庆用晋代写过《博物志》的志怪小说家张华比喻蒲松龄，说明蒲松龄已开始写志怪小说了。张笃庆认为这不利于科举，该放弃，“聊斋且莫竞谈空”。但蒲松龄没接受朋友的劝告，他选择了写《聊斋志异》。天才总要表现自己；天才也总能找到表现自己的形式。我们要感谢蒲松龄这个似乎不识时务的选择，他的选择给世界文学留下了一部盖世奇书。
　　选择写小说，对蒲松龄来说，是掉进无底深渊。他得一边做私塾先生，维持全家的生活，一边继续参加科举考试，见缝插针写小说。那时，写小说非但拿不到稿费，连写小说的稿纸都得从嘴里省。蒲松龄冬天穿个破棉袄，手冻得笔都拿不住，脚像是给猫咬了，砚台里磨的墨水都结冰了，还是着了迷似的写。不管听到什么新鲜事，马上写。蒲松龄30岁时有过一生中唯一一次南游，到同乡进士孙蕙任上做幕宾。南游期间走到沂州时遇到下雨，住在旅店休息，一个叫刘子敬的读书人拿出《桑生传》给他看。书中写的是一个狐女、一个鬼女跟一个书生恋爱，最后双美共一夫。蒲松龄被书中故事吸引住了，他把《桑生传》改写成聊斋名篇《莲香》。
　　蒲松龄南游期间有两句很有名的诗：“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垒愁。”把所见所闻写成“鬼狐史”。鬼狐向来是中国小说的重要内容，但“鬼狐史”不是单纯的鬼狐故事，而是以鬼狐写人生，以鬼狐寄托块垒愁。所谓“块垒愁”是忧国忧民之愁，是屈原、司马迁那样上下求索、报国无门的愁。蒲松龄既想青云直上，又喜欢写小说，二者是矛盾的。蒲松龄的东家孙蕙注意到蒲松龄写小说影响求取功名，劝他说：老兄绝顶聪明，只要“敛才攻苦”，就能在科举上获得成功。所谓“敛才”就是收敛写志怪小说的才能，把精力集中到攻读圣贤书上。蒲松龄没有接受孙蕙的劝告，继续在穷困潦倒全家食粥的情况下，坚持写作。
　　关于《聊斋志异》，有两个传得很广的说法：一个是，蒲松龄在柳泉摆茶摊，请人喝茶讲故事，回到家加工，写成《聊斋志异》。另一个是，“聊斋”是聊天之斋。蒲松龄摆茶摊从未见于蒲松龄后人和朋友记载，这个说法来自《三借庐笔谈》，鲁迅先生早就认为不可靠。蒲松龄说：“我为糊口耘人田。”他一直在富贵人家坐馆，哪有空闲到柳泉摆茶摊听故事？不过，蒲松龄在求生存的同时，把写小说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他总是有意识地向朋友收集小说素材。这就是他在《聊斋自志》中所说的：“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至于说“聊斋”就是聊天之斋，也太表浅了。“聊”有“姑且”之意，“聊斋”跟屈原《离骚》叩天门不开“聊逍遥以相羊”有关，跟陶渊明辞官归乡“聊乘化以归尽”有关。“聊斋”含有作者鹏飞无望，聊以著书，聊以名志的意思。
　　大文学家王士祯对《聊斋志异》的赏识算得上蒲松龄人生的重要事件。王士祯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人，官做到刑部尚书。他创立“神韵说”，是清初一代文宗。王士祯丁忧期间到西铺探望从姑母毕际有的夫人，和蒲松龄相识。这时，王士祯正在写作笔记小说《池北偶谈》。他对《聊斋志异》很感兴趣，大加赞赏。他向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写下36条评语，说《张诚》是“一本绝妙传奇”，说《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他还写下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首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趣味性，用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说出《聊斋志异》的底蕴。蒲松龄写小说受到孙蕙、张笃庆等朋友的劝阻，却在一位台阁大臣那儿得到赏识，他非常激动，有一种“春风披拂冻云开”，“青眼忽逢涕欲来”的感觉，他以王士祯的私附门墙的弟子自居，真诚地希望王士祯能给《聊斋志异》写序。王士祯答应可以考虑，但最终没有写。这可以理解，台阁重臣给穷秀才的“鬼狐史”写序，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有趣的是，历史常跟人们开玩笑，当年蒲松龄希望通过王士祯写序提高《聊斋志异》知名度，现在《渔洋山人精华录》煌煌巨著里知名度非常高的诗歌，竟然就是这首《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历史常跟人开玩笑，你明明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样的结果恐怕是王渔洋和蒲松龄都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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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墓被掘所见（1）
我关注并调查蒲松龄墓在“文革”中被掘的情况，是想通过墓葬搞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
　　蒲松龄18岁时奉父母之命和刘氏成亲。刘氏荆钗布裙，少言寡语，讲究实际。蒲松龄和她是柴米夫妻、贫贱夫妻，不是神仙眷侣、浪漫情人。这一点，蒲松龄的《述刘氏行实》写得非常清楚。
　　奇怪的是，聊斋爱情却种类繁多、描写细腻。能把爱情写得如此多样、如此动人、如此出神入化，总该有作家亲身的爱情经历在内吧？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蒲松龄第二夫人”之争。
　　1980年田泽长教授发表的《蒲松龄和陈淑卿》一文根据《蒲松龄文集》的《陈淑卿小像题辞》提出：这篇骈文写的陈淑卿是蒲松龄的情人。蒲松龄22岁时逃避“于七之乱”，在一个古老山村跟年仅十六七岁的陈淑卿相遇、相爱，结为夫妻。半年后回家，他们不合法的婚姻受到父母阻挠，陈淑卿被迫离开蒲松龄。蒲松龄30岁到江南宝应县做幕宾，借南游的机会跟陈淑卿共同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生育了子女。“可怜乐极哀生”，蒲松龄的幕宾生活一年就结束了，陈淑卿也因病与世长辞，给蒲松龄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田教授的论述似乎很有道理。《陈淑卿小像题辞》情辞并茂，文章作者跟陈淑卿理应是爱侣，他们的曲折爱情也颇像某些聊斋故事。但问题是：这篇文章是蒲松龄“夫子自道”还是给他人代笔？当年蒲松龄做私塾先生时，经常替东家捉刀代笔。因家庭困难，蒲松龄还卖文为活，因这类文章写得太多，蒲松龄专门写了篇《戒应酬文》。上世纪50年代，《蒲松龄集》的整理者把这类应酬文章，都收到《蒲松龄文集》里。许多以第一人称写的文章，所表达的感情，并不属于蒲松龄，而属于请他代笔者。《陈淑卿小像题辞》开头有“射雀之客，旧本琅琊”八个字，“射雀之客”是对女婿的代称，而“琅琊”是书圣王羲之后人的自称，这说明陈淑卿的情人姓王，蒲松龄三十几岁时恰好在王家坐馆，《陈淑卿小像题辞》显然是代笔之作。
　　既然陈淑卿不是蒲松龄的第二夫人，蒲松龄会不会有另一位“第二夫人”？我考察过蒲松龄校定的蒲氏家谱，蒲松龄兄弟四人，家谱没明写哪个儿子庶出，但蒲松龄父亲小妾的姓氏写进了家谱，当然她肯定会在祖坟和蒲松龄的父亲合葬。如果蒲松龄有个可能影响到他感情生活和创作生涯的“第二夫人”，她也理应葬进蒲氏祖坟。我认为，弄清蒲松龄墓有两具还是三具骸骨，是弄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的最可靠办法。这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考古发掘的问题了，接常理不可能。但蒲松龄是个意外：他的墓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挖开过。
　　于是，1980年9月中旬，在学术界对“蒲松龄第二夫人”展开争论时，我单独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就“文革”中蒲松龄墓被掘一事，在蒲家庄走访了蒲松龄几位嫡孙，他们介绍：
　　“我们家族有规定，长支存三老祖（蒲松龄）的书，侧支存字画，世世相因，不得外传，某某手里就存过很多俚曲和诗词手稿。”
　　“我娘手里就有过三老祖写的八帖。”
　　“某某存过聊斋外编二十四种。”
　　我听了忙问：“这些东西现在哪儿？”
　　“造反派烧了！”他们描绘造反派在蒲家庄清剿“四旧”的情景：
　　村头设岗，杜绝出入，淄川中学的造反派头儿命队长去买来大字报纸，然后，写大字报宣布队长下台，造反派领导一切！此后，翻箱倒柜抄“四旧”，将蒲松龄后裔珍藏两百多年的蒲松龄手稿、字帖，抄本，一一投入烈火。火光中飞出片片墨蝶，在空中飞舞……蒲家庄在兵燹战火中幸存的文物洗劫一空。只有一个例外：蒲松龄故居。当时，有位教师说；这里烧不烧？按说算文物呢，请示一下上级吧。上级又请示上级，一级一级请示上去，谁也不敢说该烧，谁也不说不该烧。“十年浩劫”，蒲松龄纪念馆竟然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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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墓被掘所见（2）
当聊斋遗墨化为墨蝶在蒲家庄上空翻飞时，造反派要向“封建僵尸”兴师问罪了。有人想到世界文豪的墓中发财。红卫兵决定对蒲松龄墓采取行动。
　　蒲松龄在世时，清王朝发生过几桩大文字狱。康熙二年结案的“明史之狱”，康熙五十二年结案的“南山集之狱”，著书者被戮尸，三家五服内男女老少以及校印、买卖书者，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蒲松龄写“官虎吏狼”，却逃脱了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万幸。
　　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相比，清代文字狱就小巫见大巫了。1966年秋，长眠了251年之久的蒲松龄遭到了与“明史之狱”相同的命运。
　　蒲松龄墓坐落在蒲家庄东南一里许的小丘上，墓前石碑上镌刻了张元撰写的墓表，碑阴镌以蒲松龄夫妇的生卒年月、蒲松龄生平著述、祭祀儿孙名录。碑前矗立着山东省人民政府建的碑亭。红卫兵到了蒲松龄墓前，先挥舞小红书，祷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背诵“你不打他就不倒”，然后掘开蒲松龄的墓穴，向倒了251年的“老封建”冲锋。
　　长眠地下二百五十多年的蒲松龄受到亵渎。
　　蒲松龄后人对蒲松龄墓被掘情况的描述有两点引起我特别关注：
　　第一，掘墓者确实把蒲松龄遗体挖出来了，那么，墓里是两具遗骨，即蒲松龄夫妇遗骨？还是三具遗骨，即蒲松龄夫妇及“第二夫人”？
　　第二，蒲松龄头下枕着一部书。这是部什么书？是《聊斋志异》又一手稿，还是传说的“蒲松龄写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
　　听到蒲松龄后人对“文革”掘墓的描述后，我对当年蒲松龄墓被掘的情况极感兴趣，1980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在蒲松龄纪念馆把当年掘墓的红卫兵头头请来了。这“独家访谈”是在蒲松龄纪念馆长鲁童陪伴下进行的。多年来鲁馆长及其继任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很大帮助。
　　在疯狂年代做出掘世界文豪墓的疯狂事的人，当然不想向任何人承认或再提这件事，我能请到掘蒲松龄墓的红卫兵头头，完全靠鲁童馆长在当地的威望。据我所知，这位红卫兵头头在跟我谈话前后，从没跟任何人谈过当年掘蒲松龄墓的情况。因此，我的访谈绝对是独家访谈。
　　那是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特殊访谈。在蒲松龄写鬼写狐的聊斋，在深秋黑咕隆咚的夜晚，谈一个鬼气森森的话题，一个我非常感兴趣、却令对方非常尴尬的话题——掘蒲松龄墓的亲历亲见亲闻！
　　红卫兵头头非常紧张，我先向其说明：我不是公安局的，也不是“清查办”的，是普通的大学教师，在考察蒲松龄生平，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我能对你有啥帮助？”红卫兵头头嗫嚅着。
　　“你是当代见过蒲松龄的不多的几位。”我这样说了后，马上觉得不合适，这似乎带点儿讽刺意味。干脆实话实说，“我想向你了解蒲松龄墓的情况。”接着，我问红卫兵，你们掘开蒲松龄的墓时，有什么感想？
　　红卫兵说：“没想到蒲松龄的墓那个熊样。”
　　“熊样”是淄川土话，意思是：太差，太不可思议，太不可能。
　　我问：“到底啥样？”
　　红卫兵说：墓里没有豪华讲究的棺木，也没有值钱的陪葬品，墓穴都不是砖砌的，只是用廉价的三合土夯实。蒲松龄身上一点金珠玉器也没有！
　　开头，掘墓的红卫兵都不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寒酸，这么简陋，能是一个大作家的墓？可是墓里出土的四枚图章，像板上钉钉，确指了墓主身份：“蒲氏松龄”、“留仙松龄”、“留仙”、“柳树泉水图”。
　　其实，我对这四枚图章非常熟悉，因为，鲁童馆长曾把这四枚图章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给我看。这四枚图章是国家一级文物。
　　我问红卫兵：四枚图章是你们掘出来的，它怎么到了蒲松龄纪念馆？
　　红卫兵回答：掘墓后第二天，蒲松龄纪念馆的人找他们说：听说你们从墓里找到一些东西？这该属于国家，你们交给纪念馆吧。红卫兵对掘墓所得根本不在意，就给了。如果不给纪念馆的人，这几个图章早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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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墓被掘所见（3）
蒲松龄纪念馆工作人员在困难时期对蒲松龄文物仍有如此强烈的责任心，令我肃然起敬。
　　我又问：除了这几个图章，还看到其他图章了吗？
　　红卫兵说：“没觑乎。”
　　“没觑乎”是淄川土话，“觑”是看的意思，“没觑乎”就是没仔细看。
　　我又问：蒲松龄墓里还有没有别的陪葬物品？
　　红卫兵说：有啊。不过，那算什么陪葬品？一点儿不值钱。一个手炉，是铜的；一盏小灯，也是铜的；一方普通砚台；还有个烟袋儿嘴，不是金的，不是玉的，是琉璃的！烟袋杆儿？普通木头，已烂了。
　　红卫兵所说的这些手炉、铜灯、砚台等等，改革开放之初，曾摆在蒲松龄纪念馆“聊斋”展室，很快就作为文物收进保险箱了。
　　我开始问我最关心的问题：“蒲松龄墓里边到底两具遗骨，还是三具？”
　　“两具。”红卫兵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说，蒲松龄夫妇的棺木已经腐烂，遗骨摆放的方位是：头枕万山，脚向黉山。
　　在当地，这样的“方位”，是“牛眠地”，但蒲松龄的后人并没出过官。
　　我又问：“我听说蒲松龄枕着一部书？”
　　红卫兵又是毫不犹豫地说：“枕着，挺厚的。”
　　我忙问：“你们拿出来了吗？”
　　“拿出来了。真怪，那部书一拿到地�

《狐鬼与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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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鬼与人间- 第3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