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页。。波德里亚认为：“（生产范畴与消费范畴）这二者都靠符号而且在符号的遮蔽之下存在。当今社会愈来愈多的根本方面属于意义逻辑范畴，属于象征规则和体系范畴”；让·波德里亚，同前引书，2001，第11页。而“消费既不是一种物质实践，也不是一种富裕现象学，它既不是依据我们的食物、服饰及驾驶的汽车来界定的，也不是依据形象与信息的视觉与声音实体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把所有这些东西组成意义实体（substance）来界定的。消费是在具有某种程度连贯性的话语中所呈现的所有物品和信息的真实总体性。因此，有意义的消费乃是一种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 波德里亚：《物的体系》，马克·波斯特编《让…波德里亚文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第25页。转引自罗钢、王中忱，2003，第27页。这恰如拉什所言：“文化符号不再是表现现实，而是直接成为现实。”转引自周怡，2004，第75页。
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理论革新从本质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布局及生产理念，也自然加大了中产阶层休闲生活方式研究的权重。波德里亚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消费社会里休闲的本质特征：“休闲并非就意味着一种享受自由时间、满足和功能性休息的功能。它的定义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是一种价值生产时间——区分的价值、身份地位的价值、名誉的价值。”转引自周怡，2004，第176页。因此，对西方中产阶层而言，休闲的标签色彩愈加浓重。
3标签的演进：时尚、趣味与中产阶层
凡勃伦的论述反映出中产阶层对自我表现的媒介物所具备的敏感的辨别能力，齐美尔则从形式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中产阶层与时尚变迁的深层关联，甚至衍生出现代文化研究中颇具奠基意义的“凡勃伦—齐美尔”（VeblenSimmel）模式柯林·坎贝尔：《求新的渴望——其在诸种时尚理论和现代消费主义当中表现出的特性和社会定位》，《消费技术》（London：Routledge；1992），第48～64页。转引自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266～284页。。齐美尔分析了时尚追求中潜在的模仿与区分动机，认为：“凭借时尚总是具有等级性这样一个事实，社会较高阶层的时尚把他们自己和较低阶层区分开来，而当较低阶层开始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时，较高阶层就会抛弃这种时尚，重新制造另外的时尚。”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72页。与此同时，他指明了时尚集分化与同化于一体的独特作用机制，让我们认识到时尚潜在的整合功能。更重要的是，齐美尔分析了善于捕捉时尚的中产阶层对时尚的推动作用：“历史地看，生活中的真正变化其实是由中产阶层造成的，所以，社会和文化运动自从第三等级获取主导权以来已经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步调。这就是为什么时尚，也就是生活形式本身的变化与对照，从那时起已经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充满活力。相比于最低阶层有意识地维护惯例，中产阶层就特别显得与生俱来地易变、不安分，对于当某种因素一占上风就要衰败的生活形式来说，它总体上处于合适的位置。要求不断变化的阶级与个人——因为他们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以使他们跟随自己内在冲动的东西。”齐美尔：《时尚的哲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88～89页。齐美尔敏锐地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借助时尚波澜壮阔的演变，中产阶层为自身的发展潜力找到了合适的表达语言，在这里，苦于表征渠道的中产阶层群体旺盛的创造力，以及时尚富于变幻的表现力，都给我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而休闲生活无疑是时尚推演的最佳展示地，自然也成为中产阶层自我表征的关键场域。
4标签的传递：再生产的惯习
与齐美尔侧重形式化分析不同，出身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布迪厄虽然同样“把文化符号分析和社会等级（阶级）分析结合在一起”，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40页。但他更侧重的是实际社会当中阶级生发与传递的真实的运作机制。布迪厄以法国中产阶层为个案，从休闲文化生活的角度具体深化了标签的区分逻辑。他借助社会“实践”和“惯习”的概念，对阶级、阶层等客观结构与休闲、消费等个体行动之间的运行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布迪厄认为：“与某一特定阶级的存在条件相关的制约因素产生了惯习，即持久的系统、可转换的性情倾向、预置的被结构的结构作为结构中的结构起作用，也就是作为生成和组织实践以及再现的规律起作用……惯习客观上是‘被规范的’和‘符合规则’的，而不必作为遵循规则的产物，它们可以不用成为一个指挥家的组织行为的结果，而被集体地演奏。”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的逻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第53页。这种类似于结构的“惯习”使得抽象的阶级概念得到了具体的表达。
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3）
在布迪厄的理论中，实践的策略保障了行动者主体的能动地位。“韦伯视为具有特殊生活方式的地位群体的那种东西，在布迪厄眼中绘制出了以阶级为基础的格位，在这里发展的条件是由统治阶级支配的，而人们（个人和群体）使用了所谓‘区隔策略’去获得他人对自己价值的承认。”约翰·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商务印书馆，2000，第186页。这种区隔的象征性逻辑自然为那些占有广泛文化资本的人提供了“对其物质利润和象征利润的庇护”，即在阶级分层社会当中的有“保障的利润份额”。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96页。通过布迪厄的研究我们发现，休闲生活不仅是中产阶层外在的标签，它还隐含着中产阶层发展的组织机制。
5标签的结构化：“定位实践”与制度
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理论虽然并非纯粹的休闲或阶级理论，但将其引入休闲研究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尝试。该理论克服了传统休闲社会学理论参见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王雅林、董鸿扬：《闲暇社会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李仲广、卢昌崇：《基础休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加藤秀俊：《余暇社会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吉恩…巴梅尔、雷…锶…伯勒斯巴梅尔：《休闲与人类行为》（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一番ヶ瀬康子ら：《余暇生活論》（枺河徐抽w，2003）等书。中社会阶级结构与个人休闲行为之间缺乏统合的不足，提醒我们以融合的、组织的视角来看待个体的休闲行动。对此，斯托科夫斯基（Patricia AStokowski）的结构性休闲社会学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认为就个人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影响而言，“休闲活动、关系和目的不仅会重复社会结构且有可能因他们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出现而改变社会结构。同样地，社会结构也会在数方面影响行动……广大的社会社区、市场、组织和国家藉着增强条件、规则、可接受的休闲行为和选择的界限而有助于休闲的制度化。休闲的社会重要性在于所有层级的常例和组织间关系的型态化，和在整个组合层级和其间的互动。” 帕特里夏·斯托科夫斯基：《休闲社会学》，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第195～196页。
与布迪厄的再生产理论相似，在结构二重性理论中，社会系统的部分结构性特征被看作重复实践活动时空伸延的组织体系，概括为“定位实践”的关系。行动者的位置代表着某种社会身份，“一种社会定位需要在某个社会关系网中指定一个人的确切‘身份’，这一身份成了某种‘类别’，伴有一系列特定的规范约束。”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第161页。共同在场的社会特征以身体的空间性为基础，同时面向他人及经验中的自我，颇似戈夫曼角色理论中作为“‘集体表象’和独立事实”的“前台”。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27页。社会总体再生产中包含的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特征称作“结构性原则”；而时空伸延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称作“制度”。安东尼·吉登斯，同前引书，第80页。它标示的不是静态的社会组织的形式，而是指由某一个团体的绝大多数成员进行或认可的处于动态之中的实践活动（参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298页）。
休闲行动是个体行动流的一部分，从而带有不同时间向度序列特征的“流”构成了制度化趋势及社会系统再生产中的结构化特征：作为日常重复性的生活实践活动，它构成了日常接触的例行性特征，并通过不断的重复逐渐形成休闲行动的区域化特征；而从“生存时段”这个时间流角度来说，个体的休闲选择得以与各自的生命历程筹划及地位角色定位相联结；将时间的内涵进一步拓展开去，伸延到结构化的虚拟性秩序层次，即从制度性时间的角度，我们便可以捕捉到群体休闲行动的选择取向在社会总体发展脉络中的结构化特征。因此，这一理论对我们超越传统的客观社会结构划分，从阶级发展趋势的角度把握中产阶层休闲问题大有裨益。
生活政治的兴起与“新中间分众”
今天，西方的消费社会被视为一个没有固定身份团体的社会，个人的休闲选择也超越了传统语境中的空闲、休整概念，而演变为自我证明的生命体验。不仅如此，“政府和社团的介入将使休闲活动上升为一种改变人类本性的途径”，杰弗瑞·戈比：《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71页。吉登斯的关注人类自我实现的“生活政治”概念也与此相通。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鲍曼同样认为，社会身份的确定性已被现代性以强制和必需的自决权所取代，人在社会中的位置，即他的社会定义，已不再是拥有状态，而是成了存在状态。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不再是外来的礼物。（正如让…保罗·萨特的著名评断：生来就是一个中产阶层的人是不够的——必须一生都是一个中产阶层的人。）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三联书店，2002，第182页。休闲因此成为“追求感觉的人”的“自我有组织的策略”， 同上引书，第310、257页。开始取代涂尔干时代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功能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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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逻辑（4）
日本社会学家今田高俊则从“地位政见”向“质量政见”转变的角度论述了后现代社会阶层属性的变迁。他运用日本的实例，分析了中产阶层内涵的演变，并创造出“新中间分众”概念。所谓“中间分众”，是指那些在拥有层面上具有大众取向，而在存在层面上却排斥大众取向的中间阶级，今田高俊编《ポストモダン時代の社会階層》，《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5 社会階層のポストモダン》，枺┐笱С霭婊幔�2000，第26页。这是一个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新中间大众”相对的概念。“新中间大众”的提出者村上泰亮用以指代已经实现基本富裕的日本社会里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方面趋于同质的广大阶层群体；村上泰亮：《新中間大肖螘r代》，中央公論社，1987。今田的“中间分众”的意思则是：“中间大众分解了，细化为从社会参与、志愿活动中寻找生存方式的人、将休闲作为生活意义所在的人、从消费中寻求自我认同的人等等，无法再保持均一的生活方式。”今田高俊，同前引书，2000，第32页。 今田认为，后现代社会重在消费而不是重在生产，人们为差别动机（distinctionmotive）或差异动机（differencemotive）所驱使，旨在追求更有意义的生活。高坂健次主编《当代日本社会分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6～27页。这种注重生活质量的“差异”动机成为我们理解今日阶层问题的关键。现代大众消费社会中，这种“差异”动机的日益普遍化，使得阶级阶层的传统定义标准发生改变，除收入、职业等客观界定指标，休闲生活方式亦成为重要的评判标准。对于原本就视休闲为地位标签的中产阶层而言，休闲生活的区分意识愈加得到强化，与此同时，传统的中产阶层结构边界逐渐模糊，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也越来越难以依赖某种特定的职业身份或收入标准，而泛化成某种价值标准化的象征性媒介，某种生活意识上的共享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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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崛起与休闲话语的流行（1）
以上对西方中产阶层休闲生活理论特征的回顾，为我们解读今日中国的中产阶层闲暇生活提供了参照。从中产阶层的产生渊源、发展历程与休闲生活的关系来看，中产阶层与休闲标签之间似乎存在着结构性的深层关联。但是，我们可否直接借助西方中产阶层休闲理论来建构中国的个案，剖析中国目前形成当中的中产阶层闲暇生活图景？中国中产阶层休闲行为的特征与中国社会的总体系统有何关联？在休闲生活选择中，中产阶层的成员如何实行自身的“社会定位”、又如何在此过程中展开“策略行为”并进一步将“区域化”的情境行动伸延到更广袤的社会时空？在回答问题之前，我们应先了解中国中产阶层产生与发展的特殊背景，厘清“休闲”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真实含义。
历史与转型
对中国社会来说，“中产阶级”、“中产阶层”的字样几乎一直阙如。虽然对于处于王权与平民中介的力量，如“庶族地主”等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地主阶级、与传统社会政治结构需要相适应的“士阶层”等等，学术界已广有注目与研究，参见陈建远主编《中国社会——原型与演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第143～150页。认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少数官吏与处于农业社会底层的众多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该书导言撰写者魏廉·洛艾·华纳（W Lloyd Warner）之语。但“中产阶层”这个产生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概念，从其诞生伊始，关注的内容似乎只是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变迁。即便是40年代接受了纯粹西方社会人类学的训练、从“士绅”角度考察中国社会阶层与流动状况的周荣德，尽管对士绅在国家与社会空间中的功能及其流动的机制做出了细腻翔实的分析，并且也写下了视士绅为“老百姓与政府之间的媒介”的语句，但他显然并未奢望这一阶层有朝一日会涵盖社会的主体人群，成为普通民众奋斗的目标。在周荣德眼中，士绅们还是带着些许克里斯玛魅力的精英，在研究著作的开篇，他就明确指出：“士绅是一种统治阶级。”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第1页。
因此某种角度说来，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是第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