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身份的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第1页。
因此某种角度说来，现在中国的中产阶层基本上是第一代。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导向，产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私有生活资料财产权的合法化，多元文化标准的确立等等体现了转型的具体内容，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成为此后中国社会结构性变化基本特征的经济转轨与市场转型，这是中国中产阶层产生的最根本的前提。因此，对财富、资本等经济地位和市场机会的追求自然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立身之本。
国家语境下的登场
虽然中产阶层乃“后工业语境中的一个世界性话题”，但在中产阶层的生发方面，东亚的个案和西方世界有所不同，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国家或政府力量的强有力干预对于东亚地区阶级结构塑造和重塑方面的巨大作用。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对此，研究者们已有很多论述。具体参见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三联书店，2002；张宛丽：《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近期研究综述》，//sociologycassnetcn/shxw/zxwz/t20040712_2272htm等。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政府的主观引导为全社会营造出了打造中产的氛围。在这样一种“国家主导的渐进改良式转型”下，“决定社会分层模式变化的因素不仅包含市场机制的因素，还包含有其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其中，既存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利益会给予社会分层模式的变化以极大的影响。”李路路：《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216页。如此一来，不仅中产阶层的构成中存在部分依赖“权力授予关系与行政性进入”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8～280页。的群体，而且社会总体的中产阶层话语也无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意识形态特征。中产阶层成为时尚的话题，但被强调的似乎多是它的社会稳定功能和经济消费能力，作为阶级存在的真正内涵却显得模糊暧昧，而且缺乏价值观方面的考察，难以体现其作为文化领导层的“中产阶层美德”。村上泰亮，同前引书，1987，第187页。因此，中国中产阶层的发展有待于国家与社会的集体培育，其未来的性质与功能也依赖于二者的积极引导。
“休闲经济”的兴起
米尔斯曾经论述道，工作对于美国的新中产阶层来说，已经失去了老中产阶层心目中的神圣地位而演变为“不得不遭受的痛苦”，而随着“工作偶像的衰落”，闲暇偶像开始升起，闲暇道德取代了老式中产阶层的工作道德，闲暇生活以及在现代意义上组织起来的那些娱乐机器变成了认同模型中影响性格形成过程的核心因素。米尔斯，同前引书，1987，第271～273页。米尔斯置身的是从“工作主义”向闲暇、消费主义社会转变的时代，而对中国当代的中产阶层来说，他们诞生时便面临着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消费社会的时代，“带有浓重的渴望与梦想成分的建立在闲暇基础上的假日形象”米尔斯，同前引书，1987，第272页。已经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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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崛起与休闲话语的流行（2）
“目前，我国公民已享有法定假日114天。现实告诉我们，中国人的1/3时间是在休闲中度过。这一国家行为表明了我国已融入国际休闲社会的背景中，这从政府正在出台的政策以及新的产业布局的调整中，看到促进休闲、休闲产业、休闲经济、休闲文化发展的社会条件支持系统正在建立的趋势。这一国家行为提出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休闲作为一个新的社会文化现象正快速地向我们走来。”王文章：《加强休闲文化研究 促进社会全面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03年第19卷第2期，第74页。该文作者反复强调的“国家行为”和“国际休闲社会”可谓中国社会休闲问题的两个关键词，在中国“中产阶层热”涌动的同时，“休闲热”也同样在国家积极的推动下日趋兴起。2006年，首届世界休闲博览会的举办权被授予中国的杭州市，第九届世界休闲大会也将在杭州举行。与此同时，关注休闲、注重闲暇生活质量亦成为人们的共识，对西方休闲理论的译介、对中国休闲传统的回溯等有关休闲的书籍频频问世，休闲日益成为人们瞩目的话题。政府对休闲经济的着力推进无疑提高了全民的休闲生活意识，但无形中也加重了休闲的消费主义倾向，强化了休闲的悖论色彩。参见胡大平《崇高的暧昧——作为现代生活方式的休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这一切，都构成我们讨论中国中产阶层休闲问题的背景。
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1）
中国大陆中产阶层产生的特殊语境，以及国家主流意识当中的休闲话语使得我们更加注目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特征。那么，西方中产阶层的休闲标签说是否适用于中国？换言之，中国的中产阶层与闲暇生活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对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休闲是否也同样意味着某种“区别于劳动时间束缚”的标签展示？这一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比较意义，也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今日中国中产阶层的生存现实。
迄今，关于中国阶层生活方式方面的研究已有一定的积累。如王雅林（1992；2003）；王淇延（2000）；沈康荣（2000）；吕大乐（2002）；卢汉龙（2004）等。鉴于当代中国中产阶层正处于形成当中，其来源与现实状况难以确定，具体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也处于相对不足的状态，尚待摸索与建构，因此，本研究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着重于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基本状况考察及特征描述。在前文的理论回顾和对中国中产阶层休闲问题背景的分析基础上，我们试图说明，在闲暇生活方面，中国中产阶层总体上是否与其他阶层形成了显著的区分。
之所以对新老中产阶层、体制内外的中产阶层不加区分，是因为我们认为，他们都属于中国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特定发展阶段的现实存在，将这些人群纳入我们的研究体系，符合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这一目标导向；并且了解不同资源特征对各自闲暇生活的影响，对我们把握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的总体状况，建构合理的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逻辑，亦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闲暇”与“休闲”两个概念，虽然内涵有相通之处，但前者更多指代客观的空闲时间和状态，后者则更多含有能动的享受之义。本文中虽难免对二者的混用之处，但有意区分二者，旨在突出现代休闲概念的认知特征与能动特征。关于闲暇生活的度量，我们将具体分为生活时间安排及闲暇时间占有量；闲暇生活方式的选择与活动概况；对待闲暇生活的态度和主观满意度等若干方面进行论述。
五大城市中产阶层生活时间的基本状况描述
电话调查结果显示，中产阶层在工作上投入巨大，其工作时间显著多于非中产阶层。中产阶层一般工作日（最近一年）的平均工作时间（含上下班路途）普遍高于非中产阶层。样本总体的人均工作时间均值为679小时，而“收入中产”平均工作时间804小时，“＇职业中产”758小时，“学历中产”727小时，“消费中产”794小时。进入收入、职业、学历三重意义上的标准中产阶层，日均工作时间则高达851小时，比非中产的平均646小时高出205小时，中产们的辛苦程度可见一斑。工作时间的城市差异也很明显，如“收入中产”，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是上海841小时，其次是广州806小时，南京795小时，北京759小时，最短的是武汉706小时；而“职业中产”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则是广州822小时，最短的南京722小时；“学历中产”，人均工作时间最长的是广州752小时，最短的是武汉687小时。
图3…1五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每日工作时间比较曲线图
还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那就是，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与他们的工作时间似乎正成正比，自认为属于中下层、中中层、中上层的人均工作时间分别是656小时、690小时、724小时，依次增加。这只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抑或反映了中国当前中产阶层的工作状况与阶层心理认同上的深层关联？该数据的可信度及其背后隐含的深层机制虽然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但至少，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中产阶层所面临的巨大的工作压力。
图3…2五大城市中产阶层自我认同与工作时间变化曲线图与工作时间长相应的是中产阶层睡眠时间的相对稀缺。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睡眠时间的差异没有工作时间的差异那么悬殊，大多不超过1小时，但中产阶层的睡眠时间普遍少于非中产阶层，收入、职业、学历三重标准的中产阶层平均睡眠时间725小时，低于样本的总体均值747小时，更低于非中产的均值751小时。
相对于工作时间与睡眠时间上中产与非中产之间差异化现象的一致性，闲暇时间的拥有量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总体而言，虽然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导致中产阶层的平均闲暇时间467小时尚低于平均水平的485小时，但差距值较低，且各变量之间差异较大，高于非中产阶层的例外比比皆是。例如，“学历中产”中，上海、广州两地的中产阶层闲暇时间高于非中产阶层，“收入中产”中，广州中产高于非中产，按职业划分的“职业中产”的闲暇时间更加富裕，出现了唯独武汉的中产低于非中产、其余皆为中产高的现象。
图3…3五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每日空闲时间比较图
由此，在中国中产阶层闲暇生活时间方面，与“非中产”层相比，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特征：
（1）中国中产阶层的工作时间偏长，工作繁忙度较高；
（2）中国中产阶层的睡眠时间相对较短；
（3）中国中产阶层的闲暇时间实际上与平均水平的差距并不明显，且在部分数值上超过了非中产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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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闲暇生活素描（2）
电话调查的结果说明，中国的中产阶层大多工作繁忙，时间资源稀缺。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中产阶层虽然工作时间偏长，工作更为繁忙，但他们的休闲时间却并未普遍地相应减少，至少与非中产阶层的差异不明显。
对此，我们首先可以从家务劳动等生活负担压力度方面给予一定的解释。囿于调查篇幅的限制，此次电话调查中没有直接询问调查对象的家务劳动时间，但我们可以根据相关的理论与研究实践做出相应的说明。在王雅林的《城市休闲》第五章中，对不同群体的闲暇生活质量进行了比较，其中一项便是关于家务劳动时间的比较。研究者关于在业与非在业两类城市居民生活时间的比较研究结果证实，非在业者的家务劳动时间远远高于在业者，即便双休日里在职在岗者的家务劳动量显著增加，仍少于非在业者。研究者认为其中决定性的影响因素是家庭经济收入。紧接着，研究者进一步就在业群体内部的家务劳动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将在业者进一步分为在职在岗劳动者、下岗再就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三类，研究发现，下岗再就业者平均一周的家务劳动时间明显高于在职在岗从业者。研究者同样从家庭经济状况对此结果进行了解释，认为家庭经济收入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了家庭成员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收入高，则用于家务的时间相对减少。王雅林主编《城市休闲——上海、天津、哈尔滨城市居民时间分配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98～104页。
在另一项关于上海市民时间分配的研究中，同上引书，第174～176页。研究者总结出上海市民家务劳动时间的特征为：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家务劳动时间的支出成反比，学历越高，家务劳动时间越短。研究者运用经济学的边际效用原理对此做出了解释，认为人力资本的高低对有酬劳动与无酬劳动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时代，个人在决定自己人力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时也有着边际效用的考虑，既然家务劳动是一种“无酬”劳动，那么高学历者丰富的个体资源自然趋向于投入市场，这样可以得到更高的产出。另外，研究者认为，从机会选择的角度看，高学历者所从事的大多是知识、技术性工作，因而承担社会有酬劳动、把时间配置在市场部门的机会自然更多，如此一来，大多数人自然会选择雇佣钟点工等替代手段来处理家务。
在设定本研究中的“中产”与“非中产”的职业区分标准时，“职业中产”很明显多属于在职在岗者，且多为职业稳定、并具有一定职业威望的工作者，而 “职业非中产”中非在业群体显然较多，且即便是在业群体，职业地位也相对较低。因此，根据前述家务劳动时间上不同就业群体的差异情况，我们可以认定，“职业中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少于非中产。同样，根据前述收入、教育水平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反比关系，我们可以引证此项研究中“收入中产”、“学历中产”与家务劳动时间的反比关系。另外，针对调查中“您对休闲状况不满意的原因有哪些”的问题，对“家务负担重”一栏的选项，“三合一中产”与非中产的均值分别为006与012，中产阶层显著低于非中产。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无论从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收入、职业和学历三重指标，中产阶层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显然都低于非中产阶层，因此，对中产阶层而言，家务劳动等生活负担方面的压力程度显然都比非中产阶层要低。如前所述，这一判断具备相应的理论合理性，并得到实际调查研究的佐证，与此同时，它也符合我们对当前中国城市家庭现状的认识。聘请保姆、钟点工已不再仅仅为了照顾刚出生的婴儿，找个钟点工烧饭或是打扫卫生已经成为城市中产阶层家庭十分普遍的风景。
五大城市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闲暇活动方式比较
关于休闲活动方式的选择，我们有几个问题：（1）空闲时，您通常会作哪些活动安排？（2）最近两年来，您是否经常外出旅游？（3）最近一年来你去过哪里旅游？（4）您经常去体育场馆健身吗？（5）您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或喜欢做哪些事情）？（6）您个人认为最理想的休闲方式有哪些？通过分析统计相关问题的选择结果，我们发现，与闲暇生活时间方面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的近似相比，在闲暇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二者的差别堪称显著。调查结果表明，在休闲活动选项中，“出外看电影、比赛等”、“运动健身”、“旅游”、“交往活动”等活动型项目上，中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