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越高的调查对象，越热衷于与同事和同学进行聚会（具体数据见表4…17）。而
表4…17身份认同与社交方式的交叉分析单位：％ 同学聚会同事聚会都不参加1下层3439262中下层4943113中中层544984中上层645255上层38250自认为社会上层的调查对象，对同事聚会、同学聚会的热情就不如社会中层那么高。看来，他们更多地会参加一些俱乐部或者高级社团组织的社会活动。
需要强调的是，中产阶层并不热心参与社区的交际活动在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我们国家还缺乏成熟的中产阶层社区，中产阶层与社区其他成员的关系以区隔为主，沟通为辅；二是社区的软硬件建设还相对比较落后，没有让中产阶层参与的活动平台。其实，社区的交往并不见得如当前中产阶层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缺乏实用价值的交往。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在中产阶层社区所进行的社交往往也是中产阶层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来源。
在访谈和问卷调查中，很少有中产阶层谈论非政治社团的活动或俱乐部的活动。很显然，积极参与社团的社交活动这一社交方式还没有广泛地成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交往方式。虽然从西方的情况来看，中产阶层通常是某个社团或俱乐部的会员， 这种社交方式甚至在美国已经出现了由盛而衰的情况，具体情形可参阅罗伯特·D 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一文。但对于中国的中产阶层而言，目前这种社会活动方式还远不具有普遍意义，尽管今后中国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可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在圈内有较强的影响力
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资本的多少与个体并非无关。有学者认为：“社会资本是由个体的人格特征创造的。”保罗·F怀特利：《社会资本的起源》，李惠斌、杨雪冬主编，同前引书，第53页。因此，本次研究也试图大致讨论一下个人在圈子内的影响力是否与社会资本的多少有所关联。
在调查中发现，相比于相应的非中产，无论哪一类中产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在所在社交圈中有更大的影响。数据的交叉分析显示，收入中产相对于其他中产在这个问题上更为自信；而职业中产与非职业中产在这个方面的差别相对来说是最小的（具体数据见表4…18）。这一结果与上文的相关性分析也是吻合的。在访谈中，这个问题同样有所体现。多数中产认为自己是所在社交圈各种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对自己在圈内的影响力和社交能力十分自信。
表4…18中产与非中产在社交圈中的影响力比较单位：％很强比 较 强一般不强说 不 清总计收入中产4738747753371000非中产40279523119391000消费中产7532547563631000非中产4230951895361000职业中产5233347186571000非中产3530853188381000学历中产4334747783511000非中产4226155193531000
从身份认同的主观指标来看，情况也是相同的。从下层到中上层，社交影响力呈现依次递增的规律（具体数据见表4…19）。这一规律在访谈中也有访谈对象谈及：北京的访谈对象B4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在老同学的社交圈活动中，往往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喜欢高谈阔论，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则喜欢选择沉默，前者显然在圈子里更具有影响力，所获得的社会资本也显然比后者更多。
表4…19身份认同与社交影响力的交叉分析单位：％很强比 较 强一般不强说 不 清总计1下层32170660746410002中下层382845231173810003中中层35324513834610004中上层73435393425810005上层12525050001251000
从这些数据所表达的意义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个人的社交能力与个人社会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常那些在社交中更有技巧，更为自信的社会成员，他们能获得的社会资源也相对比较多一些。
社交是中产阶层事业与工作的延伸
从对社交作用的观点来看，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也有着较大的不同（具体数据见表4…20）。首先，他们更倾向于把社交活动看作是对自己生活尤其是事业很有帮助的一种手段。在各种类型的中产中，很少有人认为社交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作用（不超过5％），而非中产中则有相当一部分人选择了“社交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帮助（不低于11％）”的选项。
表4…20中产与非中产对社交作用的看法单位：％收入中产非中产消费中产非中产职业中产非中产学历中产非中产增进友谊5247494950515542认识新朋友3723412630283222了解信息6245524956475741娱乐休闲2327212726272725应酬13717813596思考和规划人生53644452事业进步2012311317131711没帮助414211512418
其次，像米尔斯所说的那样，把社交活动当作休闲娱乐，当作是一种对工作压力的发泄，这种情况在中产调查对象中并不普遍，甚至不如非中产调查对象那么普遍。在访谈中，只有访谈对象W12认为社交可以缓解压力：“你要去找到客户，要去说服他，感觉有压力。因为要使他接受你的产品，接受你的订单。缓解压力的办法就是跟朋友去聚会。”与之相对应，中产阶层并不仅仅把社交看作是交友或是休闲的一种方式，而是更倾向于将社交的本质看作是事业的组成部分，是促进事业进步获得更多利益的一种方式，一种资源交换的方式。许多中产阶层在访谈中明显地区分了社交与交友的区别。他们认为，有时为了功利目的而进行的社交指的是应酬，而社交包括应酬与交友。上海的访谈对象S4就认为：“经常在一起的肯定是大家兴趣、性格比较相和，应酬方面很少有成为我很好的朋友的。”但是从事业的角度来说，尽管不喜欢应酬，但应酬很重要，它被看作是事业和工作延伸。北京的访谈对象B4指出：“平时应酬很多，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和工作的延伸。一旦减少这种交往，已经不适应了。多的时候每天都有，特别多的时候会感到烦，因此会推。跟我差不多的人大多数业余时间都用在这种事情上。许多工作上的协调问题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解决的。”在B4看来，应酬与开会没有什么区别，他说：“应酬实际上就是个小型会议，比较累，你要尽量学会适应对方，对应酬的内容要策划一下，比如请谁，陪同人员，比如礼品，什么时间请，如何表现自己的诚意，还有要准备的材料。这就比较复杂了。”这说明中产阶层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意识到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对个人发展可能起到的促进作用。
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5）
也正是因为能看到预期的回报，因此许多中产阶层愿意为社会交往活动付出一定的代价。广州的访谈对象G1在谈到应酬方面的消费时指出：“这方面的消费很大。有时要跟客户见面，还有时要跟朋友出去玩，这个一个月的花费怎么也得一千多块吧。”北京的受访对象B2的观点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她认为关系越多对事业帮助越大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尽管她并不强求她的社会关系立即给予回报，但她坚信他们会在某个关键时刻给予回报。因此她每月收入的30％用于与朋友和客户的人际交往，而且即使她每周几乎每天都要晚上八点以后才下班，她还是尽量抽出时间和精力去陪客户和朋友。她认为朋友在她生活中的重要性要占60％以上。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在某种意义上讲，中产阶层比社会的其他阶层更多地将社交看作是一种“资源交换”行为，并更加懂得如何运用社会交往获得社会资本。
我们认为，对于中产阶层而言，他们已经有意无意地体会到社会资本的作用。正如科尔曼所说：“社会组织构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人们实现特定目标提供便利。如果没有社会资本，目标难以实现或必得付出极高的代价。”詹姆斯·S科尔曼，同前引书，第356页。从访谈对象的表述中，他们所意识到的社会资本的功用主要体现在如下的三个方面：
其一，由于社会网络传递比较充分的信息，因此有用的信息是社会资本的第一种重要作用。科尔曼就认为“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利用业已存在的社会关系是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詹姆斯·S科尔曼，同前引书，第363页。在这个问题上，中产阶层的感受更加明显，选择了解信息为社交重要作用的中产一般比非中产要高10％。北京的访谈对象B3是北京本地人，他的社交圈中有三个圈子由同学组成：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他较为频繁地穿梭于同学聚会，并不惜为之付出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甚至出面组织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同学来参加活动，原因用他的话来说只有一点：能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同学那里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他说：“在朋友漫无边际的谈话中通常能筛选出重要的信息；在中国没有熟人的情况下，你就无法得到全面的信息。”当然消费信息的获取也往往来自朋友而不是广告。广州的访谈对象G1谈到他的消费信息来源时说到：“大部分就是朋友介绍。比如说出去吃饭，他会说，哪个地方好一些，哪些地方不行，你别去，那就最好不要去了。买车也是一样，朋友推荐的一般都不会错的。我在报纸上、电视上也看到广告，但我一般不大会相信它们，很多是骗人的。”
其二，由于社会网络沟通资源相异、权力不等的个人，因此能产生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性交换，而这种资源交换是社会资本的又一重要作用。这种交换不同于明码标价的经济交换，“社会交换带来未作具体规定的义务”，彼德·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第109页。其间渗透着情感的交流。按照科尔曼的说法，这是一张信用卡：“如果A为B做了事并且相信B在将来会回报他，这就要A身上建立起了期望而在B这一方面建立起了义务。这种义务可以被想象为一张A所持有的要求B兑现的信用卡。”保罗·F怀特利，同前引文，第49页。在访谈中，北京的受访者B4说，他经常会与以前或现在的同事、领导和部下聚会，这种聚会让他的工作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就在几年前，由于这种频繁的与上级领导的聚会，使时任医院领导的B4从老领导那里得到了计划外的几千万元的拨款，盖起了一栋大楼，取得相当出色的政绩。北京的访谈对象B3则形象地说：“在中国，人际关系是第一生产力。”他说：“朋友会提供各种帮助，是日常工作的催化剂，使你多一些优势，加一点砝码。”相比之下，非中产阶层在这方面的意识就要差一些。中产阶层更善于利用社会交换为自己获得利益，所以他们更多地参与应酬，更多地认为交往能够促进自己事业的进步。
其三，社会网络有利于形成个人的声望，“就像一个人的文凭和证书一样，是一种资本”。 以上内容参见边燕杰，同前引文，第2～3页。米尔斯曾经说过，社交是为白领提高自己的社会名望服务的，“白领人士向各种高级因素借用名望的倾向非常突出。一切社会交往和办公地点的特点都可被用于此目的”。 C赖特·米尔斯，同前引书，第278页其实这一点对于中产阶层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尤其重要。正如彼德·布劳所说：“人们在他们的交往中所寻求的一种基本报酬是社会赞同，而自私地漠视他人则使他们不可能得到这种重要的报酬。”在访谈中，尽管中产阶层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但他们不愿意与比自己社会地位低的社会阶层交往，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因为，“上层人士的褒奖在表面价值上比下层人物的赞扬更有可能受到承认”，以上两处引文见彼德·布劳，同前引书，第19、78页。得到自己同阶层或更高阶层的认同对中产阶层的名望和地位意义突出。北京的访谈对象B4发现，通过朋友可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比如介绍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帮忙，自己做一个中转站。但他很乐意干这件事，因为这样他在朋友圈子中有了更好的口碑和声望。
边界的建构：基于社会资本的探讨（6）
综上所述，本项研究再次证明社会网络规模的多少与阶级地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二是社会网络的质量与阶级地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三是个人社交圈中的影响力与个人的阶级地位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四是社交是否有明确的交换目的，与阶级差别有明显的联系。
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中产阶层的社会交往行为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是相当独特的，从中可以折射出很多中产阶层固有的阶层特点。这些特点帮助中产阶层通过社会交往这一途径为本阶层建构了一条边界，这种边界既是地理和空间意义的——如社交场所的选取，也是行动和习惯意义的——如社交活动的方式，又是心理和精神意义的——如对社交功用的认识。当然，由于中国的中产阶层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因此这一边界远未到达清晰的景观，但随着中国中产阶层的不断发展，这一边界将越发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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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交往：新的阶层边界（1）
网络交往行为对于社会交往研究来说是一个较为新鲜的话题。在中国，网络的起步时间与当代中产阶层的起步时间几乎是同时的。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背景中，网络的发展与普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与之对应，研究网络交往行为应当成为研究中国中产阶层社会交往活动和社会资本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感兴趣的是，从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看，网络交往是否能构成中产阶层的另一种边界。
阶层差别与数码沟
要考察中国中产阶层网络交往行为的特征，首先必须分析不同社会阶层的上网比例及由此带来的“数码沟”问题。根据本项研究的假设，相比于非中产阶层，具有一定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优势的中产阶层应当有着较高的上网比例，中产阶层在获取知识的技术层面上要比非中产阶层更有优势。也就是说，中产阶层与非中产阶层之间存在着“数码沟”。“数码沟”源于“知识沟”的理论，后者指的是“大众传播实际上可能会扩大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知识差距”。 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华夏出版社，2000，第273页。该假说认为，社会经济状况好的社会阶层成员将有机会获得更多信息。随着网络社会的来临及由此产生的数码革命，对于“知识沟”的讨论变成了对“数码沟”的讨论，后者更关心网络的使用所带来的知识差距。1994年以来美国商业部所属统计局公布的四次调查结果表明：“数码沟”现象在美国社会已经较为明显。在另一项研究中，祝建华发现，中国目前也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数码沟”现象，这一差距与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等指标密切相关。祝建华：《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吴信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第204页。
调查的结果基本证明了研究的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