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文凭起到了社会炼金术的作用。这便是布迪厄所说的“得到官方承认的、得到保障的能力与简单的文化资本之间确立了一种根本性的差异，而那种简单性的文化资本则不断地被要求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这就是）被迫别人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1页。
任何形式的考试又都牵涉到效率与公平的问题，高考的本意是要选拔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但是在兼顾公平的过程中，高考又不能完全实现效率这一维，对于这一点，专家学者多有论述。例如，刘海峰指出，中国从古到今都在不懈地追求人才选拔的公平与效率，并出现了“至公”的理念。在考试选才方面，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过度追求公平的国度。高考改革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最常议论的全面考核与公平客观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综合考察德、智、体、美各个方面来选拔大学新生，应该说最能选拔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也就最符合效率原则。然而，这种考核方式却容易损害公平原则，因而往往行不通。与在许多领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所不同，在考试选才方面，通常的情况是，选拔性考试最初虽也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可是在长期实行之后，往往会演变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教育研究》2002年第12期。尽管中产阶层父母较优越的社会经济教育背景所创造的家庭教育与资源，使其子女在课外活动和语言表达方面占有优势，而且在博雅、举止风范以及见识等方面也比一些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表现优秀，尽管针对南京这类城市高考难题，专家所提出的“放手让高校拥有招生自主权，实行宽进严出”的类似对策，已经在台湾等地证明明显有利于受过良好教育的、见多识广的中产以上阶层出身的学生，但是至少在目前注重形式公平的高考中，中产以上阶层出身的一些学生还是会因为得不到制度的确认而被高考淘汰。由此，我们也更能够理解压力重大的中产阶层父母在教育孩子时的不知所措。
甲高中学生作文中，不止一个学生谈到了父母在教育子女时的观念冲突。一位学生说：“我爸我妈之间的争吵大多是关于如何教育我这个问题，我妈认为应采用严厉加赏赐，而我爸则认为应该任我发展。我妈觉得只有严厉和奖赏才能刺激人进步，而我爸则觉得孩子的发展方向不能由家长来左右。”
同时，孩子升学的压力也会给父母带来更大的压力。一位女生说她的妈妈：“我考试没考好，她立即声色俱厉，从各个方面把我说得一无是处。可她色厉内荏，骂完之后便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她自己也觉得内疚，让我忘记这事。”
所有的孩子最终都要面临社会的选拔，但接受考验的不只是孩子，更是那些家庭。尽管中产阶层家庭具有更多的文化资本，也能够给子女提供一个相对有利的起点，但鉴于文化资本的象征性财富的性质，它不能直接由父母传承给后代，这样就增加了父母的教育压力。我们可以看到中产阶层家长对于孩子不但强调学习能力，还致力于发展其良好的适应环境的能力、良好的承受压力的心理能力、与人沟通和交往的能力、做出判断并决策的能力，目的是要满足社会选拔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还要面对各种考验，那些来自低下阶层的孩子们也在凭借他们自身的优势展开竞逐。正如帕累托所言，社会没有永恒的贵族，中国也有古话：富不过三代。由此也能够看到，中国不仅存在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同样也存在精英循环，社会将筛选符合需要的候选人进入上层领域，而不仅仅是保护既得利益者。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中产阶层父母们一方面迫于工作的压力，忙于自身充电，忙于追求文化资本；另一方面放弃丁克的轻松，处心积虑地培养孩子的各种能力，传承他们自认为必要的各种价值观念，使孩子能够获得足够的文化资本，从而在今后的社会竞争中取得一个理想的社会地位，但是，因为文化资本本身是一种象征性资本，它不能直接转化成一种物质资本传承下去，因此，教育的不确定性使中产阶层父母“龙生龙，凤生凤”的美好意愿并不总能如愿，从教育中获益同时热衷并擅长教育的中产阶层父母的那份担忧将继续演绎着一幅令人瞩目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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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中产的符号生活
布迪厄认为，判断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与属性，只有从个人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构成及其轨迹方面来分析，才能准确地加以区分。在个体所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本差异并不足以说明其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的情况下，是文化资本的多寡决定了他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地位与声望，因为文化资本影响着个人艺术欣赏的水平与生活方式的品味，从而，这一资本丰富的群体就会在文化艺术的消费实践方面表现出与其他阶层差异明显的趣味区隔。所以，在经济资本相似的情况下，能显示人们“尊贵”身份的，非文化消费上体现出来的品味莫属。Bourdieu，Pierre，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Trans by Richard Ni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在文化社会学的视野中，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再以其经济关系，而是以其越来越突出的文化特征或文化取向而受到研究者们的注意。
文化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以不同阶级之间显著的文化趣味差异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这是因为人们普遍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文化系统提供着具有共享意义的符号，定义了一个社会角色及其期望的模式化或制度化体系，从而使不同的文化取向因社会地位和社会群体的不同而呈现系统性变化。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第25、179页。美国畅销书作家保罗·福塞尔的《格调》为阶级趣味间的差异做了最通俗的解释。1998年底它的中文版出版以后，迅速成为大陆的年度畅销书。在《格调》2002年修订版的封底上，读者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阅读引导：《格调》不仅缔造了1999年的一个出版时尚，而且成全了一个文化事件，其关键词即“品味”。保罗·福塞尔：《格调》，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
在这一版上列出了各种媒体为此书所做的宣传，如《中国青年报》：“这本书的独到与有价值之处就在于，它指出了无处不在的格调区分”；《世界时装之苑》：“品味是一个过去、现在生活的全部展现，你是谁，你就有怎样的品味，你逃也逃不脱，说也说不清”；《北京青年报》：“主要是因为它的有趣”，“作者那种特有的温柔的刻薄、狡猾的犀利以及善意的恶毒”，“使《格调》有了一种特立独行的‘格调’”；《新周刊》：“这是一本极好玩的书”；《文汇报》：“正如人们曾经谈论‘媚俗’、‘品味’一样，今年以来在京城又开始流行一个词语——格调。”《格调》向人们展示了怎样的关于生活品味的路径呢？“等级是什么？它不仅是你的职业，不仅是你居住的地方，不仅是你的餐桌举止，也不仅是你有多少钱或者你能挣多少钱。等级是一系列细微事物的组合，你很难说清楚。”《格调》作者从美国人日常的衣食住行与文化消闲等各方面对不同阶层的不同行为方式做出了描述，因为对社会等级的“高度敏感”，中产阶层是一个十分讲究虚荣的阶层。同上引书，第23、286页。距《格调》中文版不过一年，大陆很快有了它的翻版——《阶层：中国人的格调与阶层品味分析》，由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年7月推出。作者将品味作为阶层划分的一种标志，认为人们对等级的不同划分反映了所在的阶层：下层的人们乐于相信，等级是由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来作为标准的；接近上层的人则认为品味、价值观、生活格调和行为方式是判断身份等级不可缺少的标准；生活在中层的人们一方面认为金钱对于等级差别非常重要，同时又认为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和从事的职业同等重要。陈少珙：《阶层：中国人的格调与阶层品味分析》，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第3～11页。从《格调》的畅销到跟风者的大量出现，我们知道，“品味” 在某种程度上正成为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一种时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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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与品味：一个时髦的话题（1）
中产阶级在西方国家的大量出现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深与国家机构职能的转变到来的。定期领取足够数额薪水的雇员队伍日渐庞大，这些薪水保证了他们在社会中处于中间的地位，从而促使这些新兴群体迅速成为西方社会的主流阶级。Vidich； Arthur J， ed； The New Middle Classes： LifeStyles； Status Claims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 1995中产阶级继工人阶级之后成为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
概念的狂欢：一种文化现象
“中产”的概念虽在20世纪初年就已经在中国出现，但它在大陆的最新流行却迟至20世纪晚期，它是在“白领”、“小资”之后又一个迅速为人们所接受的群体名词。
“白领”：“白领”在大陆的走红与1987年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中文版的印行无疑又有着一定的关系。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许多新兴行业的兴起造就了社会变迁时期新群体的出现，“白领”为这些群体提供了一个现成的身份坐标，尽管它与米尔斯的原意并非一致。在米尔斯那里，“白领”阶层的涵盖范围很广，白领职业者在现代美国社会中的分布几乎从上到下，无处不在，其中大部分人都属于中下收入等级。学校教师、商店内外的推销人员以及各式各样的办公人员构成美国白领阶层中三个最大的职业团体。而在中国大陆，随着三资企业的迅速发展，“白领”一词被赋予那些在这类企业从事各类行政、管理与技术工作的人们。这些工作要求较高的外语水平，因此也就要求较高的教育程度。这类工作的高报酬既为他们带来了较高的经济地位，也使他们拥有了较高的职业声望。在短短的几年之内，“白领”迅速成为中国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名词。与此同时，这一高收入群体所拥有的高消费能力更是吸引了商家的目光，他们瞄准“白领”群体，将其推为大陆新兴的富裕阶层及生活形态的领军人物。在这一点上，媒体与商家进行了充分的合作。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白领”为对象的“白领杂志”陆续出现；“报刊如《申江服务导报》便设有以‘白领心事’为题的专栏。近年广州的高消费品（尤其是住宅楼盘）广告，亦纷纷以白领身份、形象及生活方式加以招徕。”媒体上后来又流行的对所谓“金领”的关注，基本上只不过是名词上的转换而已。吕大乐：《白领：新兴的中产阶级》，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小资”：“白领”之后便是“小资”在大陆的重新走红。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小资情调一直在现代文学中有所反映；只不过到了1949年之后，作品中具有这一情调的人往往是作为一种缺乏革命性的角色出现而受到革命者的帮助教育，有的人最终战胜了“小资”所特有的软弱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如林道静；有的人则站到了反动派的一边成为革命的敌人，如余永泽。“小资”因而被罩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受到人们的纷纷回避。在灰溜溜了多年之后，“小资”忽然之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许多报刊、书籍都以小资为描述对象，“情调”成为小资们彼此确认的绝对暗号。反观1993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面还没有“小资”的条目，只有“小资产阶级”一条，它是这样解释的：“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包括中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第1271页。这个解释沿袭了以往从生产资料的角度进行的阶级分类方式，剥离了阶层的其他社会特征，从中看不出任何当下小资所拥有的品味特征，更是与文化、艺术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无甚瓜葛。《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5月7～14日合刊总第142期以10页的篇幅，对“小资”进行了描述与剖析，在这个以“小资的自摸与十三不靠”的专辑里，集结了对小资的定义、小资的生活经验以及小资的文化认同的某种调侃。文章认为，由于小资们精神、品味先行而金钱、物质匮乏，因此，在讲究个性、品味与生活方式的这批人里，时时会有一种错位的尴尬。如那些“没人敢说”自己不爱听音乐的小资们聚在一起欣赏的，常常是电影的配乐及爵士等，而且热门的话题是音乐家们的逸闻趣事；读书亦如是，《挪威的森林》、杜拉斯、卡尔维诺以及史努比漫画都是小资的必读书目。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小资们所崇拜的东西，不管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几乎没有一样来自本土。
书店里，以小资群体为目标的书籍触目皆是，直接以小资为名的书也层出不穷。如《亲爱小资》、《小资女人》、《小资部落》、《天堂里的小资们》、《小资的风花雪月》、《打开小资的玫瑰门》、《小资的私人幸福手册》……而你若在网上搜索一下“小资＋书”，就会有上六位数的项目供你选择。费瑟斯通认为：“新型小资产阶级者是一个伪装者，渴望自己比本来状况要更好，因而一味地对生活投资。他拥有很少的经济或文化资本，所以他需要得到它们。因此，新型小资产者采取向生活学习的策略，他有意识地在品味、风格、生活方式等场域中教育自己。”他们“认同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在向广大观众传播知识分子理念的过程中，他们扮演起了媒介人的角色。”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第132、133页。这一切似乎都决定了“小资”的出现只是为了给“中产”做一个绝好的铺垫。
中产与品味：一个时髦的话题（2）
“中产”：作为一种有代表意义的新兴阶层，“中产”引起较为广泛的社会注意，不能不归功于有着大众传媒之便的公共媒介。自称“中国最新锐的时事生活周刊”的《新周刊》于2001年11月的第118期上，以“忽然中产”作为封面专题，开始了它的“中产”之旅，之后，又分别在多期刊物上对新阶层做了报道与渲染。仅《新周刊》杂志的封面就有许多与此相关，如2002年1月第122期的“阶层之谜”、第126期“向知道分子致敬”、第137期“2002生活方式创意榜”、第140期“和新生活一起兜风去”、第144期“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诞生”等等。此时的中产已远远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了。它是一种时尚、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财经理念，“中产就像是一个社会精英的风向标——人人都愿意、也可以按自身的标准来把自己圈定为其中一员……它不是单纯的中产阶层，而是饱含着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