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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雅的尴尬
中产阶层作为合法文化（亦即高雅文化）的主要消费者，他与文化的关系不是因为其阶级本质而是因为它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造就的。中产阶层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他对合法文化的关系，决定了他的渴望然而焦虑、天真然而认真地要抓住它的行为。”由于对文化的解码能力来自对文化获得符码方面的熟悉程度，“小资产阶级充满了对文化的崇敬”。Bourdieu； opcit； pp327 ；321故而，在法国，一个拥有再多物质财富的人，如果他缺乏欣赏古典艺术的能力，缺乏有关的专业性知识，也很少去参观艺术展、听音乐会，那他也绝非一个典型的中产，更不是会受到人们尊敬的有品味的人。凡勃伦说过，审美力的养成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他要在多少带些刻苦的情况下进行钻研，学会怎样在适当的方式下过他的表面的有闲生活。这位绅士必须痛痛快快地消费符合其身份的那类事物；同时与此密切相关的一点是，他必须懂得怎样用恰当的方式来消费。他必须在恰当的方式下来过他的有闲生活。凡勃伦，同前引书，第57页。所以布迪厄才会说：“资产阶级品味的公式是以时间、金钱及精力方面最大的投入来换取最小的‘收益’。”Bourdieu； opcit； pp379～380吉登斯有言，各国中产阶层的发展轨迹之所以会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其主要原因即在于文化的不同。Giddens； Cf Vidich； opcit； pp103～129比如美国中产阶层已不再是以欧洲文化为楷模的成长时期，它发展出自己独有的文化；用甘斯的话说是培育出了具有独特区隔标准的趣味文化与趣味公众。趣味公众以阶级变化而变化；趣味文化则以相似的价值观和审美标准为基础。每种主要的趣味文化都有自己的绘画、音乐、小说、纪实、诗歌、报刊、电影、电视节目、建筑、喜爱的食品等诸如此类的东西；而且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作家、艺术家、表演艺术家、批评家等等。美国高雅文化的趣味公众多为文化专业人员，主要来自上中层阶级。Gans； opcit；pp7； 92～95而在目前的中国，中产阶层与高雅文化之间则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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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产阶层的文化品味（3）
只要一提高雅文化，中国人总是把它与西方文化艺术形式联系在一起。接受我们采访的中产阶层人士一谈到高雅文化，也都会提到对西方艺术形式的欣赏。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往往成为只能以民间艺术与草根文化的身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受到政府的保护。曾经作为中国戏曲艺术典范的昆曲，在2001年5 月18日以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一而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与现代生活快速节奏的脱节也影响了人们对之的态度。访谈对象N5就说：“有一次发什么昆曲的票，我才不要去，哼哼呀呀的，半天一句话，急死人的。但是像有一次美国青年交响乐团来演出，我就去看了，这个我喜欢的。当然，曲子也要是自己熟悉的，比如施特劳斯，耳熟能详的才行，你要是放门德尔松，什么D大调第几，那也不行。”耳熟能详，其中透露出来的就是个人的熟悉程度，也就是某种艺术形式被接受的深度与广度，而这与社会环境为人们的艺术消费实践提供了什么样的场域有着密切的关系。上海《外滩画报》上曾登载过有关高雅艺术的文章，它反映了国人对高雅艺术的一种潜在认同，文章说，只有01％的上海人真正欣赏高雅艺术，芭蕾舞剧《天鹅湖》、歌剧、音乐会等都是这种艺术的代表。邓文静、束娟：《随艺术走向高雅》，上海：《外滩画报》2003年9月，转引自//bundpic/pap/20030904。上海歌剧院的一位副院长认为，歌剧“是很综合很高雅的艺术，代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 别说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也永远不会普及”，但他认为，“国内整个观众群正在越来越懂歌剧”，上海歌剧院也“做了大量普及工作”。何晴：《高雅艺术不求普及》，上海：《外滩画报》2003年9月，转引自//bundpic/pap/20030904。当下中国中产对所谓高雅艺术的消费，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种标签，注重的是其符号层面的意义。40多岁的B9在谈到自己的文化欣赏活动时说，自己看演出的标准是：一根据作品的名气，二看它是否在小时候有过深刻的印象。基于这两点，“像每年维也纳的新春音乐会都是必看的”，俄罗斯普希金芭蕾舞团在北京上演《天鹅湖》时，尽管“看不懂”，但是也去看了，而且“看了以后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对传统艺术的欣赏主要是因为“小时候有过深刻的印象”，如一些民歌、器乐曲，《一条大河》等等，其他还有“中国的《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也还是不错的。” 他们排斥的是那些时下流行的歌曲演唱会，即使是“送我的票，我都不大愿意去看。”对多数中产人士来说，观看艺术演出总是一场风雅之事，虽然昂贵的票价使他们很是“心疼”，但仍然要买上几张，N3坦言：“比如说前段时间中央芭蕾舞团到南京来演出。有些朋友，我知道他们感兴趣，不管是不是附庸风雅，这个不好说，反正也有些人真是赶上这个年代了，50多岁的人，也怀怀旧嘛。中央芭蕾舞团演《红色娘子军》，票都很贵的，四百多块钱一张票，也蛮心疼的。” 很明显，这些票是送给“朋友”看的，自己只能通过别人送来的几张票，“那些票么都是耳朵票了。不管了，就先混进去再说了。”这种感觉“也蛮好”。可以看出，目前人们仍习惯于对所谓高雅艺术演出的免费观赏，即使自己购票往往也是为了送人，“送”票、“发”票 、“赠”票是人们这类消费支出的最常见形式。尽管如此，这些文化欣赏活动在国人文化活动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接受我们访谈的一位大学教授S7说，上海的文化生活虽然很丰富，但自己参与的并不太多，对许多文艺演出与展览，多数是通过电视等宣传媒介而有所了解。他的话可以说代表了国人目前文化生活状况的一种客观状态。
中产品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尽管对符号的消费成为刚刚脱贫的中产者展示自身财富与品味的所爱，尽管阶级品味会通过符号的消费表达出来，但我们还不能说正在成型中的中国中产阶层现在有了自己的阶层品味。这有其客观原因：除了北京、上海等城市以外，其他城市艺术展览、音乐会等活动举办得比较稀少，人们还没有养成欣赏的习惯。文化的存在现在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点缀，传达的是一种精致与优雅，其中暗含着的是主体的怡然自得。
我们知道，个人的文化水平与受教育经历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中产群体更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个人的受教育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其在社会上所获得的财富、地位与品味等。可是，正如英国一句老话所说：“一夜之间可以造就一个百万富翁，但是要培养一个贵族却需要三代人的努力。”在现阶段的中国，新兴的中产者们没有来自上一代的资本——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或者社会的——可供继承，他们的前辈几乎没有给他们留下任何可以利用的资本，他们正处于第一代的奋斗之中。尽管他们的教育经历使他们有别于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老板们，但是，他们同样“还来不及知道怎么做富人”，网上有报道说北京某高档小区里，能住进去的人“起码是个百万富翁”，这些人“基本上都是高级白领、私企老板、留学归国人员、外国使馆工作人员等等，还有很多中国演艺界响当当的腕级人物。然而，这样一个富人、名人居住地，所谓的高档社区里的生活却高尚不起来。” 原因即在于“现在的社会给了很多人一夜暴富的机会，从大杂院一下子进入高级别墅，很多人还来不及知道怎么做富人，他们的精神还停留在筒子楼、大杂院里。”《中国人富得太快了 来不及知道怎么做富人》，同前引文。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曹锦清所言，挣钱、消费，已成为20世纪末中国人普遍的生活追求。在这一点上，所有阶层皆然，没有例外。布迪厄曾从个体对必需品的需求来作为衡量不同阶层的一个尺度。他认为，对那些有着早期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匮乏经历的人来说，在生存条件得到改善、自身地位得到提高的情况下，毋庸置疑，他们优先注重的只能是对经济资本的占有，文化品味的培养还没有进入他们考虑的范畴。Bourdieu，opcit，pp374～380网上的那篇报道还举例说明了这些“富翁”们的某些行为方式：“开着大奔、背着高尔夫球杆的，突然往路上吐了一口痰；开着车突然从车窗里扔出来一个易拉罐；铺着高级地毯的楼道里，门口堆放的却是一堆空酒瓶、脏鞋袜之类的垃圾。”《中国人富得太快了 来不及知道怎么做富人》，同上引文。不过，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要给下一代提供一个良好的成长与学习环境，也意识到提高下一代艺术修养、增加其文化资本的重要性与迫切性，甚至把它作为提高自己后代竞争力的一个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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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中产阶层的文化品味（4）
广州访谈对象G5是1999年从安徽调动过来，他对此的观点与做法就很有代表性：“比如说我们去过香港、澳门，这是带孩子去玩的，我们小孩子情况不好，见的不多，现在条件允许了，就要带他多走走，见识见识……还有就是给他学钢琴，一次有时几十块甚至一百块，主要是让他有一些特长吧，也没指望在这方面有什么发展。多一些总是好的，不像我们小的时候就除了学习什么也不会。我上大学时看到别人会弹钢琴真是很羡慕，现在当然也要让他接触一下。”在某世界知名化妆品公司做营销工作的女士S12谈到自己对女儿的艺术培养时说：“我开始只是想送她去接受一些熏陶，你想啊，在竞争这么激烈的社会里，没有专长，今后怎么生存啊？特别是一个女孩子，如果她在艺术方面有些特长，那情况肯定就会不一样，就会比别人有优势。没想到她还学得挺好，老师说在班里她是非常突出的，你要知道她可比那些孩子要小许多，有的都是中学生了，她才二年级！”这位女士送女儿去了少年宫里的绘画与芭蕾舞的培训班，她的女儿在色彩、素描与舞蹈方面都表现出艺术上的天分，深得老师的赏识，可她并不愿意女儿将来走上其中任何一种专业道路，因为它们都“太苦了”，而她只希望女儿的艺术天分能借此得以保持下去，使女儿能在长大以后多拥有一份竞争的资本。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产生的中国新中产阶层，身上有着极强的消费主义文化思潮影响的色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虽然中产阶层的文化趣味尚处于形成过程之中，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开始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文化消费趋势的走向起到了一种主导的作用，而这一趋势的显著特征即是其功利性与娱乐性。在前工业社会传播手段较为单一的情况下，纸上的阅读与戏剧、美术等的学习与欣赏构成了人们文化生活的绝大部分内容；资本主义现代化时期广播、电视的出现也曾极大地改变并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而在今天的信息时代，网络阅读对人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远非以往任何时代、任何传播手段所能比拟，过去曾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知识渴求和情操陶冶需要的艺术实践活动，在今天转变为即时性、实用性更强的对信息的获取及单纯的娱乐行为。人们的文化欣赏习惯与判断标准正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媒体潜移默化的影响。“媒体不只给我们信息；它还指导我们的经验。我们对真实性的判断标准、我们的现实标准，渐渐地被这些媒体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不完整经验所塑造。”C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p313布迪厄的资本与场域概念相对于西方已经成型的中产阶层而言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因为西方的中产阶层早已发展成熟，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世界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中国新中产阶层，其在文化趣味上的阶层区隔性特征还不十分明显，更无法就此做出明确的区分。因为从生活方式的形成上来看，它“是惯习体系化的产物，在相互的关系中通过惯习的影响而被感知”，由此才“成为全社会认定的符号体系（如高贵、庸俗等等）”。Bourdieu，opcit，p172反观处于形成期的中国中产阶层，至少有三个方面妨碍了他们形成自己的阶层文化趣味：（1）他们还缺乏明确的阶层意识；（2）多数人正处于向上奋斗的阶段，目前最大的希望是以自身的努力积累更多的财富；（3）由于现代中国发展史上传统文化的断裂，这批新生的中产阶层存在着先天的文化资本的欠缺。因此，就总体而言，要形成明确的阶层文化品味，中国中产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由于越来越相似的社会空间位置与越来越相似的消费实践，正在不断壮大与发展中的中国新中产阶层已开始了阶层品味的第一步：物质消费上的某种品味。随着中产阶层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地位的逐渐稳固与确立，掌握着文化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文化媒介人，作为中产阶层一分子，必然会倡导中产文化的欣赏趣味，并使之最终成为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
中产阶层的政治参与：萌动与疏离
本部分是江苏省教育厅哲社课题“中国中产阶级的跟踪研究”（04SJD84006）部分成果。
近2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中间阶层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尽管对这个新兴阶层的准确界定和客观把握，在理论界和实践生活中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王春光，李炜：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主观构建和客观实在》，《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王建平：《中产阶级：概念的界定及其边界》，《学术论坛》2005年第1期。与中产阶级概念一齐使用的还有中产阶层、中间阶级、中间阶层、中等阶层等，和目前主流媒体使用的新阶层一词也有一定交叉。这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同质程度高，在书中将它们统一称为中产阶层并不影响本文相关主题的讨论。但这个阶层悄悄地在改变着我国的社会生态和社会生活。经济上掀起的“购房热”、“轿车热”、“旅游热”等一波波消费潮流，在教育文化上注重子女教育，诸如此类的现象无一不与这个幻术般产生的阶层有关。中产阶层激起了文化、消费的震荡，而在另一方面却通过投票、参加影响政府决策的会议、与政府官员沟通等形式来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政治的稳定。对于社会阶层和阶级，马克思这样分析过：“物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