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引书，第128页；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1页。并推动着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职员职业效能、道德规范和敬业精神的培养，又与外在的制度化环境密切相关。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员工素质，以提供方便、周到、高效的服务作为立行之本，提高银行的社会信用，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一方面确立了“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发展国际贸易”的行训，要求员工不仅应有银行理论知识及实务培训，还要“有大公无私之精神”、“热烈之服务精神”、“以光大行务为职志”、“重大我，轻小我”；另一方面制定了具体、严格的《服务规则十条》，甚至连员工谈话、行走、仪表、态度等日常举止都要详加规范，以此保证员工具备良好的服务态度和服务水平，能竭诚、高效、尽责地服务于社会和客户。每年根据考核结果，将行员分为三等若干级，分别进行奖惩、迁降。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同前引书，第798～802、809～817页；参见陈文彬《社会信用与近代上海银行业的发展——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中心》，上海：《学术月刊》2002年第11期，第55～56页。上海市环球货品商业同业公会关于会员公司职工服务规则系由永安、先施、大新、新新、丽华、中国国货、中华、丽安、泰昌洋货木器及华新等十家共同议定，全业遵守。其中对工作、给假、纪律、奖惩、损害赔偿等都有详细规定。同样，小百货商业同业公会曾颁布《会员商店职员服务规则》，计十章六十一条，作为全行业的“店规”，要求零售商店的店员共同遵守。上海百货公司等编著《上海近代百货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264～265页。
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2）
与上述特征相矛盾的是，职员阶层又表现出典型的保守心态和依附人格。由于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渠道的有效性受到了不同资本分配差异的制约，文化资本既与经济资本存在着转化关系，同时又具有自身的再生产机制，因而使得层际之间和层际之内具有了相对封闭的特征。对于资本拥有量较多的人，其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现代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增加了谋取职业的要求和难度，这使得层际之间的流动对多数人来说并不容易发生，如果有也多是不同资本之间转化的结果，即使在层际内部，因各层次之间的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低到高的宝塔形分布也决定了升迁的难度。虽然职员阶层一般在人际关系中注重规则与契约，有着理性化的处事方式和态度，但由于身处被雇佣的地位，职业地位的获得必须通过刻苦努力、勤勉工作和等待时机，加之职业具有稳定性，薪水高于普通劳动者，因此，他们对此多为看重，求得安定是其普遍的心态，并由此形成了顺从、忍耐、非独立、非进取的依附品格，难以真正实现其追求的独立人格。职员人格的形成既与科层制相关，又受上海后发生型现代化的条件制约。科层制一方面促成了现代组织管理的理性化和效能化，另一方面却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工具理性所造就的合理“铁笼”里处于被物化的境地。连连，同前引书，第34页。在米尔斯看来，与19世纪的农场主和商人——作为自己主人的一些坚忍不拔的个体相比，20世纪的白领职业者从来就没有过作为农场主那样的独立性，更谈不上商人式的发财机会。他们总属于一些别的什么人，如公司、政府或军队；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提高自身的地位。由于现代理性的出发点已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社会的制度化结构，因此，“这些机构通过其科层式的计划和像数学那样精确的预测，不仅夺走了抓在它们手心里的小人物的自由，而且也夺走了他们手中的理性。百货商店、工业公司、合理化的办事机构和政府部门中的等级核算制度所展示出来的是灰色的工作方式和程式化的、有一定许可范围的自主性。而在科层制对自由和理性的侵入当中，自由职业者则是把社会裹束在一起的那些巨大的权威链条上一群可替换的部件。”C赖特·米尔斯，同前引书，第11页。这种情形在当时的上海表现得同样典型。30年代洪深曾谈到，许多大饭店里的职员奉命唯谨，一切唯老板与顾客之命是听，被训练得已没有任何是非观念。忻平，同前引书，第129页。这种科层制对人的自由和理性的侵入在上海后发生型现代化社会里其表征更为突出。一方面职员阶层中的生活方式与形象足以使之成为现代人的典范，但另一方面某种卑微人格却更突显了半殖民地都市现代人群的致命缺陷同上引书，第129页。——“既有比上不足的自卑，也有比下有余的自满，在尊卑、贫富、权势和良心之间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维持和拓展生存空间。”###：《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第160页。 30年代进行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调查显示：在外商企业工作的中国职员，薪金虽然一般比旧式商店要高些，但企业内的高级职员大都用洋人，其薪水要比中国职员的薪水高出四五倍，多至十余倍，日常享用为中国职员所望尘莫及，而公事上又对中国职员颐指气使，实足显出“洋大人”的威风。中国职员一方面感到洋行员的生活比华商机关要好些，因而死心塌地地为其做事，另一方面高级职员多用外国人，这使中国职员永久处于被指挥的地位。这些由外国人设立的训练洋行员的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其特点：一是懂外语，但不能掌握职业上的技术；二是虽懂外语，但不会利用这一工具去学习，对国际贸易、金融、产业等等，都没有什么了解；三是虽对外国人有些愤怒，但民族革命意识并不很高；四是因为职业地位相对稳固，因而进取心较少。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09～710页。这种典型的满足于助手和仆从角色的心态，使得现代社会要求的独立人格意识与不惜委曲求全保全职业的生存态度之间产生了深深的人格裂痕，进而造成现代社会健全人格所应具备的基本品格在职员阶层中的严重缺损。
由于上海中产阶层的产生是在一个后发生型的国家里，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差异与距离，与西方国家相比显得尤其大。作为雇佣劳动者，他们虽然内心常常倾向于被雇佣的工人，但其学识、教养、技能、地位又明显高于工人，当劳资双方发生纠纷而涉及其利益时，感情的天平又往往偏向资方。忻平，同前引书，第128～129页。这其中既是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所造就的阶级区隔的作用，同时更是职业生存环境压力及个体的无自主性状态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由于工人和职员的来源不同，前者多来自贫农家庭，后者多出于地主、富农家庭，同时也因为两者之间所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加之在产业落后的中国，职员与资本家之间所保持的封建关系更浓厚些，以致经济上的统治者，容易故意把工人与职员划分开来，以便驾驭职员去统治工人，也足以加深工人与职员两者之间的距离。例如在一些企业，故意将工人与职员区分开来，禁止职员与工人来往、谈话、交际。因此，一般工人不是仇视职员便是对职员客气。仇视是因为职员处处帮助厂长、经理来剥削他们；客气则是因为职员是社会上好似高人一等的人物。至于职员，也有人把工人看得比自己低下，而不管自己的经济状况有时还不及工人。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00～701页。可见，在一个后发生型的现代化社会里，中产阶层承载着比西方中产阶层更多的重负和压力，科层制的控制、外来势力的压迫、封建性的依附等等足以使他严守洁身自好、明哲保身的行为价值取向，小心翼翼地避开各种是非纠纷的旋涡，从而保住他工作中最重要的动力也是最后的希望所在——职业地位的升迁和职业报酬的提高。
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3）
知识阶层
庞大的具有现代专业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日益增多的现代文化机构密切相关，截至抗战前，上海已有1214所大中小学校，几十所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几十家广播电台，几十家电影公司，上百家出版机构与医院，上千家报纸杂志社、通讯社等。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壮大，为城市的现代文化设施与日益扩大的社会文化需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巨大的供需市场结构使知识分子具有特殊的优势介入社会，成为促进上海城市现代化的生力军。忻平，同前引书，第137页。
作为知识阶层，其首要特征是以知识求生存，以文化求发展，将本能的个人谋生行为上升为一个阶层自觉的现代社会实践。同上引书，第137页。在欧洲，只有当庇护人制度开始衰落，在17和18世纪出现了需求知识产品的更为广大的公众之时，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才有可能蓬勃发展。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前言第6页。 同样，伴随着上海社会转型和文化商业市场的发育，从传统社会中心退居边缘的知识阶层，却因现代社会的发展促成了他们在文化传播事业中的主体地位和巨大功绩。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包括对大众传媒话语权的争取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知识阶层，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起现代化启蒙者的角色定位以及独立人格。其文化自觉表现为文化主体意识的树立，现代社会准则的维护，传播科学新知的努力以及教化社会道德的实践。与“重估一切价值”的五四时期相比，转型期上海知识阶层的文化活动展现出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内涵，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无论在内容、方式还是向度上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同于职员阶层的保守心态和依附人格，知识阶层更多的是以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作为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一方面源于近代以来知识阶层从官僚统治阶级中分离出来，其读书取仕为业的传统角色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在于商品经济、文化市场给他们提供了保持独立人格所必需的生存基础和职业基础，并由此获得了独立的社会身份。正如陈明远所指出的，“从公务员走向自由职业者”的鲁迅，其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是以他超越了“权”和“钱”的自由职业作为稳固的经济保障的。陈明远，同前引书，第160～161页。
其次，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知识阶层将文化的主体意识与社会改造、社会运动相结合，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与救亡御侮的现实相勾连，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虽然他们与职员阶层同属中产阶层，但两者在政治态度、价值观以及社会意识等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差异。知识分子作为一种多重复合体，既是中国社会现代素质最高的群体，具备了西方知识分子“按自己理性行事应当成为行为的基本准则”（康德）的理性人格，并要求将此外化为独立的社会人格来改造社会，又深受传统伦理道德的濡染，时时以内化的道德力量来规范自我。围绕这一切的社会行为与目标取向均指向了现代化，哪怕他们既无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又无现代法理与民主机制的保障。因此，从五四时期到30年代，知识阶层走过了一条从改造传统文化到改造整个社会之路。忻平，同前引书，第139～140页。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由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参加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第一批党员53人中有据可考的为44人，其中教授7人，编辑、翻译、记者7人，律师1人，国民党左派1人，中小学教师6人，留学生6人（内勤工俭学4人），大学生10人，中学生5人，工人只有1人，平均年龄不到26岁。王来棣：《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几个问题》，杭州：《浙江学刊》1981年第3期，第12页。关于工人人数，另有2人之说，见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1921～1991）》，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72页。虽然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而言，改造社会之路在1927年已经幻灭，但此后众多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和实践，却依然贯穿着同样的目标指向，表现为以群体效应发挥角色功能的理性选择行为。1930年鲁迅、田汉、郁达夫等人签署成立的中国自由大同盟公开发表了“不自由、毋宁死”的自由宣言；胡适和新月社同人以争取现代人权与思想言论为目标，把矛头指向了国民党当局；1930年“左联”的成立，更是把知识分子通过文化活动改造中国的群体效应发挥到极致，形成了政治活动处于低潮而文化活动进入高潮的巨大反差，文化实践事实上成了知识阶层干预和改造社会的最具优势和效能的途径。忻平，同前引书，第143～144页。
其三，由上述特征所决定的是知识阶层发展的指向基本以外在的社会矛盾的更替与演化为杠杆，其作为“社会良知”的责任感往往演化为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进入社会后，就逐步放弃自我认同，为改造社会服务的直接功利性将其文化传播的社会化过程流失为一种文化意识及个体价值的湮没过程。放弃超越时代的自我追求以适应时代作为一种社会期望与社会认同，规定了知识阶层的目标期望与行为选择，表明了以超越精神为内核的知识分子本质规定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巨大冲突，使知识分子始终处于欲实现社会整体改造而不能、欲实现自我文化认同又不为时代所容的矛盾之中。欧阳哲生：《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3期，第87页；忻平，同前引书，第146～148页。 鲁迅体察到了知识分子这种难以避免的命运，“在革命时代是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还在其次，直白地说：或者倒有害。”因此，“知识阶级能否存在还是个问题。知识和强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正因如此，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们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鲁迅：《关于知识阶级》，《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第188、189、191页。社会压力之下自我体认的弱化与转化，造成其宽容态度的萎缩和猜忌多疑、易怒易恨的性格及心态，并通过一种群体疏离化与异化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使30年代的上海知识阶层尤其是文化界充满了非理性的纷争和矛盾，削弱了知识阶层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应发挥的群体效应与社会功能。忻平，同前引书，第145～146页。
上海中产阶层的群体特征分析（4）
在分析上述知识阶层整体性特征的同时，还须看到知识阶层职业多元化与内在异质性并存的特点。这种多元化与异质性的存在既由于职业上的区分，更在于政治态度、社会行为以及价值观上的分殊。知识阶层中既有投身政治实践的社会活动家，也有从事文化科学事业的社会批评者，他们执着于以理性建构社会的理想，其社会关怀精神最为显著，但同时也不乏远离政治生活的专业知识分子，这些人不参加任何政治派别，蜷缩于自己狭小的专业领地或文化领域里，竭力回避政治旋涡。齐格蒙·鲍曼将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