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不参加任何政治派别，蜷缩于自己狭小的专业领地或文化领域里，竭力回避政治旋涡。齐格蒙·鲍曼将这种知识分子间的“分裂”定义为总体性知识分子与局部性知识分子之区别。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228～229页。对当时这种知识分子内部的分裂做进一步的考察，显示出更为复杂的情形：即使是胸怀社会改造抱负的总体性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政治态度各不相同、思想倾向大异其趣、社会身份难以划一的异质性群体，从《新青年》团体的分化与解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左翼知识分子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发展轨迹，虽然在维护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与自由的传统价值上双方仍具有同一性，但“在一切足以导致他们之间分裂的众多因素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不同部分提出不同的方略来推进他们的社会的理性化程度；他们谋求不同的权力以实现其使命。”齐格蒙·鲍曼，同前引书，第228页。 而在总体性知识分子与局部性知识分子分殊的背后，却始终存在着一个无法解答的困惑：前者要实现理想目标，将付出自我认同弱化与独立人格丧失的代价；后者虽保持了人格独立和完整，却主动放弃了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抱负。这一两难境地使知识阶层陷入了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转型时期上海知识阶层所体现出的上述特征，事实上证明它还未能完成现代意义上的真正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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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1）
作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点的上海，既是中国受西方影响最大、现代化起步最早、发展程度最高的城市，同时又是一个缺乏统一主权、畸形发展的城市。这样的城市特质使得上海中产阶层作为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中产阶层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具有了相当独特的意义，进而成为全球中产阶层研究中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这种特殊性与复杂性，无法套用经典的西方中产阶层理论来简单地加以解释，而必须作单独的个案处理。然而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对这一个案独特性的认识也正是对全球中产阶层多样性的理解，它是我们进一步丰富和提升中产阶层理论研究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动因。
有关上海现代化发展动力与机制的研究揭示出上海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成熟特征。这种不成熟性与上海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定位直接相关。一方面，至20～30年代，受内外动力驱动的现代文明在上海已占据了主导地位，其方向是将传统整合于现代化进程中，开始了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但另一方面，现代化后来者需要的基本前提——统一独立的主权在上海的缺失，又从根本上制约着它的现代化进程及方式。这就是表现在政治结构上四国三方的多元势差格局、经济结构上的不平衡性特征以及社会整合进程中的分裂与失序，忻平，同前引书，第33～35页。 它所构成的上海现代化发展的内在深刻矛盾，成为我们考察上海中产阶层个案的认识起点。
首先，在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阶段上，上海中产阶层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西方中产阶层完全不同的情形。我们以米尔斯对新老中产阶层的论断来考察，可以发现，所谓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等老中产阶层与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经理、教师、推销员等新中产阶层之间存在着发展阶段上的新旧交替和转变的论述，即老中产阶层衰落和新中产阶层兴起作为社会分层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近代工业发轫，于此前后凭借新式职业谋生人群也已出现。及至20世纪20～30年代职业阶层和知识阶层人数进一步增加， 而1912～1927年间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也呈现出阶梯型趋势，唐振常，同前引书，第528页。其中中小企业占据绝对多数。及至抗战及抗战结束时期，小企业依然大量地广泛分布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遍布于全市各区之中。张仲礼，同前引书，第379～380页。由此可见，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发展已成为上海中产阶层发生、发展的一种独特现象。这一特点源自上海现代化的后发生型模式，外资企业、洋行的先期进入与民族工业长期处于不发达的初始阶段构成了上海中产阶层产生、发展的结构性条件，尽管无论是新老中产阶层此时都还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上。连连，同前引书，第32页。
如果我们认为上海新老中产阶层并存和发展是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个案的话，那么新老中产阶层同时发展却在今天的中国又一次再现，虽然其产生、发展的时空背景已迥然不同。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中产阶层身上。参见学者们对东亚中产阶层的研究成果： Denise，PotrzebaLeet； In pursuit of status：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new”urban middle class，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1998； HsinHuang Michael Hsiao；Discovery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Nankang； Taipei；Taiwai； 1993此种现象在不同时空中的显现使我们看到了它作为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地区转型期的一种特殊模式，又并非仅仅具有个案的意义。连连，同前引书，第32页。
其次，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参与，既有别于米尔斯眼里缺乏起码的经济政治意识，政治上消极后卫，作为其他更有权力、更有声势的压力集团别动队的美国中产阶层，米尔斯，同前引书，第391～395页。 也不同于集激进与保守于一身，追求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韩国中产阶层， Hagen Koo；“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haracter of the Korean Middle Class”；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opcit；1993；pp55～72而是呈现出因外在个人境遇变化和生活压力所致的从保守到激进的政治选择——由孤立分散、明哲保身到集群组合、保障生存权利再到追求社会进步的变化特点。集现代性与保守性于一身的上海中产阶层，随着自身社会地位出现严重危机，转向了与下层民众接近的激进立场，从而加剧了社会的分化和解体。这种因生存危机所促成的政治转变，显然是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政治动荡的产物。虽然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追求缺乏类似韩国中产阶层那样清晰的理念，然而中产阶层的政治转向和激进程度，却动摇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基石，导致系统危机的全面爆发和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最终丧失。就此而言，上海中产阶层在政治动荡的特殊时期所显示出的政治潜能、变化能力和斗争决心，无疑超出了西方中产阶层理论所预设的模式。其斗争方式所表达出的政治态度和力量，赋予它更为鲜明的激进者形象，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中产阶层政治态度多样性的认识。
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2）
就职员阶层本身来看，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是基于职业保障和生活保障所遭受的个人无法抗拒的威胁。由于上海社会权力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现代民主制度的未及建立，决定政治选择的更多是个人对生活的深切感受而非外部的宣传鼓动，尤其是教育程度较高层次的职员，既不排斥也不盲从任何学说，分析思考，特立独行。因此20年代共产党虽在上海职业界下层青年中有一定影响，但却没有像在产业工人群体中那样广泛地建立起党的组织系统。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1页。 据调查，洋行职员一般都在职业与家庭生活中打圈子，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不大关心。在1925～1927年职员运动虽已有了先声，许多外商企业的职员，在“五卅”运动中与工人阶级合作进行罢工运动，但这一时期的上海职员，是在浩大的工人阶级斗争中被号召参加这一民族革命的，其本身的革命自觉，实在是很薄弱的，朱邦兴等，同前引书，第710、717页。其成员也基本分散在各行业和各机构中，互不联络。及至抗战前，一些行业随着业务的发展逐渐集中了大批的职员，如金融业、百货业等，这一变化有利于现代群体意识与阶级意识的形成。尤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上海的经济危机，使职员群体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就业难、保职难等问题使职员阶层普遍感到苦闷与恐慌。1927年9月至1934年4月间，上海职业指导所进行的职业谈话36491次，其中就业问题占了70％，择业问题占15％，改业问题占15％，因感觉谋生困难而来求指导者居大多数。在登记谋职的20880人中，国内外大学毕业3949人，专科学校毕业2753人，师范学校毕业2238人，中等职业学校毕业2845人，中学毕业4638人，中学肄业3043人，其他1414人。谋职者以中学文化程度为多，但大学毕业生也为数不少。而经职业介绍成功者只有2600人以上，仅及1/10。《上海职业指导所概况》，见《教育与职业》，民国23年第156期，第317～318页。 孤岛时期，职员实际收入只抵战前的1/4，中级职员几乎降至低级职员水平。内战爆发后，政治秩序失控更加剧了经济的崩溃，职员生活水准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 1947年9月四行二局职员实际收入不到战前的50％，685％小学教员月薪只够买半石米，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5页。 而“大学教授讲师，欧美留学专家，任教于本市著名中学者，颇不乏人”，“专家名师，数校争聘，虽为形成兼课之一因，然薪给过低，一校所得，难维一家最低限度之生活，迫于生计，乃不得不兼课以谋补助，实亦人情之所至不得已，故非改善待遇，欲使专任，确非实际所可能。”上海市教育局编印《上海市中等教育概况》，1948，第67页。生活经历和生存的巨大压力，使这一阶层终于认识到只有联合互助，共谋社会进步，个人才会有真正的出路。
“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以及华北事变给予上海职员的政治刺激，使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大规模的综合政治团体——1936年成立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但由于职员运动并未把改善职员生活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救国会也只是包含许多先进职员的团体，并且是工人与职员的综合救亡团体，这使得职员运动本身不能动员广大的职员群众，造成运动范围的狭隘。朱邦兴，同前引书，第717～719页。30年代后期始，情况发生变化，职业团体在中下层职员相对集中的行业有了长足发展。尤其在战时，职业团体多以发扬互助精神、共谋福利为首要工作，如银钱业业余联谊会（银联）、保险业业余联谊会（保联）、洋行华员业余联谊会（洋联）、工部局华员俱乐部、职业妇女俱乐部等。40年代中期又有工余联谊社、四行二局员工联谊会、新药业同人联谊会、五金界同人联谊会、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联谊会、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等团体。作为非政治性社团，它们不对政府、行政机构施加压力，故能够合法生存。到40年代后期，上海中产阶层的中下层已成为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作为按职业组合的利益集团已掌握了自我保护的武器——有权威的群体组织。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6～777页。1937年共产党恢复与重建了上海地下党，贯彻“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合法活动为掩护通过职业团体建立起组织系统，1937年底“银联”和“洋联” 已建立中###支部，1938年中共保险业支部成立并推动了上海市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筹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同前引书，第388、390～391页。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已在上海确立相当优势，1946年底中共已掌握主要行业的400多个工会，会员约30万人，在阵容上超过了国民党。各业共产党员就是职业团体的主要骨干。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7页。据不完全统计，教师中的党员到解放前夜已约有700多人，全市三万多大中小学教师中参加各种进步教师团体的约6000多人。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编《上海教师运动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165页。虽然一般情况下职员群体的社会行动并不与现存社会秩序发生尖锐冲撞，非政治性的求生抗争还没有升级为城市暴动等与当局的武力对抗，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却极其深刻，因为他们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其选择对现有统治格局能否维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张仲礼，同前引书，第778～779页。 “在饥饿的体验中，我们理解了内战，为了永远免于饥饿，只有停止这制造普遍饥饿的内战，我们要求以真正民主为前提的永久和平。”上海历史研究所教师运动史组，同前引书，第213页。当相当一部分成员在求生抗争中转到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要和平、要民主的阵营中，其结果是加速了社会危机和统治系统的瓦解。肇始于求生存、求发展的职员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被引入共产党反抗当局的有组织斗争中，其产生的作用更是致命而关键的。
上海中产阶层……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案（3）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尚未成熟的群体，上海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及特点，无疑具有更深刻的时代性，虽然它没有清晰的政治理念，缺乏完备的政治纲领，###与经济斗争息息相关，但其本身政治倾向的演变、发展与激进转向，却演绎出一段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中产阶层政治参与同社会变迁之间复杂而生动的斗争历史。时代的变化自有其内在的轨迹，虽然老一代的中产阶层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已经消亡，但他们烙在历史中的深刻印记，却为今日的海派文化所留存和记忆，其点点滴滴早已汇入上海历史变迁的长河之中。
身处变迁下的台湾中产阶层
近几年来，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趋势不断加速，都市居民很快地含摄各种次文化的向度。当多元文化价值取向的次文化渐次形成时即使是传统文化也只能占有一席之地的立足点，与科技文化、西方文化、企业文化等并列，而不再是一枝独秀。余德慧：《中国人的心理系列》，台北：张老师出版社，1991；第1页。这对强势的中国文化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事实上，中国社会三千年来虽不断地缓慢改变（其中有外来文化的加入融合），但一直没有剧烈的改变其文化原型的主干。不可讳言，这是一种高等文化将周围低等文化特质吸收的“容纳”能力之表现。然而近百年来，西方发生了一连串改变社会形态结构的重要运动，尤其工业革命的出现，更使经济和工业的发展成为全球各地的风潮。随之兴起的交通与传播变革，也提高了人们之间互相的影响力。中国在这样的世界变局之下，也产生了风起云涌的转变。西化过程带来工业的发达与经济的繁荣，进一步也使社会文化观念产生变迁。
台湾社会经济结构的流动与转变影响（1）
台湾自196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从向内发展的进口取代（import substitution）工业，转变为向外发展的出口导向（export orientation）经济形态。经历了四十多年的经济成长，创造了许多社会流动机会，促成社会阶级结构的明显转变。萧新煌指出1960年代中期以后，在资本主义发展下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