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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恢复力也不能完全等于系统恢复至其初始状态的能力。一般人可能对此非常难以理解。不错，在遭遇侵害或环境的剧烈变动后，一些弹性系统的确能够恢复到基准状态，但如果有选择，这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在最纯粹的表达中，真正的弹性系统可能根本没有基准状态——它能够不断地自我调整，哪怕环境不断变化，也能适应自如，为了实现其既定目的一刻不停歇。
这些都不是在说弹性系统肯定万无一失。对于恢复力的许多形式而言，实际上有规律的、适度的故障反而是必不可少的，这能够帮助系统释放出一些资源，之后才得以自我重组。举个例子，适度规模的森林火灾能够重新分配营养物质，为新树种的生长创造机会，它并不会毁坏整个系统。（颇为矛盾的是，当一片繁茂的森林达到其全盛状态时，抗火树种的生存空间可能会被其他树种侵占；正是火灾确保了抗火树种的生存空间。）而如果人类对该周期过程进行人为干涉，防止了零星火灾的发生，那么这片森林就会聚集大量的易燃物，以至于偶然一股小火就能引发一次毁灭性的灾难。关于这一点，可以问问加州人。
更概括地说，弹性系统的失败是有限的——其施行方略旨在避开危险情况，探知外力入侵，将损害控制在局部、控制到最小化，使资源需求多样化，在必要时降低运行载荷，在遭侵害之后立即自我重组以修复损伤。这种系统绝对不是完美无瑕的。实际上恰恰相反，一个貌似完美的系统往往最为脆弱。而相比之下，一个偶尔发生一点儿小故障的动态化系统却反而是最稳健的。恢复力就像人生，麻烦、有缺点，也谈不上高效率，但却能够生存下去。
导言（9）
人的恢复力
在本书后面几章中，我们将把关注点从客观世界的各种系统转向人类，去考察一下单个人或者一群人。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主题会再次出现，也会有一些新主题。
首先，我们将深入探索人类个体的恢复力。有个好消息是：新的科学研究认为，与过去的观点不同，人类个体的心理恢复力广泛存在，可以不断改善，也可以通过学习获得。这是因为恢复力不仅仅植根于我们的信仰、价值、性格、经历和基因中，关键还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习惯之中，而这种习惯是可以培养和改变的。
当我们把目光放到群体的恢复力上时，新的主题也出现了。信任和合作在群体的恢复力上起关键性作用，这种信任和合作指人们在必要时互相协作的能力。我们将讨论两个具体事例，均涉及人们在危机当中的合作，一个发生在海地，另一个在华尔街。前者颇为成功，而后者则极其失败。此外，我们还将探讨一下，在建立和管理合作体系方面应该采取什么具体行动。
正如我们一次又一次所见，建立多样化的“暖温带”对恢复力起到了巨大作用，“暖温带”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相关概念。不论是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还是一个社会群体的认知多样性，系统组成部分多样性的增加可确保系统内具有广泛的反馈因子，从而能够及时反馈潜在的破坏。个中窍门在于保持多样化与协作机制的平衡，使系统在危急时刻能够确保多种多样的活动因子之间相互协作。
在旅行中，我们发现凡是具有强大社会恢复力的地方，总会出现强有力的社群。我们所说的不是这个地方的富裕程度，恢复力并不只是由一个社群的资源所决定的（尽管这当然会有所帮助），也不是全由其官方机构掌握的力量来决定的（这当然也会有所帮助）。与此相反，我们发现，坚韧的社群在面对破坏、修复破坏时，往往更多地依赖于非正式网络和深度合作的信任。官方为增强社会恢复力，经常自上而下推行一些政策，这些努力往往趋于失败，而那些对人们日常生活起到潜移默化影响的方式却往往最后总能大获成功。
每当我们发现某个坚韧的社群或组织时，也几乎总是会在其核心附近发现一类极为特殊的领导者。无论年龄性别如何，这些沟通型的领导者往往是发挥关键作用的幕后英雄。他们作为各种人之间的纽带，将各式各样的网络、观点、知识体系和计划编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领导者促进了当地施政的灵活性——他们能够将各式各样的官方机构与非正式团体拉拢合作，共同应对危机。
导言（10）
信仰、价值观、思维习惯、信任与合作、认知多样性、强有力的社群、沟通型领导者以及灵活的施政，这些基本元素为社会恢复力提供了生长发展的沃土。综合起来，就成为一种增强恢复力的新方法，可以支持各种社群、组织以及处于其中的人们。
我们可以通过恢复力这个概念来透视一些重大问题，从一种新角度来考察它们：企业规划（企业应该实行什么样的预防措施以应对突发情况？），社会发展（怎样增强处于危险中的社群的恢复力？），城市规划（灾难到来的时候，怎样确保城市的基本设施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国家能源安全（怎样合理调配能源和基础设施配置，以应付能源系统中不可避免的冲击？）。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会影响的一点是：我们自身（在生活中总有无法避免的挫折，在这些艰难困苦面前，我们有没有办法保证自身的恢复力？）。
在此背景下，恢复力迫使我们认真对待失败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接受人类的知识和眼界存在局限性的现实。它假定我们并不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遇到问题往往会大吃一惊，犯个错误也很正常。虽然这里我将恢复力作为一个理想的目标来提倡，但作为一种系统属性，就其本身而言它是中性的，并不必然是一种美德：恐怖组织和犯罪组织往往也有着高度的恢复力，原因跟我们前文所提的一样。我们将在本书中读到，在对恢复力进行探究时，我们从“坏人”身上学到的东西绝不比从“好人”身上能学到的少。
此外，恢复力思想也并非只是让我们放低姿态去应对不确定性和风险。与此相反，通过鼓励适应性、灵活性、合作性、连通性以及多样性，恢复力的思维能够带给我们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在更深的层次上懂得生活，学会生活。提高自己的恢复力对于度过下一次危机、提升自己在灾难面前的生存概率来说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所获得的益处不限于此。
在后续讨论中，读者们还会看到一些不断重现的基本原理。第一个是“整体论”。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单单提升某个部分或某个组织层面的恢复力，有时会（意外地）导致其他部分脆弱无力，反而让整个系统毁于一旦。相反，放眼全局则大有裨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便可以通过改进系统的某个部分，来强化其他部分的恢复力，系统的整体恢复力也会因此提高。
更重要的启示是，为了增强恢复力，我们往往需要在多模式、多领域和多规格下工作——一方面我们要关注感兴趣的东西，另一方面更要考虑系统中运转得过快或者过慢的齿轮，还要检查那些突然收缩或扩张的部分。请各位读者回忆一下在玉米饼暴动中发挥影响的各种因素：某些因素来势迅猛，例如卡特里娜飓风；另一些因素发展起来则较为温和，比如玉米和石油之间日益增强的价格联系；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发展起来则更为缓慢，例如墨西哥在经济上对进口玉米的依赖。节奏不同的各个部分相互作用，放大了破坏的效果：如果不对这种相互作用加以考虑，任何对于系统的小修小补都无法获得长久的成功。
导言（11）
你还会注意到，恢复力策略的原理常常能在自然界的生物身上得到最纯粹的体现，不论是一个单细胞，一个物种，还是整个生态系统。这不足为奇，因为恢复力是经历过时间考验的动态系统的共同特点，而生命正是地球上迄今最有活力、最持久的系统。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某种神秘的“Kumbayah”自然主义。生命系统往往错综复杂，其运行方式也不是最有效率的——很多情况下处于一个持续变动的非平衡状态。生命系统本身有各式各样的工具和策略，但它们却很少有发挥作用的机会。携带着这些有用但又很少生效的机制对细胞、生物体和生态系统都会造成实质性的负担：减缓生长，降低最高效率，限制局部所能获得的资源，从而累及系统整体。t米t花t在t线t书t库t ；book。mihua。net
同样，在现实社会中推行这类策略也不容易，在政治上尤其不可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以损害短期效益为代价，来为一个不一定会发生的危机做准备，提高将来度过危机的概率。当然，这种危机很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未雨绸缪就像是在晴天卖雨伞，即使环境再好，仍然是个艰巨的任务（关于这一点可以询问任何一个政企领导人），更何况是在现在这个痴迷于赚快钱的世界，没有耐心的股东、季度盈利报告、两年一次的选举、紧迫的财政预算等，一切都是那么浮躁。若非如此，我们本可生活在一个泡沫更少的世界中，人们也不会抱怨参加消防演习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生命系统还具有极强的周期性。恢复力研究奠基人之一，生态学家C·S·霍林（C。S。“Buzz”Holling）将其称为“适应性循环”，由四个不连贯的循环阶段组成。首先是一个迅速的“增长阶段”，这个时期的生命系统相当于幼年期的森林，基础资源被聚集起来，相互之间开始互动、组合；接下来是“保护阶段”，这个时期的生命系统像成熟一些的森林，能够更加高效地锁定和利用资源，但与此同时整个系统也会变得愈加脆弱；在此之后是“释放阶段”，系统在此阶段中通常发生一次故障或崩溃，资源被分散；最后则是“重组阶段”，整个循环又重新开始。
尽管不是所有系统都一丝不苟地照此运行，但适应性循环可帮助我们理解生态领域之外许多实体的恢复力。例如在工业领域，适应性循环就无所不在。再想想，同样的故事在商业领域也在不断重演：某创业公司推出一项新产品或服务，市场需求极为旺盛。通过优化创意和大幅削减非营利性因素，该产品销量增长非常迅速，这家公司得以挤压其他较小竞争对手，占据大部分市场，获取丰厚利润。然而没过多久，又一个竞争对手横空出世，凭借新产品在市场站稳了脚跟。原来那家创业公司突然发现，之前造就其成功的最优化配置，反倒成为现在无法适应市场、跟不上最新市场行情的罪魁祸首，公司迅速衰落了。结果呢，公司原来的人力资源重回市场，新一轮创业循环又开始了。增长、保留、释放、重组，听起来很耳熟吧？这个故事在市场上曾一再重演：比如底特律在20世纪70年代面临的石油危机，微软在20世纪90年代面临的互联网兴起，索尼在21世纪初面临的来自iPod（苹果公司出品的一款多媒体播放器）的竞争。
导言（12）
在恢复力讨论中，另一个相关主题是网络的重要性。网络指的是一个通用、概括的参考系统，用以描述各种信息、资源和行动是怎样在许多复杂系统中运行的。例如，生物学、经济学和生态学等领域共用一套描述方法，研究者便得以对各种完全不同的系统遇到的类似问题加以比较，比如制止某种事物的蔓延——比如一种真正的病毒，一次金融恐慌，一个有害的行为，一种环境污染物等。拥有一套共享的参考框架能够让我们得以思考一个领域中的成功策略如何应用到另一个领域。我们将在一些新兴领域看到这一点，比如生态金融领域。
当然，我们所面临的迫切挑战，大部分都位于一种特别的边缘地带，即人与技术、生态、金融或社会系统之间互动的边缘地带。从系统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些人类与非人类的系统之间发生了耦合——任何一个系统的行为都会影响到另一个系统，由于反馈环路往往很复杂，其影响可能难以追踪。正如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玉米价格与石油价格发生耦合。不幸的是，我们即将看到，大多数耦合系统都随时间的推移变得脆弱——也就是说，系统将会失去适应变化的能力。到那个时候，一次系统性颠覆越发难以避免，而新的系统往往更加糟糕。t米t花t在t线t书t库t ；Book。MihuA。net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球化是所有耦合系统之源。虽然全球化带来的效益和奇迹毋庸置疑，但它同时也编织了一张纵横全球、大到让人难以理解的复杂网络，天南海北的各种实体之间的潜在依赖关系加强了，适应力也随之降低了。通常我们可以通过全球化对某一个变量加以优化——例如资源的获取或消耗——但往往也暂时延迟或隐藏了与此举有关的环境影响。全球化还将不同时间维度的系统联系在一起，例如1/1000秒内发生的金融交易，数年演化形成的社会规范，以及数千年形成的生态变化过程等。随着这些相互作用的增长，突发事故的来源、速度和后果均被相应放大，与此同时，我们的痛苦也被放大，包括所有个人、社群、机构和环境在事故发生时所感受到的痛苦。
消减、适应和转变：恢复力优于可持续发展
这种不断增强的复杂性和脆弱性引发了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反响，而这种反响是全方位的。其中一些人，属于所谓的“伊卡洛斯”阵营。这些人认为人类需要调整自己的步伐，放慢生活节奏，简化生活方式，更多地利用本地资源。举例来讲，英美两国的“伊卡洛斯”活动人士已经计划建立一种所谓的“转型城镇”，目的是为了应对未来全球石油资源的枯竭和气候的突变。这些人的策略是减轻自己这一社群对更大经济体的依赖，特别是对油气资源为基础的经济体的依赖。他们采用的手段很多，可以在自家后院种菜，也可以生产本地能源等。对于“伊卡洛斯”阵营中的许多人来说，人们没有必要担心迫在眉睫的危机，人们应该直面危机的挑战，因为主动适应危机反而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更平衡、消耗更少、更有益的生活方式。
导言（13）
“伊卡洛斯”的追随者提倡回归小型化，但是另一个“天定命运”阵营的成员则认为人类没有回头路，大家必须精明地处理这些不可避免的问题。这些人认为，无论怎样，人类都统治着地球。这里有几十亿过着富裕生活、奢侈浪费的富人，还生活着几十亿穷人，他们在为过上前者的生活而奋斗。此外，这里还有几十亿尚未诞生的婴儿，他们即将加入竞争的行列。由此看来，人类对资源的开发利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