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来，光绪在瀛台，最可惜的是珍妃不在身边，如果允许珍妃与光绪同住，那瀛台岛就不啻于洞天福地了，光绪可以在这儿打鱼种地，珍妃可以在这儿采莲唱歌，别说幽禁十年，就是百年千年那又何妨。
事实上，远在乾隆时候，精打细算的清廷就允许在瀛台种地，当时乾隆下旨说：
瀛台等处，著于膏腴之地，善为播种油菜，民租水田所收稻草，俱交户部喂象。
因为有这个传统，慈禧也在这儿也给自己弄过自留地，徐珂的《清稗类钞》就记载慈禧在“瀛台种荷万柄，孝钦后（即慈禧）每令小阉采其蕊，加药料，制成佳酿，名莲花白，注于瓷器，上盖黄云缎袱，以赏亲信之臣，其味清醇。”用莲蕊来酿酒，慈禧也算精于打小算盘的人了。
这个精于算计的女人，当然不会让珍妃与光绪同住瀛台，她必须折磨光绪，让他孤零零独自在此受无穷的寂寞孤独和煎熬，若是光绪在难熬的孤独与煎熬中死亡，那更会让她大快心怀。
六．历史的玩笑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与光绪有点相似的帝王，他就是南唐后主李煜。两人的相似之处是：都曾经是一国之主，后半生都是在幽禁中度过的，都是被人用毒药害死的。当然，也有很多不同处：李煜是国亡后被抓到敌国的首都幽禁的，光绪却是不甘当亡国之君，欲奋发图强时被当朝太后所幽禁；李煜的前半生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光绪的前半生却是淡泊自奉、艰难备尝。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光绪正是为了避免落到李煜那个下场，这才发奋图强，实行变法的，可悲的是，这反而导致了他的幽禁。这很可悲，也很可笑，看来历史并不总是相似，历史经常捉弄相信它的人。
当歌舞升平的南唐被宋军攻破，李煜被宋将曹彬押赴汴京时，李煜又愁又痛，泪流如雨，作诗说：“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当时的人后世的人却以此嘲笑他，宋太祖就说：“李煜若肯以作诗功夫治国家，岂吾俘也。”
后人谭莹也笑话他，说：
伤心秋月与春花，独自凭栏度岁花，
便作词人秦柳上，如何偏属帝王家？
光绪是大儒翁同和的弟子，翁同和饱读诗书，李煜作诗亡国的事不会没给光绪讲过，光绪自己终生读书，对南唐亡国的史事自然也十分清楚，可能正是因为李煜亡国的教训，光绪才不惜一切，奋然而起，力图挽救国家的败亡，他不作诗，不好女色，更不花天酒地的玩乐，可这又怎么样，瀛台就是专囚他这想变法想强国的人的，因为要变法要强国就必须有权柄，并且变法怎么也要带点风险，而慈禧既爱权柄，又老了，不在愿意担任何风险，套用宋太祖的话，慈禧会说：“光绪若用变法的劲头来作诗，我岂肯禁他于瀛台。”
李煜在汴京被宋太祖幽禁，他当时心理上的感受只有一个字：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在这如江如海的愁绪里，李煜只能以回忆往事来打发时间，江南故国的岁月，颇有一些可供李煜回忆的温馨往事，花天酒地的快乐、美女如云的旖旎，在醉生梦死的繁华中，大周后、小周后如一轮先后升起的明月，让李煜前期的人生变得甜美无比。
幽禁中的光绪，想来回忆往事也是打发时间的途径之一。只是光绪没有李煜那些花天酒地、美女如云的经历，虽然他有一后二妃，但他对皇后、瑾妃都不爱，对她俩没有感觉，他爱的只有珍妃一个，在光绪的内心世界里，珍妃便是一轮月亮。
当年还是自由之身时，光绪与珍妃避开慈禧，像天下所有相爱的小儿女一样，相随着在内苑的花木山石间徜徉，累了，他们就席地而坐，这时，光绪忽然灵机一动，吟出一句上联：
二人土上坐
这随口一句看似简单，实则妙绝天工，两个“人”字在“土”字之上，刚好就是一个“坐”字，且与光绪珍妃一左一右席地而坐的情景神似。
聪颖的珍妃见光绪兴致勃勃，含笑看着自己，于是思索着，对出了一个下联：
一月日边明
这个下联用的也是拆字法，“月”在“日”字旁边，便和成了一个“明”字，光绪是皇帝，将他比作日，倒也贴切，可惜的是珍妃不是皇后，不过在光绪的感觉里，心灵上的月亮确非珍妃莫属。
这个流传的故事很可能是虚构的，因为光绪一直对吟诗作对没有兴趣，当然，也很可能实有其事。作为翁同和的弟子，吟几句诗做个把对子绝对难不倒光绪，只是光绪对这类事兴趣不大，最多偶尔为之。
因此，我总觉得历史与光绪、李煜二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将他俩故意互换了位置和时间。设想一下，如果将光绪和李煜再换回来，让光绪做南唐的国主，励精图治、发奋图强，那会是一个怎样的结果？南唐本身相当富庶，在光绪精兵强国诸种努力下，很可能与赵匡胤有一战之力。李煜在南唐当政的时间长达十五年，这段时间足够光绪用了，练一支劲旅，南取吴越，北抗大宋，光绪极有可能成为南唐的中兴之主，受后世的尊敬推崇。
反过来，让李煜来做光绪，顶替光绪这个名号，不理政事，只在宫中吟诗作词、留恋风月，偶尔兴起，再作几首歌颂慈禧老佛爷英明睿智的诗词，虽不一定就能哄得慈禧笑靥如花，但想来绝不至于有牢狱之灾、幽禁之苦。
第十六章 立宪成功，40年内中国能否达到世界强国的地位？（1）
这只是个假设，假设光绪复出并顺利立宪，中国成为虚君制的共和国，革命没有发生，国家也没有分裂，一切的论述，都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展开。通过这个假设，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问题，很多发人深思的问题，比如富与强的关系，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天下的概念和国家概念的关系，等等等等。
在顺利立宪之后，中国从此步入了依法治国的轨道，包括皇帝在内，人人受宪法的约束，而老百姓也从宪法中获得了基本的*，中国式的*政治开始运行，清末社会聚集的诸多矛盾将因此得到化解。这时候，革命已经失去了主要的理由和动力，立宪派的目的也已经达到，社会将由动荡而进入平稳良性的发展时期。
在预备立宪时，官制的改革使中央政府已经掌控了全国的大权，在此之前，军权也从地方收了上来，地方督抚尾大不掉的弊端得到了有效的竭制。由于没有改朝换代，立宪也不是以大规模的流血或者其他暴力促成，因此，固有的社会秩序没有受到冲击，更不会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由于立宪与地方自治并举，因此，作为当时社会中坚力量的士绅阶层将有机会进入中央和地方议会，参与政治，这些士绅，一方面是中国*政治稳固、并继续向前推进的主要力量，这些人是*政治最早的受益者和传播者，他们本来在过去就是官民之间的连接纽带，*政治的思想也将由他们扩散开来，逐渐传递给百姓。
*政治需要法律的保障，有最充足的条件以保障法律的严格执行，其条件是：
一． 舆论的自由将对当局的执法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尤其会对热点问题、妨害民生妨害*的案例进行报道或者谴责，这将迫使当局不得不严格执法、准确执法。（关于舆论自由问题，在第 章第几节有论述）
二． 失去了权力的皇帝，必须做遵守法律的模范。失去了权力，皇帝所能凭恃的，，除过皇帝这个头衔在千百年积攒的神圣和威严外，剩下的，就是他本人的德行以及遵法守纪等现实表现了。退一步说，无权的皇帝，想违法也难以违法，就像失去了权柄的官员再也无法贪污*一样，当然，这儿是说皇帝在政治等大问题上的违法，想来盗窃、杀人这类违法事情皇帝是不屑干的。与其不能违法，倒不如自觉遵法守纪，以便自己的声望威严不坠、神圣的光环不退色。事实上，在虚君制巩固之后的国家，如英国、荷兰、丹麦，当今的日本与泰国等，君主都以模范遵守法律为己任，这时他们为了巩固他们的皇位所必须做的，不然的话，就将引起国民的厌恶，从而影响皇统的传递。但是在客观上，他们的遵纪守法给国民做了榜样，引导、影响国民对法律的敬畏心理。
三． 在清末时候，民风还相对纯朴的多，老百姓对官法的畏惧之心仍在，几千年来“民心似铁，官法如炉”的实践，使得官法的威慑力还在，不像现在执法的难度那么大。那个时候没听说过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货款的问题，民间的票号全凭信誉，就可以做几十万两银子的大生意，社会的信誉体系还健在。
有了这三个条件，法律得到严格且准确的执行，应该没有大问题，社会的稳定可以乐观的期待，基本的*能够得到保障，中国将在中央集权这个大格局下获得发展。就这样；平稳的发展40年，中国能成为世界强国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先讨论富与强的关系问题。
第十六章 立宪成功，40年内中国能否达到世界强国的地位？（2）
二． 富与强的关系
现在的媒体上，经常见到讨论中国崛起的问题，论据主要是说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GDP在全球的排序已经上升到了第4位，占全球GDP的份额达到了6 ％，（2007年数据），因此崛起在望，中华民族的腾飞指日可待。按这些流行的观点，似乎经济的发展是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似乎富与强紧密相连，甚至两者之间竟可以划等号。那么看看清末的情况吧。
1840年，中国的GDP全球排名第一，占世界的份额为，此时英国的GDP占世界的份额仅仅是，但是与英国打仗，大清惨败。这次战争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人以数千远征的兵力，将大清帝国打得屡战屡败，清政府在无奈下，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1860年，中国的GDP虽然有所下降，可全球排名仍为第一，占世界GDP的份额为。远超英、法。这一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最后一年，英法联军以两万两千人的兵力，攻入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吓得大清的皇帝咸丰逃往热河。洋兵如入无人之境，烧杀抢掠，圆明园就是这时被烧的。此战的后果是大清割让九龙给英国，赔偿英法军费一千六百万辆。
1894年，中国的GDP全球排名第二，占世界GDP的份额为，而日本的GDP占全球GDP的份额只有，中国是日本的5倍多。此时大清的常备军是一百万，而日本经过持久的扩军备战，兵员也只是区区的22 万。但是在次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大清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陆军也是节节败退，溃不成兵。此战的后果是割让台湾、辽东半岛给日本，签订《马关条约》。
1900年，中国的GDP全球排名仍旧是第二，占世界GDP的份额为11％，但是八国联军以两万人的兵力，从天津长驱攻入北京，当时华北一带有清军十多万，义和团民四、五十万，却阻挡不住孤军深入的两万洋兵，被其赶杀得望风而逃，最后，洋兵攻破北京城，逼得掌权太后慈禧远逃西安，却不知羞的自称“西狩”，此役的结果是签订《辛丑条约》，赔偿洋人白银四万万两。
（各种GDP数字来源：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该文在如下网页：）
历史是血淋淋的，但是只简单的用“清政府*无能”来解释这段凄惨屈辱的历史，显然极不负责任。清政府那么无能，却仍旧在这段时间鱼肉百姓，作威作福，那是不是说明那时候我们的百姓更加无能？或者借用一句自欺欺人的话，“不是我们无能，而是敌人太强大”！
清政府的功过，不是这本书评述的范围，我引用以上几件事，只是想说明GDP和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鸦片战争之时，中国既大又富，GDP排名稳拿第一，远远高出名列第二的英国，占世界份额之大让人咂舌，但这又能怎么样，那时候在我们的国土上作战，兵员总数又远远多于英国，可失败的是我们。如果仅仅是一次失败，那么在战术上战略上可以多找原因，但次次失败，而且败得极惨，就不是技术层面的原因了。
1840年的大清，幅员广阔、全国一统、皇权专制，拥有远超世界各国的GDP，军队的数量也是各国中最多的，说它是个弱国，简直让人觉得说不出口，但它就是那么弱，弱得让人痛心。 。 想看书来
第十六章 立宪成功，40年内中国能否达到世界强国的地位？（3）
三． 国家强盛与民族强盛
没有民族的强盛就没有国家的强盛，1840年，当中华民族尚处于万马齐喑的可悲状态，大清如何能称得上强盛，即便它再福一些，再大一些，那也只是富只是大而已，和强盛沾不上边。
说到“万马齐喑”，想起了龚自珍已亥杂诗中的一首：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首诗写于1831年，距第一次鸦片战争不到十年，有这首诗为证，那个时候，清朝最起码在龚自珍的印象中是万马齐喑，而从清朝盛行的文字狱等事情中，也能佐证龚先生的万马齐喑绝不是无稽之谈。不过龚自珍能劝“天公重抖擞”，看来是他对这样的大清并没有完全失望，还指望它能真的抖擞起来，但是他的儿子却似乎对大清完全失望了，因为后世有人提出指控，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就是他儿子带的路。
天下家国，本同一理。如果有这样一个家庭，家大业大，可是家中的人却或病或痴，或懦弱或颟顸，那么这个家不强盛，经常遭人欺负就是难免的了。
用家的道理来看，大清那么大，那么富，却一点也不强，原因其实十分简单，那就是数百年来一直推行的愚民政策，这个政策将中华民族的肌体弄病了，将中华民族的精神异化了，民族的神经也被弄得迟钝麻木，
英国人阿克顿说：“民族因素在国家中的巨大重要性，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它是政治能力的基础。一个民族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形式和生命力。”这话说得很清楚，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可是，中华民族曾经那么有活力，勤劳勇敢，彪悍开拓，胸怀博大并且自信洒脱，例如两汉时候，“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时候的中华民族，那么威武强悍，盛唐时候，
那么，中华民族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才变得颟顸了，懦弱了，民族精神变得衰弱不振？民族的神经变得迟钝麻木？
愚民政策并不是清代的皇帝发明的，从孔夫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起，愚民的理论基础就有了，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起，愚民政策就正式登台亮相了，但是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愚民政策的作用其实很有限，“坑灰未冷天下乱，原来刘项不读书。”秦始皇将天下的书拿去烧了，可造反的刘邦项羽根本就是不读书的人，他们的造反，只是依据自己的本能反应。在秦的*下，首先站起来造反的陈胜吴广也并不是因为读了什么书，懂得了什么大道理，这才领了百姓揭竿而起，他们造反也是出于本能，求生的本能。
因此类似于焚书一类的愚民政策，虽能阻止或者减少思想的传播，却并不能剥夺人的本能，不能变异人的精神。如果有一种学问能变异人的精神，破坏或者封闭人的本能，那么用这个学问来愚民，其功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