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老相册2- 第1部分

我心中的牯岭美国学校（1）
艾琳·翁埃赫尔·文森特＇美国＇
　　在中国人称之为酷暑“两大火炉”的南京和武汉之间，有一座美丽、凉爽的庐山。欧美商人和传教士的家人；把能在夏天登上庐山，同一些从其他地方来的朋友一块儿相聚，一同参加舞会、野餐、游泳、打网球、远游、宿营，度过一段幸福、美好的时光，视作难得的享受。
　　在中国中部的传教士和商人家庭，更希望能在这么美丽且有助于健康的地方建一所学校。20世纪初，外国传教士在庐山的中心——牯岭开办了几所学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赛·珍珠曾就读于牯岭美国学校。她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也去了牯岭学校一年……然后，我又被送到朱厄尔小姐家……”（这是她在祝贺约翰·埃斯佩1947年出版的一本书——《来自校园的故事》时说的一番话。这是一本关于庐山美国学校的故事书。）
　　1916年9月4日，这所拥有4个学科的临时学校开学了，学生们在仙岩饭店的平房里开始上课，临时学校位于后来兴建的牯岭美国学校主建筑物前方的坡陂上。我曾经见过的一张漂亮的照片上显露出：6位表情严肃的“教务处”成员，身边是33个孩子围绕着他们依次坐在岩石上。女孩子们穿着有袖子的、高领的、端庄的服装，男孩子则穿着衬衫和过膝的短裤或灯笼裤。照片后面写着：牯岭美国学校——临时指挥部。
　　直到1921年，新的学校完工，一座都铎式结构的4层大楼耸立起来了。当学生们从圣诞假期返回来的时候，他们全部都搬了进去。那时，假期由先前的5个星期延长到6个星期，因此，如果学生们认为在这个假期里有必要回家，那么每个孩子都能够返回远在美国的家一趟。
　　一位不知姓名的历史学家在1936年曾经这样写道：“这所学校现在和过去完完全全、一模一样。”假如一个人追溯学校的历史，从特蕾西·洛根开始，追溯到哈拉尔德·雅各布森和约翰·埃斯佩，再到我所记得的20世纪30年代去那所学校的情景开始，沿着这所学校的历史探寻的话，就会发现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特蕾西·洛根曾于1917年进入这所学校并一直在那里呆到1923年。哈拉尔德·雅各布森曾跟我说起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关于那所学校的故事，以及约翰·埃斯佩所写的一本关于这所学校20世纪20年代的书《来自校园的故事》。
　　我记得学校最高的一层楼总是女孩子们的寝室，年幼的男孩子们睡在一楼，年长一点的男孩子们则睡在平房里。在食堂，七位同学围坐在一张圆桌旁，由一位老师负责。每个学生都保持站立，直到祷告完毕。男同学们则要求在女同学们坐下来之前帮助她们把椅子往前挪。那时每到星期一，吃饭座位的顺序就更改一次，大家都跑过去看，他（或她）和她（或他）是否还会坐在同一张桌子旁。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他（或她）“破译”了这个秘密。
　　同学们每两年可以同自己认为合适的伙伴去宿营。女学生们的铺盖是一条由黄色的油布裹着的毛毯。挑夫们扁担两端悬着的箩筐里装着我们的食品。但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20世纪30年代我们的女主人已经是那么的摩登了，她曾宣布我们女孩子们可以做自己的野营饭菜了。
　　1920年，中学只办到了初中，况且没有足够的钱来添置诸如物理、动物和植物实验室的设备。1925年秋天，在纽约的董事会许诺给当时的校长艾伯特·斯通先生带来价值500美元的教学仪器、设备。他当时也曾给许多人写过信，设法说服他们，这所学校应当设立高中，但是所有这一切没有实现。仅仅是在1933年为增设高中采取了实际而重要的一步，在校学生的人数达到了历史上最多的数量——115人。
　　1925年，蒋介石从广东到北京的“北伐”，打败了各地军阀；于1927年在南京建立了中国的中央政府。牯岭美国学校也因此停办了，许多老师、母亲带着他们的孩子们回家了，另外一部分学生则去了上海美国学校。
　　1929年夏末，“麻烦”过去了。斯通先生又和30个学生一道开学了。1930年6月，由于战争，他不得不再一次把学校关闭了。斯通夫妇又回到了上海，在上海美国学校附近得到一间房子，一心一意地照顾从牯岭美国学校转来的23名孩子。
　　1931年，罗伊·奥尔古德带着他的妻子皮特和5个孩子来到了牯岭。他又重新召集和组织了学校的工作人员，自己挑起了校长的担子。
　　起初，学校在极其艰苦、没有任何设备的条件下运行着。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更没有中央供暖设备。晚上，学生们在煤油灯下自习。学生们仅仅靠煤油炉取暖，面对着炉子，只有前半身感到温暖，后半身冰凉。如把炉子转过去，也只能保持后半身温暖，而前半身又冷得不行。为了给孩子们多一点温暖，学校让杂工把装有五加仑热水的煤油桶挑上来给学生们洗澡，每周每个学生可以洗两次。
　　后来慢慢地电灯亮了，暖气片散发出热气了，自来水流进淋浴喷头和淋浴盆里了。牯岭一直没有无线电、电话、汽车或者电影院。但是在夏天，中路下面的大礼堂里也许能放映六七场电影。
　　学生们有一张排得满满的课程表：在上主课、音乐课、体育课的同时，还上教堂或做课外作业。很少有时间剩下来安排诸如男孩女孩捉迷藏，参加观鸟俱乐部、佛朗西斯科联盟，参加唱诗班、学生会等活动。至于每年一度的庐山灯笼节、牯岭美国学校的每周回音（钢琴和小提琴的独奏音乐会）、星期五夜晚演唱会及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和闲扯聊天，孩子们参加最踊跃。除了这些，星期六我们还常常去10～20英里外的山野去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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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牯岭美国学校（2）
在奥尔古德先生管理的头3年，无论在学校管理方面、设备仪器添置方面、老师和学生等方面都极为成功。在那个时候，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有83位学生在牯岭美国学校注册登记。
　　1934年至1935年，奥尔古德先生带领他的家人回老家度假，亨利·利特先生扮演了事实上的校长角色。尽管在秋季学期末爆发了猩红热，学生们不得不留下来在学校过圣诞节，但是不管怎样，这一年也算是成功的。狄可逊夫人—一位英国出色的小提琴女教师，教我们许多早期、中期英国的欢乐歌曲。我们女孩子的父母亲小心翼翼地制作圣诞礼物，把自己装扮得像罐子里的西红柿酱一样艳红艳红的。那年的雪景实在是太漂亮了，我们从莫利斯山坐在雪橇上往下滑雪。利特先生不仅在汉语写作方面给我们安排了极好的课程，并且要求我们把自己的衣服按照特别的顺序摆在自己的五斗柜里。例如，袜子要放在最上面一格抽屉里的右边，折叠整齐的衣服则要放在左边。
　　奥尔古德先生在1935年的夏天又回到了庐山，他带来了许多在美国休假时获得的新想法。一个想法是将那些奶牛——克拉拉贝拉、罗莎贝拉、苏姗贝拉及安娜贝拉全都赶上了山。“牛仔”学生照看着它们，并且自己挤牛奶。另外一个想法是让学生们多做学校的活儿，而不是让他们把所有的活儿都留给中国的仆人。我们跟他们是极好的朋友。我记得曾经不得不洗涤堆积成山的盘子、茶杯和玻璃杯，我还记得我曾经打破一项他们洗盘子、碗数量的记录。
　　学校从1936年到1937年又继续开办了一年。这时，我姐姐伊迪丝在6月份毕业了。在接下来的7月份，日本军队在中国北方制造了“马克波罗事件”，并且完全地侵入了中国。蒋介石希望有时间来加强中国军队的力量，现在被迫保卫中国。这所学校在那年秋天如期开学了，但学期末又不得不再一次关闭。奥尔古德夫人和5个孩子在12月28日十分伤感地离开了牯岭，离开了他们的父亲。琼·凯勒和其他工作人员及丽塔和埃尔·奥尔古德这样告诉我：最后一次仔细地把学校门窗关上……
　　1982年，我和丈夫约翰一起登上了牯岭，指给他看那个他认为我一直神往并胡说了40年的地方。可是不幸的是：那是12月份的天气——冰天雪地，它被厚厚的云雾笼罩着，我们什么也看不清楚。我们实际上是乘坐在小汽车里，仅花了1小时就跃上庐山——不像我们过去所做的那样：步行或者坐轿子上庐山。出租车蜿蜒地消失在浓浓的大雾中，把我们带向旅游指南书上所说的“通向牯岭古老历史的路”。
　　由于无休无止的浓浓的漫天大雾，我们几乎没有看见牯岭的任何东西。学校已经变成疗养中心，现在是淡季，已经关门了。我们过去的“消遣”天地被猪圈占据了一半，围绕着主楼修建了许多小房子。岗哨房也已不见了，漫天浓雾里莫利斯山的面目也不怎么清晰。
　　牯岭美国学校是从1916年到1927年开办的，又从1931年到1937年再次开办。这是一段短暂的时光，充满魔力的时光。保罗·谢勒茨在他编辑的文集中，有一篇文章叫做《庐山回忆》，他在其中写道：“曾经有一所学校在它关闭了50年之后，仍然让它的大多数学生如此魂牵梦绕，它仍然是保存在他们心中最幸福、最甜蜜的记忆之一。”尽管学校规模小而且又远离城市的喧嚣，坐落在只能步行才能到达的环境优美的地方。可是，在优秀老师的教导下，我们不仅形成了一个学生群体，而且我们更像一个大家庭的亲密成员。（慕德桦译）
　　（艾琳：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庐山牯岭美国学校，本文摘自英文版《庐山回忆录》一书）
　　（慕德桦：庐山工商联合会会长）
　　（本文照片由慕德桦及张雷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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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少年庐山夏令营拾趣（1）
侯　　强
　　1987年7月13日，庐山芦林饭店走进了一批来自远方的不寻常客人——20位美国中学生和3位老师。同行的还有17位北京四十五中的老师和学生，他们是来参加由美国因特劳根教育中心（Interlogen　Educational　Center）和北京共同组织的“中美友好夏令营”。在庐山，他们度过了13天欢乐的时光。我当时作为江西省惟一的教师代表，带着两位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虽然时间已过去了16年，但那一次有趣的活动让我至今仍难忘怀。
　　　　玩游戏，嬉中逗趣
　　夏令营开始阶段，大家互相不了解，因此见面话不多，只是笑笑而已。美国的营员来自各州，彼此之间也不是非常熟悉。但夏令营组织者设计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大家，同学们很快就熟了起来。
　　首先，中方主办者邀请了非常熟悉庐山的作家黄润祥先生给中美双方的学生介绍庐山。黄先生是庐山通，话匣子一打开，就滔滔不绝。因为我是英语老师，就做了临时翻译。学生们对庐山充满了好奇，介绍完后，问了不少问题。在随后的一两天里，中美双方的学生开展了各种活动。比如，美方的学生介绍了美国宪法，而中方的学生则介绍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
　　说起夏令营美方组织的活动，那可称得上是丰富多彩。体育活动有教棒球的，文艺活动则有教唱英语歌的。其他游戏活动则更有意思，有“抓沙丁鱼”游戏，类似中国的“捉迷藏”。有个中国学生躲在席梦思床垫下面，抓“沙丁鱼”的同学实在找不着，最后只好叫那位同学自己出来了。玩气球游戏，规则是用除了手以外的身体各部分去顶充气的气球，谁最后让气球落下来谁就赢了。这其中有3个游戏我印象最深。一个游戏是让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用绳子、棍子固定5个生鸡蛋，当鸡蛋从相同的高处落下来，看哪一组的鸡蛋没有破或者裂缝小。美方老师也邀请我们中方老师参加。结果，几组学生表现都比老师强。还有一个活动是扎染。美方老师先说明了扎染的方法，然后叫大家把准备好的T恤染成各种颜色和图案。有个中国学生把自己的白裤头前片染了个红红的太阳，没想到弄得很像日本国旗，逗得大家大笑了好一阵子。
　　这时候，因为已经多日吃在一起，住在一起，玩在一起，中美学生相互很熟了，交流也多了起来。Jarrod（杰拉德）跟我聊起了他的理想，说他想当美国总统。Creg（克拉格）呢，教大家玩魔术。Maja（玛佳）和Wendy（温蒂）教大家编制印地安人的幸运手链。中国学生则教美国学生折纸，教他们玩翻绳游戏。但不论玩什么游戏，即使是动作单调的跳橡皮筋，美国孩子都十分投入，也把中国孩子的兴致提了起来。
　　　　攀悬崖，险中涉趣
　　为稳妥起见，攀崖前美方老师先让大家在芦林饭店二楼的阳台上做实战前的练习，先教保险绳的系法并说明了攀崖的基本要领，然后再把人从阳台上放下。而美方老师兼教练则不停地大声重复着动作要领，叫大家用脚蹬墙，身子向后仰，放绳，蹬墙；再仰，再放绳……北京来的曲薇老师一个不留神身子翻了个个儿，倒挂在半空，着实把大家吓了一跳，大家戏称她的表演是“倒挂金钟”。
　　攀崖开始前一天，应美方要求找了几个地点，最后选中了剪刀峡间的“鹰嘴崖”。鹰嘴崖一面靠着山，三面是悬崖。首先，大家从靠山的那个方向爬上崖顶，固定住绳子。美方老师先做示范，然后大家轮流下。中美孩子都有下的，但美国孩子明显多些。据说他们的父母注重从小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以应对未来的生存大冲撞。有个中国女孩像是准备好了，可到了崖边就慌了神，怎么都不肯下了。中方老师也有参加的，虽然参加者有的裤子被磨破了，也有的控制不住绳子在那里打转，但都是有惊无险。
　　　　游名胜，赏中觅趣
　　庐山美丽的风景吸引着中美学生，也是他们游戏之余最大的乐事。特别是在观赏了庐山画院杨豹、李杏等本地画家的庐山山水风景画后，对庐山风景更是情有独钟。游览中美国孩子有一件小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在去含鄱口看日出的路上。5点多钟大家就起来了，事前美方老师叮嘱学生路上行走不要出声，以免影响路边熟睡的居民。Douglas（道格拉斯）和我并排走，走着走着，他忍不住想跟我说话，我们俩小声交谈起来。这时美方有位老师投过来一道严厉的目光，Douglas赶紧闭上了嘴。美国的孩子给我的印象是：活泼的时候，放得很开；但该遵守纪律时，也一是一、二是二。
　　夏令营的最后两天是游览山下的名胜。
　　首先参观了九江市古迹——烟水亭，随后去了郊区五里乡。美国客人对中国农村很好奇，他们忍不住走进农家小院，里里外外拍了个遍。他们还同留在家里的老人、孩子交谈并合影留念，叫我们中国人觉得他们的确是对有中国特色的事物着迷。中餐是在乡里经营的一家饭店吃的，非常丰盛。客人完全没有料到一个普通的乡可以办这么好的饭店。接着去了九江石油化工公司炼油厂，厂区如花园般美丽，车间一尘不染，工人们坐在电子机械的控制台前操作。
　　第二天上午去了被称为江湖钥匙的湖口石钟山和第四纪冰川的遗迹鞋山。登上浔庐一号游轮，船顺着长江劈波斩浪一路开去，大家心情好极了，又是唱又是笑的，一会儿手扶栏杆欣赏长江两岸的美丽风光，一会儿又涌向甲板嬉笑拍照。当他们看到长江和鄱阳湖交汇处一个宛如倒扣大钟的山头时，都非常亢奋，并对这座山命名为石钟山的多种解释很感兴趣。游轮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