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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我还注意到，你电影的背景音乐很特别，一般比如说会找一个电影的作曲来一起合作，专门为这个电影写音乐，但是我发现你通常是用现成的音乐，为什么呢？
王：懒。因为第一，你要找一个音乐作曲家，你跟一个作音乐的人去沟通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因为音乐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还有就是说，音乐需要时间，他需要整个电影看完了，可以慢慢地做。但是我们通常今天电影剪完，明天就要上，也没什么时间，所以我通常在剪的时候有一些音乐在里面，到后来就是用用他们的就算了。
曹：那你不用编剧，是不是也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写剧本的人懒得跟编剧来做这种磨合？
王：不不，我现在反而是感觉很困难，其实最有影响就是有一个编剧，他会给我一个很具体的想法。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困难就是，大家听到王家卫找我写剧本都不干。他们说你自己会写，你搞什么，你不要耍我们，反正你自己搞定，所以都不来。就像这次《蓝莓之夜》，他也有这种印象，他也不管，他认为他只要把这个故事编好，他也写了他应该有的内容在里面，你去改是你的事情。
曹：你过去做导演之前是做编剧，编剧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懒懒散散的状态？
王：我们那时候的编剧是很辛苦的，编剧不是说在家里面写完了就算了，我们是跟场的，所以我当编剧的过程里面，就是说几年，基本上你是一个导演的心理医生，因为导演其实在拍摄的过程中，他有很多很多考虑，他有很多顾虑，这场戏好不好，这场戏是不是不顺，还有就是老板说这个没钱了，这个演员他还有给我意见，我应该怎么做，所以呢，我还要给他辅导，就是说给他不同的方案，解决他的问题。
曹：你那时候做编剧，你写剧本比较慢，结果被老板黄百鸣辞退过，有这个事吗？
王：对，那段时间。他们做电影就是说，一个电影有九本戏，每一本你必须要有三颗星，三颗星是什么呢，有笑料，然后是有打斗，或者是有怎么样。他每一次跟你讨论剧本，他就是说，相信我，年轻人，你看我们的成绩，你不相信我，你要相信我们的票房，所以呢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套路。但是我自己呢，作为一个编剧，我可以提供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要是写一样的东西，那用我来干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说，对他来说我写一个剧本期间，我就可以搞定了，那为什么你要花更多时间，我说因为你是老板，你写什么大家都会说好，我跟你不一样，我一定要先过了我自己这一关再说。
曹：你一直说做导演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以导演自居，要把自己看成一个观众，只不过这个观众是躲在摄影机后面的观众，我们怎么解读这句话？
王：你当导演其实最主要就是说，到最后你要交出一部电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很多判断，你是用什么去判断，是用理性的判断，还是用理论的判断，还是一个实际的判断，我认为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我们都从一个观众开始。一个电影到最后你是要交到观众面前的，所以呢，你最好就是说，我自己喜欢看这场戏，我认为这样会好看，还是那样会好看。
曹：你还强调过导演要诚实。
王：有些电影你一看就知道导演自己都不相信，所以你拍出来你就知道，这个是虚的。我认为不管是男女之间，父子之间，人跟国家之间，有一些东西是你有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你拍出来，能感受得到，这个才是真实的。
《花样年华》——那个时代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王家卫电影中的情感是真实的。所以，这次王家卫错了。那个时代虽已过去，属于那个时代的情感却依然存在。
毕竟，王家卫的电影是属于今天的，他会带我们走回那些早已消逝的岁月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1）
他是自爱因斯坦之后最有贡献的物理学家杨振宁，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50年前他的获奖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而在2004年，82岁的杨振宁迎娶28岁的翁帆，再次引发了一场“地震”。以杨振宁的特殊身份，做出如此惊世骇俗的决定，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吸引他们走到一起的到底是什么呢？
曹：杨先生你好，很荣幸能够在清华园跟您做访问。我知道从上个世纪1929年一直到抗战爆发，您曾经在这个地方生活过八年，那您在世纪之交，在您的晚年，又回到了清华园，创建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并且又得到了上帝给您的这个礼物，翁帆小姐，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又到了一个新的起点？
杨：当然是。我今年85岁，是很乐观的。我又跟翁帆结婚，是一个很成功的婚姻。这当然都是，也是我的好运气的另外一端。
曹：当时你们有没有想到，你们的结合会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杨：当然想到了，因为到底我们的年龄差得很多。不过如果翁帆跟我觉得这事情会给我们幸福，我的家人，还有翁帆的家人，他们就赞成。
曹：那您求婚的时候，有没有像年轻人一样，也送点玫瑰花什么的？
杨：当然，但会有不一样。
曹：你们在准备结婚之前，您有没有先征询一下自己子女的一些想法？
杨：我们在订婚以前的一年之间告诉过我的兄弟姊妹跟我的孩子。我在电话里头跟翁帆提出来要订婚的时候，她当然跟她的父母去谈了，她的父母也是有点意外。事实上，在1995年，翁帆是汕头大学大一的学生，杜致礼（杨振宁原配夫人）跟我去访问汕头大学的时候，她是汕头大学选了来帮我们，照顾我们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有一些照片。那时候翁帆的爸爸妈妈已经知道，翁帆认识杨振宁跟杜致礼，以后偶然也有圣诞节的卡片。后来到了2004年，我在香港见翁帆几次，她的父母都知道，不过说是要订婚，当然还是很震惊的一件事情。结果他们讨论了以后，告诉翁帆说，如果你跟杨教授都觉得这事对你们都好的话，我们当然赞成。
曹：您最早在汕头开国际会议跟她认识以后，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后来怎么又联系上了？
杨：我记得也许是一、两年，通常都是在圣诞节时候有圣诞卡。在2003年圣诞节的时候，翁帆写了一个圣诞卡寄到美国，2004年的年初，我在香港的时候收到了这个圣诞卡，是从美国转回来的，而且这一次她上面写了一个联系电话，她那时候不知道杜致礼已经不在了。以前她的圣诞卡上是不是写过电话，我现在不记得了，我没通过电话。这一次，我在香港，收到了她这个圣诞卡，里头有电话，我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所以那次就约会了。她那时恰巧写了这么一个贺卡，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
曹：那您从个人来说，是不是觉得跟翁帆小姐结合，让您更有一种安全感。
杨：当然。我经常去各个地方访问、旅游，她都陪着我。在我的日常生活方面，翁帆给了我很多的照顾。我想年纪大的人，非常怕孤独没有人讲话，在这点上，翁帆跟我有很多共同的兴趣，而且我们对于我们因为年纪的差别，所产生的不一样的感觉，也是我们常常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她所讲起来的电影明星，她所喜欢看的电影，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所讲的电影明星，我所喜欢看的电影，她没看过，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两边的碟都拿来看，教育我们彼此。
曹：听说你们家有个沙发正好容得下你们两个人坐下，你们把它称作为“爱之椅”。
杨：我们结婚以后有了这个“爱之椅”，我们两个人在那看电视。后来，有一天，朱邦芬院士他们到我们的卧房去看看，看到这个“爱之椅”，朱邦芬就说，杨教授，在你没跟翁帆结婚以前，我也到这里来看过，那时你只有一把一个人的椅子，我就觉得你是很孤单的。
曹：那您跟翁帆的父母见面的时候彼此怎么称呼？
杨：他们称呼我是杨教授，我称呼他们是翁先生、翁太太。我现在跟他们很熟了，因为他们到北京来住过，在香港也跟我们住过，最近我们还一块儿去杭州、上海旅游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2）
曹：当您决定跟翁帆结婚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讨论过你们的未来？
杨：当然，我曾经有一次跟她讲，说是我将来不在了以后，我赞同你再结婚，假如有合适的对象。她的反应是，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后来我想了想，我跟她说我刚才讲的这个话，是一个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话，年纪轻的杨振宁不会讲这个话。
曹：您觉得在您的眼里，翁帆跟其他女孩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杨：我想她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且没有心机的人，她是很自然的一个人，这个也许是我爱她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这当然也反映了我自己的个性。
杨振宁曾在在合肥、厦门度过了欢乐的童年，在他未满周岁时父亲杨武之赴美国留学，是母亲教会他认识了三千个汉字。杨振宁7岁那年，父亲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当教授，于是，清华园便成了杨振宁所有美好记忆的开始。
曹：您晚年又回到“清华园”，创建您一直想做的“清华高等研究中心”，我觉得这似乎印证了您所喜欢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的一首诗，就是：“我的起点就是我的终点，我的终点就是我的起点。”您在海外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以后回到祖国，重新开始你的研究，是不是特别有这样的一种感慨？
杨：当然，这个楼，是清华最早的四个建筑之一，叫做“科学馆”，是1918、1919年前后盖成的，我父亲1929年来了以后，他的办公室就在这个楼里面。我小时候，常常，尤其是夏天，放暑假了，我父亲到他的办公室来办公，我也跟他一块来，做我的功课。那个时候各个地方没有冷气，大楼底下的，房子里面很凉快，等于也是趁着个凉快。
曹：我听说，您父亲在您小时候一张照片的背后写过一行字，说：“此子似有异禀”，是不是爸爸在你小时候就觉得你有一些特殊的天赋在里面？
杨：大概是。我想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念得还可以，没特别什么好，我记得老师说，我不太小心常常有把墨水罐打翻了这一类的事，到中学以后念书就念得很好，尤其对于数学。你讲的这张照片，是我父亲有一年在德国休假，他很想念在清华园的我的妈妈，还有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人，所以我们就照了些照片寄给他。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人，那时候，他在每一个人的照片的背后都写了几个字，你刚才讲的就是在我的那张照片后面写的。
曹：您是1945年8月28日离开中国去美国学习的，听说当时父亲一直送了您很长的路。
杨：这后来我在一篇文章，叫做《父亲和我》里面有一个描述，我父亲送我出国的，那两个钟头的记忆在我的脑子里面，是非常深刻的。
曹：是不是第一次看到父亲这么表露，父亲对儿子的那种情怀？
杨：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们家庭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之亲近，平常也许没感到，可是现在立刻要远离，要好多年，还不知道前途是怎么样呢，在这样一个情形之下，当时的情感，可以说是迸发，而且是猛烈的，所以那个记忆就铭刻在我的脑子里面。
当时清华大学有20个同学和杨振宁一起留美，第一次离开家，杨振宁感到从未有过的思念和不适应。
杨：我和我们同学感觉到稀奇的，也是最初感觉到不能适应的是美国的男女关系。比如说我们打开报纸一看，到处都是女人内衣的广告，我们刚一看的时候觉得很不好意思，赶快都给翻过去。
然而能够在世界上最好的物理系深造，则是杨振宁极大的幸运。那么杨振宁和爱因斯坦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他又是如何遇到杜致礼并得到第一段美好姻缘的？
曹：我知道您父亲杨武之教授也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数学，那您当时选择这个学校主要是为了父亲的缘故，还是因为想跟随费米教授？
杨：不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我临出国的时候，并没有预备去芝加哥。当时我有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许可，可是到了美国以后发现费米教授要到芝加哥去，我是非常希望做费米的学生，所以我就改了去芝加哥。我父亲当然很高兴，知道我去了芝加哥，那是他的母校。他的论文的导师叫做狄克森，是20世纪初美国的大数学家之一，那个时候狄克森已经退休了，可是人还在，所以我父亲要我去看他一趟。结果有一天，我去拜访了一下狄克森教授，狄克森说他记得我父亲，而且他说他一生有很多研究生，只有一个中国人，就是我父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专访（3）
然而在芝加哥大学杨振宁做实验总是失败。因为他出国前，在那个全民抗战的年代，学生根本得不到足够的实验训练。
杨：那个时候我的同学在实验室里面要笑我，他们说哪个地方要发生爆炸，哪个地方就有杨振宁。
而有“氢弹之父”之称的泰勒教授劝杨振宁改做理论物理，之后，杨政宁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学术研究所的第一位华人教授。
曹：您在普林斯顿的时候，爱因斯坦教授已经退休了，但你们还是能够在校园里看到他。
杨：是。我是1949年在芝加哥得了博士学位以后一年到普林斯顿的，爱因斯坦当然是学院里最有名的教授，他已经退休了。不过我还记得我去的第一年，他因为刚刚有一个新的理论，叫做“统一场论”，这是他后半辈子所极力致力于的一个工作，所以他预备做一系列的演讲，当时这个学院的主任，叫做奥本海默。
曹：原子弹之父。
杨：奥本海默当时说，非常好，就去安排。可是这立刻就发生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演讲他必须要通知很多物理学界的人，不止是普林斯顿大学，可以说是美国全国的物理系，可是这样一来的话，新闻记者就要来，他想这下要糟糕了，新闻记者会把所有的座位都占据了。所以他后来就把所有的新闻记者找来，跟他们约法三章，说是爱因斯坦教授的演讲不能有太多的新闻记者在那里照相、发问题，所以请你们都到演讲厅，在爱因斯坦还没有讲话时，你们就照五分钟的照相，然后就请你们全部离开这个演讲厅。我想那恐怕是爱因斯坦最后一次做正式的学术演讲。
曹：我知道爱因斯坦教授曾经把您请到他的办公室，跟你们聊过一次。
杨：对，他对统计力学非常有兴趣。因为在1951年、1952年李政道跟我发表了两篇文章，是关于统计力学里面叫做“相变”，刚才我讲了，水变成气、水变成冰都叫做“相变”，“相变”是爱因斯坦非常发生兴趣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文章发表了以后，他看到了，他就让他的一个助手找我们去跟他谈，在他的办公室里面谈了一个多钟头。
曹：您刚到美国的时候，曾经通过吴大猷教授让胡适先生专门把您找去了，跟您谈了一下，您还记得胡适先生当时跟您谈了些什么？
杨：胡适先生，我小时候在北京见过他。1949年，吴大猷先生在纽约跟我说，胡适先生想要跟我谈谈，我当时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