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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锷军事进攻的同时，梁启超在上海承担着更为重大的任务，上海成为护国战争初期的政治、外交及后勤中心。
梁启超一边通过《时事新报》揭露袁世凯丑行，一边联络各方，策动反袁。当时，全国报馆几乎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鼓吹复辟，诋毁护国军，而《时事新报》作为进步党的机关报在梁启超的“魔笔”下，掌握全国言论，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反袁舆论基地。同时，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这两个以原革命派人士为首的组织也迅速和梁启超熟络起来，而袁世凯的得力干将冯国璋也因不满袁世凯复辟帝制丑行，与梁启超越来越近。
云南地立后，德国、法国驻中国领事同情护国军，相继表明立场，甚至愿意帮助援力，只有英国顾及自己所属利益，稍有异议。处于最重要地位的是与袁世凯签定“二十一条”的日本。为了探清日本的心思，梁启超通过自己的日本友人犬养毅等活动，使得日本政界###、陆军方面和在野党都纷纷谴责政府政策，日政府不得不改变主张，但是其真实目的却仍是乘“欧洲战乱，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另行物色一真实确定携手之人，与之握手”。 随后，日本政府派青木中将驻沪，专门负责与护国军的联络。外交上的胜利成为护国运动胜利的保证。
云南是一片贫瘠之地，发动护国战争，所耗粮饷颇多，“梁启超惭汗焦灼，不可言喻”，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梁启超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借款购械”，并派女婿周希哲前往南洋筹款。“扩充富滇股本”，“强劝巨室投资”，使得护国军财政危机缓减，为前线提供了强力支持。
梁启超在上海为躲避袁世凯的眼线，隐居于静安寺，闭门不出，每日仅靠别人送饭二餐充饥，“茶水亦珍贵视若‘甘露’”，然“每日皆竭全力以作文”，沉溺于反袁护国运动的运筹帷幄当中，亦“觉此境甚乐也”。
惊险的偷渡之旅
云南宣布独立之后，护国军军事战略计划恰当，士气旺盛，不断取得胜利，势如破竹，首取叙府，占领纳溪。胜利鼓舞了护国军的斗志。1916年1月27日，原贵州巡按使刘显世在收到袁世凯寄来的三十万军饷后，正式宣布独立，稳定了云南的外围，使护国军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大胜利。
护国军的接连胜利及贵州的独立，深深地震惊了还在做皇帝梦的袁世凯。慌乱中，袁世凯连下谕令，派曹锟、张敬尧的北洋精锐部队进攻纳溪，冯玉祥、任祥祯所率二师进攻叙府，龙觐光的7000兵力进攻滇东及滇南，对护国军形成了北、东、南三个方向上的大合围，压力骤然降临在护国军身上。
2月，护国军遭遇了曹锟的北洋精锐部队，在泸州与纳溪之间展开了激战，不久，泸纳血战总攻受挫，护国军不得不退出战斗。蔡锷所部孤军奋战在四川蜀道，以“不满五千人的饥疲之众”对抗曹锟的“几十万器械精良，粮食充足”的军队，身处险境，有《军中杂诗》一首云：绝壁荒山二月寒，风尖如刃曰如丸。军中夜半披衣起，热血填胸睡不安。川南战场的处境危抑，而湖南战场的开辟，湘西及川东站场的胜利暂时牵制了北洋军队，有力的支援了川南护国军。二军进入了对峙阶段，但护国军的形势更趋紧张。这时，广西方面成为决定护国战争胜负的关键。
护国战争的形势让梁启超焦灼万分，揪心不已。“外国渐有致疑于我之实力”而“东南诸镇之观望者多”，更为可怕的是护国军中将士渐有溃气之迹象。形势对梁启超越来越不利，而护国军诸将也把希望寄托在梁启超的身上，梁启超的广西独立步伐加快了。
梁启超的起义方略中，便有广西独立的计划。到上海后，这一计划便开始投入实践。但是广西都督陆荣廷打着“桂人治桂”的旗号，拢络旧军队中的军事人才，形成了桂系军阀集团，与袁世凯素有间隙。1915年，高级特务王祖贤被委任为广西巡按使，用以监视陆荣廷。袁世凯称帝后，陆荣廷借口患病不出，静观时局，伺机而动。
陆荣廷与梁启超素未谋面，梁启超通过蔡锷、陈炳坤与陆荣廷联系起来，而陆荣廷也对梁启超极为敬仰，颇为推重，二者迅速接近起来。经过深思熟虑，陆荣廷决定揭竿而起，响应云南起义，并派人赴沪请梁启超入桂共图大业，并说：“只要梁启超早上抵达广西，我陆荣廷当晚即宣布独立。”梁启超听后大喜，欣然应允，立即奔赴广西。
3月4日上午10时，在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的帮助下，梁启超与唐觉顿、黄溯初、黄孟曦、蓝志先、吴贯印、唐伯珊7人躲过袁世凯耳目的追踪，乘坐日本邮船“横滨丸”飘然而去。
虽然登上了“横滨丸”，由于袁世凯的侦探无所不在，梁启超为避免暴露，只得整日“蛰伏舱之最下层”，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能“窃蹑舷栏”，仰望夜空，思宇宙之无穷，聆天地之悠悠，大海似乎更加宽阔。漫步于甲板，呼吸着海水的气息，“悟天下之至乐”，顿觉精神进入了另一个境界。梁启超在船上草就“袁氏劝退”，军务院设置诸问题起草通牒、宣言等，用以指导运动的进行。《现代与道德》终卷、《通俗世界全史》第六编半部，“此横滨丸中海行数十日之功课也”。
梁启超逃离上海的同时，袁世凯“即通电两广要隘，梁启超等人将潜行内地，谋为不轨，如查出即扣留，请示办法”越南、香港政府也收到了来电，梁启超的面前张起了一张大网，正等着他的到来，而梁启超只得觅法破网前进，以寻一路通行。
3月7日11时，“横滨丸”抵达香港。有顷“有二英捕及二华捕”上船，诘问一干人等的姓名及来香港目的，甚至对行李也严加搜查，“凡有字纸，必读之数遍”。香港戒严，可见一斑。后“搜出陆荣廷所给护照一张，疑为广西官吏，始舍之而去”，庆幸的是，“梁任公所草起义后讨袁之榭文二，康南海寄陆幹卿之书一，皆未被收去。”
而这时，又传来了不利消息，让梁启超处于两难境地。3日，驻港法领事宣布新章，“无论何国人欲入海防，皆须领护照，每一护照须有两殷实富商家担保，并缴相片二张，且须亲盖手模”。在“谋揭竿事”的时候，梁启超怎样找殷实之商家，又怎能上岸拍小照呢？而若经广东西江入桂，“袁、龙防范甚严”，无疑于羊入虎口，梁启超进退维谷，焦虑让他寝食难安，毕竟护国军仍等着自己去领导，千万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随后，梁启超经过一番思考，决定由唐觉顿等先赴广西，自己另谋他途。8日，唐觉顿、唐伯珊带着梁启超起草的广西独立等文件，乘小轮直奔梧州，蓝志先、吴贯因、黄孟曦上岸投宿在松源旅社。然“香港各旅馆住袁、龙侦探多”，第二日，李根源来访邀二人移住李根源寓所，不多时，“警吏遂来松源旅馆搜索”， 若不及时转移，后果可想而知，不数日，三人先后直入梧州。
横滨丸停泊在九龙，然警吏搜查甚至，只得驶往海中停泊，以避人耳目，由于转乘之“妙山丸”未到，梁启超只得蛰伏舟中，虽父在港病危，亦不敢登岸探视。身体、心情均受到压抑，郁闷、愁思让他的思维甚至有一种“由港直入梧州”的想法即将喷涌而出。
港中党人领袖李根源、杨畅卿等人来访，与梁启超畅谈总统问题及军务院组织事宜，梁启超主张遵照国法，推举黎元洪为总统，后“举国皆言推黎元洪继任，而首倡此议者，则梁任公也。”梁启超在船上将欲入梧州的想法说与众人商讨，遭到同行者坚决反对，只得放弃陆路，仍经海防偷渡入桂。
12日12时，在日友人的帮助下，梁启超、黄溯初乘小轮由横滨丸转乘妙义山丸，即将启航，离开香港，直驶越南洪崎。“妙义山丸”虽然设备极为简陋，然而，船长为梁启超“别治一室”，“三日夜恣徜徉，呼吸海气。”若“横滨丸为缛丽之地狱，此其朴塞之天堂矣。”在这里，《胡国军政府宣言》、《致电使团领事团电》、《尚礼大总统电》及《军务院布告》等等纷纷出炉，黄溯初也起草了军务院组织条例，可谓收获颇丰。15日，妙义山丸至洪崎时，日驻海防之名誉理事横山秉日本政府之命，以游白大龙为名，驾游船携眷数人前来迎接。白大龙为海防附近之海湾，距洪崎仅十余里，水碧沙白，小岛星罗，朝晖夕阳，美观无匹， 梁启超无意中游如斯胜境，只觉神情大爽，情感四溢。夜8日，大雨滂沱之中，梁启超抵达海防，宿于横山之卧室，警吏竟不之知。
17日清晨，横山用汽车将梁启超、黄溯初送至他所办的帽溪牧场，这里在帽溪万山丛中，为敌谍所不能触及。18日，黄溯初冒充日本记者受梁启超所托先赴云南，与唐继尧商讨护国军政府宣言及其他要事，并有《致滇军将士书》托唐继尧转致蔡锷。
蛰居帽溪牧场的十天，成为梁启超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时光。“地卑湿搔缘延榻间以百计”，数日后，“至无完肤”，又一日不御烟卷矣。口渴时，“乃不得涓滴水，一灯如豆，遂有书亦不能读也，”况且油且尽矣。生活艰苦，而生命也遭到袭击，此间有一种病，“由烈日炙脑而生者”，当地人都以黑布裹头以避之，横山告知后，梁启超不以为意，竟罹之。“孑身在荒山中，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梁启超甚至认为“此时殆惟求死，并思家人之念亦不暇起矣”，直到第二天，有人来探视，急以一种草药治之，才“霍然若失”，“若更一日不治，则无救矣。”梁启超的生命，差点毁在这山峦重叠，雾障重重的山野之间，病好后，梁启超提笔著成《国民浅训》一书，并作《从军日记》一篇，以纪念从军入桂之旅，一篇篇“宣言”、“通电”如利箭般穿透了袁世凯的心脏。
26日，梁启超离开帽溪，越过“谍骑四布”的越境，于27日午后3时，踏上了深切的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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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丑剧落幕
滇南战场再起波澜，北洋军龙觐光所率之粤桂军，大兵压境，形势危急。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一边发表舆论，痛斥袁世凯“内为奸谋，外媚强敌，丧权辱国，怯懦无耻”；使得讨贼之声高涨，一边率军经滇越路至蒙自进军广西，与龙觐光军激战于剥隘、百色、富川。
这时，陆荣廷与袁世凯虚与委蛇，拜受官职，接受饷银、枪支，作为进攻护国军的假相，暗地里与梁启超密谋独立事宜。12日，隐藏于龙觐光军中的桂军将领马济、黄敏成反戈相向，与李烈钧一起生俘龙觐光，取得百色大捷，护国战争的形势为之大变。13日，陆荣廷、梁启超及广西第一二师师长陈炳坤、谭浩明等联名通电袁世凯，要求其即日辞职，“以谢天下”。14日，唐伯珊、汤觉顿携带梁启超起草的广西独立文件抵达梧州，15日，陆荣廷在柳州的行营改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部，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正式通电全国宣布独立。随后，肃清了广西境内袁氏势力。3月27日，梁启超进入镇南关，抵达龙州，“全城爆竹之声，喧闹沸地，聚观者空巷”。。数日后，梁启超登上了前来迎接的南宁都督府第六号巡轮，于4月4日抵达南宁，陆荣廷亲自率军自梧州返南宁曦江口相迎，“两人携手入城，万旗齐飏，万炮齐发，列队肃肃入都督府”。
广西独立，使得滇、桂及川南湘西连成一片，护国军后方得到了巩固，使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反袁斗争进一步高涨，护国军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反袁烈火，如燎原之势，燃遍了西南各地，直逼中原。北洋军阀内部的争夺逐渐公开化，战场上陈宦停战，冯玉祥倒戈反袁，张敬尧也开始动摇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军阀实力派，联合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庆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共同联名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共和。袁世凯众亲叛离，被迫撤销帝制，于3月22日向全国公布，83天的洪宪帝制丑剧结束了。
可是，不当皇帝的袁世凯仍然希望能够就任总统。梁启超看穿了袁世凯的阴谋，电告陆荣廷等坚持袁世凯退位，并写了《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翻译成中、英两种文字，翻译成册，散布中外，袁世凯伪造，民意的丑行暴光于光天化日之下，再无立足之地。
护国战争发展到如此地步，若仍欲“逼袁退位”，广东成为必争之地。而此时广东都督龙济光乃袁世凯亲信，百色大捷中被俘的龙觐光正是他的哥哥，若想谋策广东独立，难度可想而知。
龙济光在袁世凯称帝后，受到了恩宠和重用，在广东大行帝制运动，屠杀革命党人，戕害百姓，广东人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自发组织了“屠龙团”，反对龙济光。而护国战争爆发后，陈炯明在惠州附近成立粤军司令部，徐勤以香港、澳门为基地组织广东护国军，朱执信砸南海、顺德等县组成了中华革命军，而广西独立，龙军内部起义不断，各派反龙军对对广州形成包围态势。龙济光面临着兵临城下、众亲叛离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龙济光秉袁世凯旨意宣布假独立，并邀梁启超、陆荣廷派代表前往广东谈判，缓和各军进攻。
各省义军在广东假独立后，继续进攻，决心驱逐龙济光。但是陆荣廷、梁启超等商议后，决定采取妥协手段，开始议和谈判，以避免广东人民遭受战火。
4月12日，龙济光在珠海岛八角亭水上警署，召开会议，讨论民军与龙军的合作问题，汤觉顿作为梁启超、陆荣廷代表参加了会议，同时还有民军总司令徐勤、国民军代表何福桥、广东方面还有海军司令员都督府顾问谭学夔、警察厅长王光龄、商会团长岑伯铸、龙军代表贺文彪、颜启汉、潘斯凯等。会上，徐勤提议粤省所有军队一律改为护国军，另举司令员问题，这时会议仅仅进行了十五分钟，便陷入了争执。颜启汉拔枪就射，顿时枪声大作，汤觉顿、岑伯铸、谭学夔、王广龄、贺福乔等不幸遇难，徐勤在乱枪中机警逃脱，幸免遇难，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海珠惨案。
海珠惨案发生后，广东各地军民群情激昂，要求进军广州，杀掉龙济光，而梁启超、陆荣廷也率军一万东进，将与龙济光决一死战，面对如此严峻状况，龙济光不得不稍微让步，处决海珠惨案主谋四省禁烟督办蔡乃煌，并派巡按使张鸣岐赴梧州商谈两广“合作”条件，并于其后亲赴肇庆，接受合作条件“龙宜带兵北伐，而以都督让之他人，每日则给龙军饷若干万，并宜交出蔡乃煌及海珠惨案罪首颜启汉等”。
5月1日，两广督司令部成立于肇庆，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统一领导两广的军事行动，团结了各路民军，孤立了龙济光。
龙济光答应合作条件后，陆荣廷率军前往湖南战场，广东方面顿时力量大减，龙济光见梁启超等态度渐趋温和，兵力又不足时，又违背诺言，既不让出都督之位，又不出兵北伐。梁启超无奈之下，只得保留龙的地位，换取一个“北伐宣言”，龙济光答应后又不肯宣言北伐。
龙济光的反复无常，激起了肇庆军人及各地民军的极大愤慨，纷纷